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第22部分

　　　　像这样的指控，卡斯特利奥替自己辩护，岂非轻而易举？博登斯坦热心过度，他对卡斯特利奥的指控矛盾百出，荒谬昭彰。何况在巴塞尔，人人清楚卡斯特利奥平生无可指责。结果是被告未曾像塞尔维特那样，立刻镣铐加身，锒铛入狱，遭受虐待，而是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召到评议会去回答指控。

　　　　他实话实说，指出控告他的博登斯坦不过是一介傀儡。他坚称，加尔文和德？贝采才真正教唆了此一控告，他们必得亲自出面。“我既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我真诚地求你们给我机会替自己辩护。如若加尔文和德？贝采行为诚信，让他们到法庭来，证明我犯了他们指控的罪行好啦。如若他们相信自己行为公正，又何必惧怕巴塞尔的法庭？因他们在整个世界面前，对我轻率攻讦。……我清楚控告我的人颇有势力，然而上帝更其力量超群，他的审判绝不因人而异。我知道自己藉藉无名，身轻势微；然而上帝瞩目于卑贱者，若他们遭到不义的戕害，他会要求偿还。我承认法庭的裁决；我要说，若我犯了任何他们指控的罪行，当以生命为抵！”

　　　　如此直率的要求，加尔文和德？贝采绝不愿遵行。他们都未曾出席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看上去这恶毒的指控即将烟消云散；就在这时，卡斯特利奥的敌手们却得到一次意外的助力。有一些迹象显示，怀疑卡斯特利奥是异端的看法颇有道理，他还跟旁的异端过往从密。原来一件奇特的事情，给揭露了出来。有位有钱的外国人，好像还出身贵族，在巴塞尔区的宾宁根城堡住了二十年。他叫做让？德？布吕热，在资产者的圈子里面深受尊敬与爱戴。一五五六年他去世了，当灵柩安放于圣伦纳德教堂的墓穴里，巴塞尔人倾城出动，参加他豪华的葬礼。过了几年，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不胫而走，说这杰出的外国人，不是贵族，也不是商人，竟是个声名狼藉的异端头子给放逐了出来！他本叫大卫？若里斯，写过本名叫《论奇迹》的书；对再浸礼派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他从佛兰德斯神秘失踪。敢情巴塞尔人在他身前身后，都不恤给他甚高的荣誉，他竟然是真正信仰的死敌——清楚了这点，好不叫人大为尴尬。为补偿对这骗手误施了殷勤，当局煞有介事地对这过世已久的罪犯进行了审判。异端的尸体给掘了出来，一团狼藉地在广场的绞架上面挂了几天，再连同一大批异端著作，在巴塞尔的市场付之一炬。成千的看客，观看了那骇人的场面——而卡斯特利奥出于不得已，必是跟其他大学教授一起，目击了这一情景。请想象他的感受罢。大卫？若里斯亡命巴塞尔期间，与卡斯特利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携手援救塞尔维特；或许若里斯也参加了伪称“马蒂努斯？贝里乌斯”的《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的写作。基本上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从来就不曾相信，住在宾宁根城堡的那位流亡者，像他自称的是个商人；他也必定早就清楚那所谓让？德？布吕热的真名实姓。卡斯特利奥在实际生活当中，正如他的著作一样的宽容，他绝不会去告密，也不会拒绝向旁人伸出友谊之手——虽然普天下的教会和世俗当局，都来驱赶那位大卫？若里斯。

　　　　卡斯特利奥同那名声最臭的再浸礼派之间的可疑关系揭露得不合时宜，因这颇能够支持加尔文之流对他的指控。显而易见，对这个异端头子，卡斯特利奥曾经予以保护。那末，他怎么就没有保护所有的异端？而且祸不单行，就在这时，有人提出证据，说卡斯特利奥曾经与另一个邪恶的异端伯纳迪诺？奥奇诺过往甚密。这奥奇诺曾是个方济各会修士，又做过托钵僧的代理主教，他的布道在意大利全境享有盛名。后来，他被宗教法庭革出教门，亡命瑞士。在瑞士他做了改革派教会的牧师；即便这时，他依然以其进步的观点惊世骇俗。特别是他的最后一篇著作《对话卅集》，包含了对《圣经》的一种新解；这种解释，整个新教世界无不认为亵渎了上帝——这伯纳迪诺？奥奇诺援引摩西的律法，断定多配偶制度非但理论上可以接受，亦为《圣经》所认可——虽然他还不敢建议实行。

　　　　这书里便包含了如此丑恶之极的观点，其倡导的其它观点亦为正统派视为无法容忍。问题是这篇异端著作以拉丁文问世，由卡斯特利奥将原本的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是卡斯特利奥无疑要对传播那最“可恶的”观点负责任。对奥奇诺的诉讼已经展开；在那种形势下面，翻译的人自然也得视为同伙，当受的谴责绝不轻于那意大利的作者。于是加尔文和德？贝采开始不停地含糊其辞，硬说卡斯特利奥是这些顶顶危险的异端的中心人物；既然揭露出他与大卫？若里斯、伯纳迪诺？奥奇诺之流过往甚密，这便为加尔文等人的指控提供了证据。再也休想指望巴塞尔大学还能对这样的家伙假以援手；不等审理开始，卡斯特利奥的案件已经满盘皆输。

　　　　一个倡导宽容的新教徒，能指望从当时那般毫不宽容的人手里得到什么，卡斯特利奥只消看看他的朋友伯纳迪诺？奥奇诺的命运，自会一目了然。直到卡斯特利奥辞世，奥奇诺那不幸之杯依然未曾满溢。这位牧师曾由意大利亡命到苏黎世；但苏黎世到底将他驱逐出境，当局甚至不准他缓期的请求。他已经七十六岁，贫困潦倒，新近丧妻；然而如此的不幸，得不着任何怜悯。那般虔诚的神学家，高兴逼迫他伴着无辜的子女，重新亡命他乡。十冬腊月，大雪封山；他的敌手却认为好得很哩：要是那不幸的老头儿瘐死路边，他们才兴高采烈呢。嘿，他总得在世界的不拘什么地方，找个栖身的所在罢？那般狂热分子赶走了他，还决意在他的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他们生怕好心人多给他和他的子女解除寒冷、提供庇护，便赶在他前面发出信件，警告那些良善的基督徒，休将这可怜人放进门去，要把他当个麻疯病人待。这年迈的学者像乞丐一样离开瑞士，顶着大雪，夜宿茅棚；他取道向北，横穿德国到达纽伦堡。这里的新教徒同样对他提出警告，但允许他短暂逗留；他最后的一丝希望，是能在波兰找到些好心人，肯给他和子女吃食与住处。然而便是在波兰，不宽容的教徒仍然对他大肆迫害。他逃到摩拉维亚；一五六四年和一五六五年之交，他死于赤贫，并给人像流浪汉一样埋掉，连埋葬的位置也无人记得。

　　　　卡斯特利奥清楚朋友奥奇诺前一段的颠沛流离，也知道他极可能遭到相同的命运。他会当个异端受审讯；像他那样的人，惟一的罪过便是太嫌人道，在如此不讲人道的时代，就休想得着人道与同情。他曾替塞尔维特做辩护，而今相同的命运也会临到他的头上。十六世纪的不宽容活像扼杀旁人的人；对它最危险的对手——那些宗教宽容的使徒，它绝对不恤扼住他们的咽喉。

　　　　然而幸运得很——那般狂热分子们本想见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死于监禁，死于流放，要么死于火刑，这最大的胜利终于没有得逞。是死亡，把他从那些无情的敌人手里救了下来。长期过度的操劳，毁了他的身体；他的体力无法再抵抗如此之多的悲哀与刺激。他在大学和书斋里奋战不辍，徒然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到头来他只能卧床不起。他开始呕吐，止也止不住，直到负担过重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以四十八岁的年龄去世——于是如同一位同情他的朋友，在一切都已结束之后所说的：“天帮忙，算救他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他的死终结了那场毁谤之战。他那城市的公民们到底认识到，对于巴塞尔居民当中这最高尚的人，他们的保护何其不力，然而为时已晚。他些微的遗产，适表明这伟大的学者贫困到何等地步。房里根本找不到一块银器。他的朋友们得垫付丧葬费用，偿还零星债务，还要扶养他的几个孩子。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葬礼，算得上道德的胜利；对把他控为异端的无耻行径，这仿佛一次补偿。那般胆小如鼠的人，在他被控为异端之后对他躲避不迭，如今却急着显示对他何其热爱尊敬。大学的全体师生跟在灵车的后面，学生们将灵柩扛到教堂，埋在墓穴当中。他的三百名学生出钱，为他建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学识，记念他纯洁的一生。”






第九章、两极相遇


　　　　雨过长空净　　　　乱敉人寰青
　　　　哀野息兵燹　　　　生民初和平
　　　　追悼命危浅　　　　处处闻悲声
　　
　　　　——玛格丽特？德？奥特里什之歌

　　　　表面看来，斗争已经结束。加尔文除掉卡斯特利奥，便翦除了惟一敢与他作对的杰出智者。与此同时，他也箝住了日内瓦政敌的嘴巴，这独裁者便得以无羁无绊地将政策推广下去。独裁者们在统治之初，如若平安度过了不可避免的危机，总觉得可以做到长治久安。这便如同人体的器官，既经过暂时的不适，总会对新的生存环境有所适应；一个民族，自能同样适应新的统治措施。老一代会怀念往日的宽松，并痛苦地比之眼下政权的凶暴；然而他们既已过世，年轻的一代对往昔毫无印象，他们成长自新的传统之下，将这新传统视为天经地义。终其一代，他们受到一种观念决定性的塑造；于是加尔文的神权政体统治二十年，这独裁者的新十诫，便从神学的概念，演进为物质的实体。公正讲来，得承认这卓越的组织家，从获胜伊始，便深思熟虑地开始工作，将他的体系逐渐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制度。他在日内瓦建成的那铁一般的秩序，在行为方面足称典范。改革派教会的成员，从西方世界的四面八方到这“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这堪得赞美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迭。严格的教规，斯巴达式的坚忍，都已竭力实现到极致。不用说，追求单调划一，便牺牲了生机勃勃，丰富多姿；愉悦的生活，也必得让位给数学般的精确。然而日内瓦的教育，却获得了人文科学当中相当煊赫的地位。学校，大学，福利机构，都出色得无与伦比；科学事业得到勤勉的扶植；日内瓦学院既经建立，加尔文非但建成了新教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更建成个有似于他从前的学生罗耀拉所创耶稣会一样的团体——正是一样逻辑般严明的教规，一样钢铁般苛酷的意志。传道士们，煽动家们，装备了精良无比的神学武器，由日内瓦派往世界各地，去传布加尔文的教义。这大师早打定主意，决不把他的权威和教诲，局限于瑞士的这一弹丸之邦。他那追求权力的意志，迫他满世界推行自己的统治，只企图整个欧洲——不，整个世界，都接受他那套极权主义体制。靠他的特派员约翰？诺克斯之助，苏格兰已经入他彀中；荷兰，丹麦，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的一部，早充满了清教徒的精神；在法国，胡格诺教派正在重振旗鼓，要来一次致命的打击——如若走运，《Institutio（原理）》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加尔文主义会成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与行动的惟一方式。

　　　　加尔文主义影响所及，便立即成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可见这样的胜利，势必根本改变欧洲文化的面貌。只消日内瓦教会能够强制推行道德与宗教上的独裁统治，纵然这统治或许瞬息即逝，国家生活也不能不打上其特殊的烙印。臣民们会变得一心“纯洁”履行道德与宗教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会变得驯顺，控制得有条不紊；生命的色彩，也变得阴郁单调。一个强大有力的人，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竟会如此的有效而持久，即在今天，若有哪座城市曾遭加尔文派的统治，游客走在街上，也看得出加尔文主义久而不去的影响——举止上一定是端庄克制，衣着行为上一定是千篇一律，甚至建筑风格上一定是庄严素朴。只要统治所及，加尔文派必是到处约束个人主义的冲动需求，到处加强权威的控制力量，惮精蓄虑要造出一种优等的奴仆，造出行为端庄且毕生服从社会的人——概言之，造出一种一板一眼、完美无缺的中产阶级样板。工业主义的成功，根本有赖于赤裸裸的服从；造成这样的品质，再无哪一种因素，比之加尔文主义的推动更其有力。这样讲绝无不确，因加尔文主义向青年不断灌输的内容，正是宗教方面的义务，以及对平等和机械进程的绝对接受。莫要忘记，国家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靠的惟有将臣民坚决组织为一体；那些坚韧不拔、省吃俭用的航海家和殖民者，是征服开发新大陆的功臣，而这些人，起初的荷兰人也罢，后来的英国人也罢，多半清教徒出身。这些清教徒世系，帮助塑造了北美的特征；于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出生自庇卡底的那位教条主义传教士的教育工作。

　　　　四百年前，伊拉斯谟离开了人世。也是在四百年前，加尔文莅临日内瓦，那城市决定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言语生活。如今已是一九三六年，显然可喜可贺的是，那著名的“教规”未曾以其最为有力的方式，在整个的新教欧洲成功建立起来。加尔文主义者对幸福、生命和美深恶痛绝，于是面对生命灿烂的涌动，面对艺术豪奢的盛况，免不了暴跳如雷。他们井然苛酷的制度，禁止了创造性的阐发，扼杀了生动多采的火焰；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创造，这样的生动，曾使得西欧雄霸文明的历程。在日内瓦，他们阉割艺术已达数百年之久；一俟统治了英国，他们立即将世界精神最美丽的花朵——将莎士比亚剧院践踏脚下；他们将教堂的绘画雕塑清除净尽，还要灌输对上帝的畏惧，以取代人间的愉悦——于是在全欧洲，他们便规定下来，激情云者，惟作为引人接近上帝的虔诚，方能予以容忍。其它形式的激情，概不符合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解释，一律该当痛斥。若他们竟达到了目的，这世界该变得何其古怪。欧洲精神历经衰微，会自行满足于神学的琐屑论证，再没有永无止境的发展转变。惟有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