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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李立三等在克鲁梭勤工俭学的同学151人，还联名给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中国驻法国副领事李石曾发去一封长信，阐述了要求进入里比两大学学习的急迫心情。
在李立三、赵世炎的第二次宣言发表当日，里昂中法大学协会用法文向留法中国学生发了一个通告，宣布：凡入校生必须呈验文凭和进行考试；不收非官费生和无力支付学费、生活费者。
这个通告实际上等于是向勤工俭学生“宣战”了。“通告”说招收中国学生的目的，是在养成教授、科学研究和其他学识运用的三种人才。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勤工俭学的学生很难有这种资格，尤其是说“非有财力上相当的保证，断难入此学校”……这更是给勤工俭学生一个最大的打击。
为此，勤工俭学生派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谈判。老奸巨猾的陈箓在接见勤工俭学生代表时先是极力威胁，说：“法（国）外交部秘书白特洛，对于此次学生（指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借款事件，非常愤怒，当时便通知我，谓已定妥1400船位，分两次将勤工俭学生运回”。当学生代表陈述要求里大开放之理由时，陈箓又装出极诚实的态度对代表说，“送回中国不是我的意思，是监督委员会因八月十三日的事（殴打王曾思），很为动怒，出此主张。我还是极力设法维持。我在法一日，学生一日没有回国的事。现在吴稚晖先生快到了，里昂大学可安排一部分，其余慢慢地设法。”学生代表又同他商量去“里大”的事，他假惺惺地答应说，愿支出十万元作为到“里大”的车费及生活费，并说：“你们先须去六七百人，乘吴稚晖未到，将校舍占住。他一到就不成功了，法人方面的交涉，我完全担任。中国人方面，你们自己去交涉，我不过问。”随即拿出二百元交克鲁梭方面代表带回，作先发队15人的车费。实际上，这是陈箓把勤工俭学学生骗去里昂的一个计谋。
在此形势下，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即刻向各地同学发出通知，请派代表赴巴黎。
9月17日，各地学生代表100多人齐集于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争回“里大”问题。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李维汉等都到了会。一致署名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宣言，提出的目标是：“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大学为惟一目标。我们的信条是：①誓死争回‘里大’；②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③绝对不承认考试”。
但是，在如何争回“里大”问题上又分为三派。一是主张在巴黎请第三者做调（解）人；二是主张静候“里大”考试消息；三是主张先以一部分人迁入“里大”，再办交涉，主张直接行动，所谓“与的不如取的。”这后一种主张，是李立三他们在第一次宣言中就提出来的。
于此，李立三他们不得不又在9月20日早晨发出了紧急通告：
本会19日通告宣布根本解决全体勤工俭学问题惟一的目标“争回里大”与三个信条（同前）而后，接着严密地讨论争回“里大”方法。因历史的教训，四面空气的压迫，与时机的紧急，决定下列三事：
①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代表5人；
②由本会于巴黎、圣日尔曼、芳丹白露、克鲁邹（梭）、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尔等处同学中，组织先发队百人，随同本会出发，占据“里大”；
③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昂大学）队，陆续向里昂大学出发，最迟于通告到后48小时内有代表3人以上赴里昂。
9月19日，赵世炎和李立三，作为克鲁梭的代表先期到达里昂。随后，蔡和森等也到了里昂。王若飞、李维汉等作为驻巴黎的代表，负责和陈箓进行交涉，并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同情。
在对全体勤工俭学生进行了广泛动员之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成了120多人的先发队，赶在吴稚晖从国内带来的“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9月21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驻“里大”。为便于统一指挥行动，出发前委员会发出命令：①每组举干事一人，对于该组负经济及行动秩序之责任；②每人只能带小提包一个，应带对象为毡子、刀叉、必用书物、随身护照；③队员必须绝对保持秩序，遵守时间；④队员不得擅离本队；⑤里昂下车后，由驻里招待员引导入校，未遇招待员时，由本队干事负责，队员不得自由行动；⑥入校不得自由出入；⑦饮食由委员会预备；⑧房舍由委员会指定。进行极有秩序，严同军队一般。
然而，校中早有准备，各处房屋都上了锁。学生无可奈何，只好先在后边草地休息。随即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均被校方负责人褚民谊严词拒绝。“口口声声‘里大’是中法合办的，凡事须得法人同意，并怂恿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及中国‘里大’法国书记古朗出来说话。”不久，来了8名警察，对勤工俭学生严加监视，许入不许出。下午4时半，大学协会书记古朗带着警察来到同学面前，将大家的护照逐一收去。李立三等印发了法文传单，反对法国政府压迫中国学生。22日，又有数十名警察来到校内，李立三、赵世炎等出面与警察交涉无结果，学生们被法国警方强行用十几辆汽车将学生押送到一个大兵营，过起了俘虏式的生活。留巴黎的代表得知同学被囚，立即往公使馆找陈箓，让他赶紧向法国政府交涉，解除监禁，恢复大家的自由。23日，陈箓派副领事李骏往里昂调查，表面上说是去交涉，实际上是去策划更大的阴谋。
而此时，吴稚晖带着在国内收的120多名学生在马赛登岸了。他们25日来到里昂，威风凛凛地跟着吴“校长”走入炮台，这时，学校各处的门也同时打开了，一切的预备都齐全了，都被其事先安排好了。
27日，经过奋力争取，有10名被囚学生代表出兵营与吴稚晖谈判。他们向吴提出：①由勤工俭学团体调查勤工俭学生确实人数；②以“里大”房屋能容限度为招收勤工俭学生之标准；③不入“里大”者得以相当之经济额入其他指定学校；④自愿做工者得受相当之补助；⑤经费筹集由中法政府、中法少年监护处、“里大”及与勤工俭学有关系之团体共同组织经济筹备委员会筹集之，其方法运动（用）庚子赔款及向国内募集；⑥所筹得之经费由“里大”分配。
而吴稚晖却对学生代表说：“须知‘里大’为造成高等人才起见，与勤工俭学宗旨不合。‘里大’委员会早有宣言，诸君如欲渴望‘里大’有所作为，则属幻想。”他坚持两条根本原则：“里大”不开放，勤工生实行工读。这就把勤工俭学生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可能性封得死死的。而褚民谊则更诬告百多名勤工俭学生“都不是好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 。
这时又有石英、黄齐生二人出面调停，一面同吴稚晖商议根本解决办法，一面要求公使陈箓履行前诺，同法政府交涉，恢复同学自由。陈表面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说什么“愿意去力争”、“屡向法外（交）部交涉。”其实骨子里深恨学生，大搞阴谋诡计，他既把学生鼓动起来“闹事”，又趁机挑唆法国政府，想借这个机会，行他一网打尽之计，以报私仇。陈箓与法国政府串通一气，意欲将同学们置于死地，为把同学们遣送回国制造根据。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当我们得知法国当局要把我们押送回国的消息后，我便和世炎同志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当时认为，回国也好，到国内去进行革命。但同时又认为法国还有那么多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没有人领导也不行。世炎劝我留下，我则认为他是勤工俭学会的负责人，因此建议他留下，他同意了。
在双十节我们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商议时本来打算较长时间的绝食，但内部有人不同意，而对外宣布时并未说明是一天。吴稚晖等人害怕事态扩大，因此在我们宣布绝食后着了慌，吴稚晖来和我们讲话，我也起而讲话驳斥他。骂他出卖中国勤工俭学生，和法国政府勾结压迫学生。吴稚晖看说服不行，便回去了，与法国当局商定把我们押送回国。
李立三等在开展绝食斗争时，还发表了绝食宣言：
自法兰西学者以自由平等之说，主民主政治之基，而吾国人乃有此双十节之纪念。吾人对于此以自由平等为特殊属性之纪会日，应如何庆幸于有此纪念日之第十年？吾人乃以求教育平等之故，系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国徽之法兰西监狱。吾人将以何者酬此国庆？吾人百无所有，惟有热血与热泪耳。“不自由毋宁死”一语，为发扬光大自由之精义。吾人殊不敢死。吾人于此最后之努力未伸，受良心上之鞭策而不敢死之时，乃不得不“自悼”，悲愤之余，“绝食一日”。在以自由为标帜之民主政治之下，吾人乃以求平等之故而不自由，夫复何言？吾人惟有用此极悲伤之表示，使民主二字得有明确之解释。
九、万里迢迢“押解”路
图穷而匕首见，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达成“共识”：要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10月13日晚，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人被强行押解到马赛港停泊的一艘邮船底部，穿上由法国当局发给的颜色、样式完全一样的绒衣裤，像犯人一般被严加看管起来。
“当时军警突来，计武装兵约百人，荷枪上刺，如临大敌。又警兵百余人，手持利刃，胸怀手枪，势更凶猛，将同人押上囚车，四周均用铁门关锁。到车站时不见一人，惟有纠纠者无数，露刺以待，将囚车直靠火车，按名送上。车上又有警兵无数，每六人用四警看守，不许移动一步。窗门窗帘，全行紧闭，空气不通，黑暗如旧，直到马赛靠岸。出车即上船。有一法警自说，彼等办理强盗亦无如此次之严。则同人被迫之痛苦，可想而知矣！”
在被押送回国的104人中，真正勤工俭学生仅60余人，其余都是自费生及官费生。李立三等与所有被押送的中国学生，被如狼似虎的法国军警用枪刀比画着、吆喝着，塞进“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内，用警兵严加看守，连求一方便的自由也得不到。14日下午4时，轮船从马赛港起航，仍有一名法国军官并士兵8名监送同舱看守，他们将一直押运着这批学生直至一同到达上海。沿途所经各埠，均不准学生上岸。及到槟榔屿与新加坡时，得华人林长民先生之助，这些学生才得上岸一游，透透气。当地许多侨胞，见这些学生如此痛苦，深表同情，纷纷馈赠食品、衣物，聊表心意。然而，赤道万里，酷热异常，身着夹衣，汗流如洗，其痛苦实在不堪忍受，再加上船上的伙食极差，学生中生病的人不少……
在如此艰难的押解途中，李立三等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斗志。为改善待遇，他们经常与法国军警据理力争，同时把学生也组织起来，大家互相鼓励，紧紧团结在一起。也就在这次押解途中，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相伴终生的围棋之缘。这是后话。
被押回国的104人，除李肇熙等5人在中途离船，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颜昌颐、张昆弟、罗学瓒等22人于11月中旬在香港登岸以外，陈毅等其余77人于11月23日晚抵达上海。万里押解回国的结束，也同时标志着由李立三等人发动的争回“里大”运动的失败。
这次斗争的参加者唐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虽然是失败了，却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坚定革命精神，使中法反动当局胆寒。立三同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一直同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一起，战斗在最前列，表现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革命战斗精神，也表现和锻炼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李立三、蔡和森在法国时就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当押解他们的轮船1921年11月20日左右抵达香港时，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张昆弟、罗汉、贺果、罗学瓒、周钦岳等22人，争得海员们的帮助，即离船登岸，意在去广州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取得联系。
可是，当他们转赴广州，见到了粤区党委负责人陈公博时，才得知陈独秀已于1921年8月（注：应该是9月）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为了与陈独秀取得联系，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和其他6名同学只好又折回香港，再乘轮船于12月11日抵达上海。在铭德里2号党中央机关，由共产党员陈公培介绍，李立三、蔡和森拜见了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向党中央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和他们本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陈独秀与他们一起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还请李立三写信给赵世炎，让他也迅速回国参加党的工作。李立三和蔡和森两人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无介绍人，无候补期）。李立三被派遣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蔡和森留在中央，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党的工作。
归国学生到达上海后，一边靠各界人士的捐款救济维持食宿，一边等候留法同学寄回的行李。而李立三没有等行李运抵上海，就怀着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立即动身赶赴长沙。
3。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
安源，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漫漫革命征程中的
一个成功起点；他一生中有声有色的重要时期之一。
然而，由于政治的原因，这段史实却长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人把本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他人身上……
一、安源路矿与毛泽东的考察
安源是江西省萍乡市城东南6公里处的一个古老煤矿，有着丰富的优质煤炭。安源路矿，是汉冶萍公司形成过程中创办的萍乡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1898年，汉阳铁厂为运输该厂所需燃料，在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