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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武力，专政无法想象，也守不住阵脚。要想维持权力，必得掌握权力的工具；要想进行统治，必得有权施行惩罚。而今任命加尔文的决议，未曾给他任何的权利，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民逐出日内瓦城。行政会的委员们单单任命他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叫他可以向信徒们解释《圣经》；他们单单安排他做传教士，可以宣讲教义，引领会众走上真正的信仰。他们总觉着，施行惩罚的权利依然留在自己的手里；只有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别的传教士，才要对自由民的行为负全责。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罢茨温利也罢，试图将原本归给市政当局的权利抑或权力夺归己有。可加尔文生就独裁主义秉性，立时便着手将行政会沦为他的命令和条例的执行机构。他既无合法的权利做此类事情，便用开除教籍的方式给自己建立权利。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神秘宗教仪式，转化为培植个人权力、给对手施加压力的手段。在那段时间里，加尔文派传教士规定，圣餐只给予那些道德行为叫人满意的人。不论何人，只要传教士禁了他的圣餐，他准给革出教门，开除市籍。这新武器简直就叫人无法忍受。任谁也不准再跟那犯过的人讲话，用学童们的话讲，他就给“当成了臭狗屎”，没人肯卖东西给他，也没人从他手里买东西。于是这仿佛纯粹宗教性的手段，该当由教会当局行使的，却变成了社会跟商业方面的抵制。若是这遭抵制的家伙公然反抗，不肯公开认错，加尔文便毫不客气，把他放逐了事。即便最受尊敬的市民，一旦惹了加尔文的厌，变成他的敌人，在日内瓦便休想立足。谁若公开与这传教士唱反调，便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公民身份。
诸如此类骇人的权力，使得加尔文可以消灭任何胆敢反抗他的人。只消放胆一击，加尔文左挥惊雷，右挟闪电，便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无缘分的不可挑战的至高地位。在天主教会内部，本有个由低至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僧侣统治集团。在教会最终决定将教徒革除教籍之前，往往可以向他们提出申诉。开除教籍的决定凌驾个人之外，全然超越个人的专断权力。然而加尔文，他的目标更加明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也更加无情。于是，他易如反掌一般，便强把革除教籍的权利收在传教士和宗教法庭的手里。他把开除教籍的骇人威胁，当成经常动用的惩罚，这便无限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他堪称心理学家，把这恐怖的效果深思熟虑，也猜度到那般生怕遭到如此命运的人心中的担忧。市行政会费足了力气，才算定下来每季度安排一次圣餐，不至像加尔文要求的，每个月安排一次。可加尔文绝不许这最最强劲的武器——开除教籍继之放逐出境——给旁人夺走。惟有用这件武器，他才得以开始他渴求已久的斗争——建立极权的斗争。
专政，刻板的教规和其后日益增长的好战狂热，所有这些固然带得来暂时的利益，却必得以牺牲多数人的个人权利为代价。而无可避免，新立的法律定会冲击古老的自由。然而，要叫一个民族觉察这一点，往往得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行。在日内瓦，便是过了好几年，公众意识才逐渐弄清了这一切。公民们青睐于宗教改革，这些独立的人们自愿聚在市场，举起手来表明承认这新建的信仰。然而他们对共和体制的自豪，却促使他们反抗捕快的监管。他们强烈反对给人像犯人般满城里迁来送去，反对被迫在教堂里向加尔文老爷先生颁行的每条法令宣誓服从。他们不同意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单因为喝了杯酒，高兴得唱首歌，或因为穿的衣服给加尔文老爷或者法里尔老爷觉得颜色太亮丽，式样太奢侈，他们便有剥夺公民权跟流放的危险！他们便开始问，这般如此发号施令的，都是什么家伙。他们是日内瓦人么？这城市的古老移民们，曾协助创造了它的伟大与财富；难道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那些爱国志士久经考验，足堪信赖，数百年来靠血缘和联姻，连结着至为优秀的家族；难道他们是这样的爱国志士？才不是呢；他们全是些新来乍到的人，从法国亡命出来的家伙。他们受到殷勤的接待，得着了吃喝用度，荫蔽场所，生财机会；这邻国税官儿的儿子，给自己筑了个暖烘烘的窝儿，接来兄弟，迎来妻舅。可就是这个人，竟敢对声名卓著的自由民辱骂欺凌。他不过一个法国流亡者，他们还给了他新官职，而他却擅自制订了谁能住在日内瓦、谁不能住在日内瓦的法律！
在专政初期，自由精神还没给打得服服帖帖，其他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也未被放逐。对抗的势力坚持了一段时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现如今，在日内瓦，那些倾向共和的人便宣称，他们不许给人“像小偷一样”对待。所有街区的居民，特别是阿莱芒大街的居民，都拒绝宣誓。他们执拗地低声抱怨，宣称绝不会服从个法国穷光蛋，绝不会对他俯首贴耳，离开家园。事实上加尔文倒是成功说服了小行政会，教他们效忠于他的事业，支持他把那般拒绝宣誓的人驱逐出境的法令。然而这些措施太不得人心，他还不敢冒险实行，因新的选举结果明确显示，日内瓦的自由民多半开始转而反对加尔文专断的法令。到一五三八年二月，他那些铁杆支持者在市行政会当中已经不再占据多数，因之日内瓦的民主派再次得以维护了自己反抗加尔文独裁要求的意愿。
加尔文的这次冒险，走得太远，也走得太快。政治上的空想家，常倾向于低估精神惯性的力量，幻想着在现实世界里完成关键性的改革，会如同他们的设计一样快。加尔文发现必得放慢步伐，好争取来世俗政权对他的支持。他便采取了较温和的方式，因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定。新选出的行政会依然紧盯着他，然而并不真正怀有敌意。在这短暂的僵持时期，即便他最大的敌手也只好承认，加尔文狂热的基础，乃是对道德无条件的热忱；推动这激进分子事业的，绝非个人的野心，而是对伟大理想的热爱。他的战友法里尔，是年轻人跟暴民的偶像；于是只要加尔文同意表现出一点点策略的机敏，让他的革命性要求大体上适应自由民们不甚极端的观点，紧张的气氛便能轻易缓解下来。
然而这时，加尔文的顽固性格与坚强执拗，变成了他的障碍。终其一生，这彻底的狂热分子，除去一点点和解的愿望，就不想走得更远。中间路线的意义他从来不懂。在他眼里，仅仅存在着一条路线——便是他自己的路线。若非全部，毋宁放弃；若不是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所有主张。妥协，那根本就无从谈起；他绝对地确信约翰？加尔文的观点正确无误，以至于没法设想一个对手竟会相信旁的路线正当笃定，也没法设想另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却跟加尔文老爷同样正确。他专职于教，旁人专职于学——以后这话竟成了句格言。他满心真诚，沉着坚定，宣称：“上帝启我传道，良心促我坚强”。怀着种可怖且凶险的狂妄，他把自己的观点比做绝对真理，说道：“Dieu m'a fait la grace de déclarer ce qu'est bon et mauvais”（上帝何仁慈，启示我善恶）。然而那着魔般的激情一再搅扰着他，叫他日益痛苦不堪。每当旁人跟他观点相反，信心却同样坚定，他便真正会义愤填膺。不同的意见，会害得加尔文精神疾病大发作。他精神太过敏感，以至影响了肉体的机能。一旦受挫，他便感到恶心，连胆汁也吐出来。对手提出的反对意见或许最最明智；可这对加尔文毫无意义，因他注意的惟有一件事情，便是旁人竟敢坚持不同的观点，于是必得把他们视为敌人——还不光是约翰？加尔文的敌人，也是整个世界和上帝的敌人。“嘶嘶作响的毒蛇”，“汪汪乱叫的狗子”，“野兽”，“无赖”，“撒旦的爪子”——这些便是这神经质的狂妄之徒，私下里向他那时代的一流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喷涌而出的名字。悖离了加尔文，上帝那体现“他的荣耀”的仆人也便遭到了贬低。只要谁胆敢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致力独裁，纵然这意见的相左纯属学术范畴，“基督的教会”亦会“横遭威胁”。在加尔文，他争论的意义惟在于——旁的宗派必得承认错误，转投他加尔文的阵营。终其一生，尽管在其它方面表现得锐敏隽智，他却从不曾怀疑，惟他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言语，惟有他才掌握了真理。然而，也亏了他傲慢的自信，亏了他预言家式的激奋，出类拔萃的偏执，加尔文在实际生活当中才能坚持下来。就是靠了种僵硬的冷静，靠了种冰冷而非人的刚强，他才在政治舞台上获得胜利。惟有那般对自己的沉醉，惟有那般对自己的异常满足，方使得人们在世界历史当中变成了领袖。要人民接受个意见原是易如反掌，而且不需要耐心，不需要正当，只消偏执狂们宣称他们手头的真理乃是惟一可能的真理，他们自己的意志乃是世俗法律的基本准则。
于是，加尔文纵然看到，新近选出的市行政会多半跟他相左，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他请求，为了公共安全起见，莫采用野蛮的威胁和革除教籍，而应接受伯尔尼宗教会议较温和的观点，却丝毫不为所动。加尔文这样的家伙冥顽不灵，休想叫他妥协，放弃一点点利益。对这样的人，和解根本就毫不可能；正当市行政会同他抵牾的时候，这只要旁人对他的权威绝对服从的家伙，却漫不经心地对那合法的代表权力攘臂造反。他在布道台上口出恶言，抨击那“小行政会”，宣称“与其将上帝的圣体投畀恶狗吞吃，他毋宁去死”。另一个传教士，竟在公开聚会时宣布，市行政会是个“醉鬼大集会”。于是加尔文的门徒们设置了坚固的路障，来向当局挑衅。
市行政会没办法容忍如此挑战性的造反。起初他们还满足于发布个清楚明确的暗示，大意是讲，布道台不得用于政治目的，因那般在布道台上大放厥词的人，他们惟一的职责只有宣讲上帝的言语。然而加尔文及其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不理不睬，到头来，行政会只得禁止传教士们登台布道；他们还因煽动反叛的罪名，把最桀骜不驯的库尔托予以逮捕。这便表明，教会与国家的势力已经爆发公开的战争；于是加尔文迅即应战。他由一群支持者们侍卫着，强行闯进圣皮埃尔大教堂，坚定地登上那既经禁止的布道台阶梯。各派的代表刀剑在手，开始涌进教堂，一方是决意支持那横遭箝口的传道士，另一方则要阻止他讲话。接着演成了一场骚乱——这复活节的宗教仪式，险乎以一场屠杀而结束。
如今市行政会已经忍无可忍。最高权力机构——大行政会于是开会，要求驱逐加尔文和其他拒绝服从行政当局的传教士。接着是召开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免去那些反叛传教士的职务，限令他们三天内离开本城。此前的十八个月，加尔文谴责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民，驱逐他们，流放他们，而今这一切轮到了他自己。
加尔文以暴风骤雨之势强夺日内瓦的初次尝试就此失败。然而对一个独裁者而言，终其一生，挫折全是些暂时现象。毋宁说，对那般登上将授予无限权力的地位的人，刚刚出道时戏剧性的失败，几乎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革命魁首们，流放，监禁，褫夺权利，非但不会妨碍了他们的声望，反而会有所助长。谁若想给群众奉为偶像，先就得做个烈士。受一个可憎可厌的制度迫害，其惟一后果便是给人民领袖提供了群众支持的心理前提，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群众全身心的支持。要想成为领袖，则受到的考验愈多，民众愈易于把他视为神秘。一个领袖级人物，再没什么比转入地下更重要啦，因为暂时的消失，会给他的形象制造些传奇色彩。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云朵的灿烂跟光荣的晕圈里；一旦他的身影浮现出来，不要他花费吹灰之力，自会形成一种氛围，让他得以满足民众迅速增加的期望。许多卓越的人物，都是在流亡当中获得了权威；这样的权威，惟有那些影响超群、信心炽烈的人才行使得来。恺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第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因其消失，反比其在场来得更加强大。加尔文也是如此。
在下达了驱逐令的时候，仿佛约翰？加尔文已经满盘皆输。他的组织遭到破坏，他的工作遭到粉碎，除去回忆对强制性秩序的狂热追求，跟身边十来个可信赖的朋友，他便一无所余。然而，诚如所有在危险时刻由气质引领，避免妥协，躲进地下的人，后继者和敌手的类似失误帮了他的忙。一旦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给扫地出门，市政当局发现，难以骗到哪怕一两个奴颜婢膝的传教士。他们生怕把事做绝会有失民心，便不想拉紧缰绳，而更愿放松一下了。一旦这样的人占了布道台，日内瓦曾给加尔文有力推进的宗教改革旋即停滞不前，自由民们在信仰问题上面一片混乱，不辨善恶。于是，那般被禁的天主教会成员渐渐恢复了勇气，借助老谋深算的手段，他们尽心竭力，要替罗马天主教重占日内瓦。情况变得危急，而且不断变得越发危急。那些改革派，他们曾认为加尔文太嫌苛刻，也太嫌严格，现在也渐渐不安起来。他们问自己，不管怎样，铁的教规岂不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可求。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积极反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