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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夏志清先生所说，济安先生的浪漫主义“可能代表了真正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因为它没有20世纪20年代“激情”式的虚浮，而有一种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内涵。夏志清先生特别指出：“他的浪漫主义里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济安不仅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都带有一种宗教性的悲观。这种宗教性的勇于自省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是绝少见到的。”但济安先生的宗教观却与但丁之美化贝亚特丽斯（Beatrice），或中古欧洲文学中骑士向贵妇的顶礼有所不同。西方文学中宗教化的爱情往往最后都归宗于一个“圣母”（Madonna）的意象，爱情的升华与魔鬼所作祟的欲念形成剧烈的斗争，所以19世纪欧洲的浪漫文学和艺术一方面表现爱情的升华，一方面也歌颂爱欲的斗争，所谓“passion”即由此而来，集其大成的可能是瓦格纳的名歌剧《特里斯坦与依索》。济安先生爱情中的宗教意味既没有把女性“圣母化”（他的心上人是小家碧玉型的，是玉女而不是贵妇），也没有爱与欲的纠葛（他对所爱的人毫无欲念，而且洁身自守）。我觉得济安先生的宗教观是他理智上的自制（在日记中称之为ego）和感情上的冲动所交织而成的产物。在3月29日的日记中，他把上帝看做“爱”，跟随上帝也就是听从自己的感情；上帝造人，是要使人有人性，使亚当爱夏娃，而不是超越人而变为神。所以，在济安先生的宗教领域里，并没有人与神之争，也没有上帝与魔鬼在人的心理上斗法，而只有完全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感情与理智的煎熬。他虽然想“逃避”，喜欢“悲观”哲学，但因为他的性情操守，他最终还是逃不过“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我们在西方文学或宗教中，很难找到像下面的这种句子：“我的心底下有一种声音，说道：‘是人可妻也。’我就把这种声音当做是上帝的声音，我要跟从上帝，就不能再听ego（自我）的话。”因为济安先生的宗教观是“中国式”的，所以他“从不承认sex是sin”，所以他说：“基督教的sin的观念，在我总立不大住。如我之追她，说‘痴’则有之，说其中有什么罪恶，我是绝对否认的。”
济安先生的“痴”情，看了令人感动。他的心上人何尝没有缺点？但是，济安先生与她说不上几句话，竟然深深地爱上了她，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件趣事。如果济安先生仍然在世的话，此时此地，念起旧情，不知他作何感想？然而，济安先生人格上的这个“弱”点正是最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情操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济安先生一生涉猎西方文学，博览群书，他三十岁时就已经熟读英国文学，分析阿诺德（MathewArnold）和柯勒律治（Coleridge），看最艰深的文学杂志如Scrutiny和Criterion，引现代批评泰斗威尔逊（EdmundWilson）和卡津（AlfredKazin）的书，论克尔恺郭尔，抄剑桥大学的英国文学书目。他何尝不知道西方文学中的“名女人”和伟大的爱情故事？然而，西方文学中的“热情女子”——所谓heroinesofpassion——似乎对他并无吸引力。他同情雪莱的前妻哈丽雅特（HarrietWestbrook），雪莱弃之而与玛丽（MaryGodwin）同居，济安先生对之殊无好感（见7月16日日记），却以自己的处境比之于霍格（Hogg）之追求哈丽雅特。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浪漫的圣徒（3）
在4月1日的日记中，他又说：“我的悲剧，是恋爱尚未失败，已经去写SorrowsofYoungWerther（《少年维特的烦恼》）。”雪莱的“哈丽雅特”和歌德的“夏绿蒂”——少年维特梦寐以求的人——都可称之为“纯情”女子，不是热情如火、欲浪滔天的“荡妇”，中国文人很少喜欢后者，济安先生也不例外，这可能是受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中“才子佳人”的“伤感”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学中的佳人绝非西方文学中的“荡妇”，她所具备的是“纯情”而非“热情”。但从济安先生的日记看来，他对于“出淤泥而不染”的“红颜”——如董小宛，或林琴南笔下的“茶花女”——也不见得欣赏，这种有道义、有情谊的“风尘女子”作为小说人物则可，但对于一个“连女人手指都不敢碰”的纯情主义者而言就未免太世故了。
济安先生在思想上的成熟和在学问上的“世故”，似乎与他在感情上的纯真和“稚气”恰成对比。他所喜欢的“小家碧玉”型，未婚前应贞洁无瑕，甚至颇带娇羞、受惊之态，结婚后当然是相夫教子，从一而终。这又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理想女性，西方人可能觉得不够刺激，或没有性格。所以，济安先生所喜欢的好莱坞女明星都是如出一辙的，他迷于苏珊娜·福斯特的“受惊状”，觉得玛琳奥·莎莉文楚楚动人，琼·莱丝莲天真无邪，其他如罗采尔·赫逊和芭芭拉·勃莉顿都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人物，在外国观众眼里，这几位女星并不见得出色，所以也红不起来。但是济安先生对当时的大明星如嘉宝和玛琳·黛德丽并不感兴趣，也许是嘉宝太过“风尘”，玛琳·黛德丽太过妖艳吧。风靡一时的洛琳·白考儿是亨弗莱·鲍嘉的遗孀，当年和他配戏时，“做足诱惑功夫”，很多人为之倾倒，但济安先生却“只觉讨厌”。
济安先生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绝非以肉欲或性感取胜，而具有性灵之美。济安先生认为恋爱与结婚应合而为一，二者之中，皆无肉欲成分。结婚是恋爱的自然结局，而非恋爱的坟墓，所以，他在单恋之际，从未有欲念，却时时刻刻不忘考虑她是否可以做一个好太太，甚至斤斤计较于她所烧的菜是否太辣，自己说的苏州话她是否可以学等琐事。这种思想，看似不够“浪漫”，但却是真情贯注的最佳表现，在济安先生那个时代，何尝不是人人如此？这种恋爱方式虽已过时，但恐怕在今天的台湾仍有余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里男生追女生都是如此：情起于一举手一投足，见面时说不出话来，却在暗地里上“万言书”，写得淋漓尽致。双方都有好友做“参谋”，感情建立在相互间的浪漫意象基础上，而高潮是在宿舍会客室或校园里的“会面”（“interview”，济安先生在日记中用的这个词妙极）。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浪漫的圣徒（4）
互相示爱以后，才开始约会，双方在结婚以前，已经“从一而终”了。这种“过渡时代”的恋爱方式当然有它的缺点，双方的了解不深往往成了这种男女关系的致命伤。济安先生思力过人，在他理智的分析之下，早已怀疑“即使得到了她，我能否快乐”，甚至时而“大彻大悟——我对她并没有爱”，即使在梦中，也隐隐觉得她并不完美（譬如在3月1日所述的梦中，她就断了脚，“她左脚不知怎么没有的，是一块圆头的木头”）。但是他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痴情，苦追下去，这种成熟的理智与未成熟的感情的冲突，终于酿成4月27日二人见面时的“吵架”。我们虽然不知道二人争执的内容，但从济安先生的性格看来，显然是他的ego的一种“防卫作用”，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暴自弃”。济安先生自尊心极强，但对异性又自认有“自卑感”，两相冲击之下，就“暴”出来了。
济安先生虽说自己缺乏冷静，却仍有他理智上冷静的一面，然而他对于这种思虑上的深度，并不引以为荣，却自认是逃避，所以他把钱学熙批评阿诺德的话用来批评自己：“他不是个伟大的人，因为他没有勇气让他的真爱坚持到底。为了谨慎，或者别的什么并不很堂皇的理由，他离开了他心爱的女子玛嘉丽特。尽管他还能保持心境的平静和稳定，他却永远也不知快乐为何物，也从来不曾表示过他服膺真理的忠诚。”济安先生事实上并不是感情上的“懦夫”，他明知“因爱而带来的困扰和不安”，却仍然为她“默然受苦”，坚持到底，又为她守身如玉，自誓除了这位心上人之外，“决不娶亲，而且不娶亲亦将永葆童身，情愿过‘孤阳’的生活”。这种深思而后的自律、为情而终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
从济安先生的日记看来，他一生的转捩点是以感情——而不是理智或生理——为基础的，他在2月23日找钱学熙倾诉他的恋情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我生命历上，是划时代的一天。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承认在恋爱。我生理上虽早已脱离儿童时期，但心理上稚气还是很多……可是今天起，我是算大人了。”读后我不禁想起一部欧洲电影，叫做《密视列车》（CloselyWatchedTrains），片中叙述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青年经过数度失败之后，终于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女子发生性关系，一夜之后，他站在月台上指挥列车，已经俨然是大人了。西方人往往以性经验作为成年的标准，但是济安先生的成年（1946年他是三十一岁，正合乎孔子所谓的“三十而立”）却基于感情上的体验。这种浪漫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可谓渊源已久，从明末清初经晚清民初，到“五四”而及于现代，这一个“情”的传统不知主宰了多少才子佳人的生命。济安先生学贯中西，但在感情上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有情人”，他的宗教情操能将这种中国式的男女之情发扬光大，他一生恋爱的失败更显示出他唯情主义的伟大。
济安先生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一个从浪漫到非浪漫的过渡时代。先生当年已经感到：“我一向梦想的浪漫英雄——很快的恋爱，私奔，结婚，向世界挑战，保护我的爱人——我这世是做不成了。”在20世纪70年代读这一本40年代的日记，在性泛滥的西方世界念这一本“纯情”的记录，我不禁发起“怀古之幽思”，像济安先生这样的“浪漫英雄”，我们这一世是做不成了。
我们这一代在情感上都是西潮冲击下的“罪人”，唯有夏济安先生才是中西交流中的“圣徒”。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刺猬”与“狐狸”（1）
“刺猬”与“狐狸”
英国的历史学家伯林爵士（SirIsaiahBerlin）曾经写过一本小书，名叫《刺猬与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这本书不到一百页，却对于托尔斯泰体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观及文学技巧有极深入的见解。记得全书的结论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有两种思想模式，一是“刺猬型”的，一是“狐狸型”的，前者往往有一套大的理论架构，或从一个关键问题推究到极致，可以柏拉图和马克思作为代表；后者往往观察入微，从不建筑大的理论架构，思想微妙，却没有“从一而终”的思路，可以托尔斯泰作为代表。伯林认为（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托尔斯泰基本上是一个“狐狸型”的艺术家，却在《战争与和平》中想求得一个“刺猬型”的历史观，结果兼取二者的优点，遂使这本小说成为举世不朽的作品。
如果我们把“刺猬”和“狐狸”作为两个象征性的名词（并除去这两个名词在中文里的不良意涵，如“狐狸”并非指奸诈）而用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创作上，颇可以发人深省。如果就“五四”文学而言，鲁迅显然是一个大“狐狸”，他的短篇小说读来像抒情的散文，但却含义深远；他在文学技巧上的反讽手法也可以说是“狐狸型”的。鲁迅的思想虽较一般作家深刻得多，却从来没有一套体系，许多左翼文学史家从马列立场硬把鲁迅的思想写成一套“革命”系统，实在大错特错。反观茅盾，却是一个“刺猬型”的作家，他的小说在语言和技巧上比不上鲁迅，但几乎部部都有一个大架构，《子夜》中的上海就是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文明的缩影，“农村三部曲”虽是短篇，气派却不小，茅盾本人的构思即为描写中国农村在种种经济势力下的破产。茅盾思想上的架构是一种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写实主义，但他与一般左派作家不同，对于社会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而偏重描写革命前夕人性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读来颇有悲剧的意味。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刺猬”与“狐狸”（2）
对于近期的各位作家，我不愿随便再加上另一顶“帽子”，且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近来创作“文革”纪实小说的两位作家——陈若曦和夏之炎——在创作方式上恰恰相反，陈若曦在《尹县长》的几个短篇中把人性在“文革”制度下的煎熬描写得细致入微，更运用旁敲侧击式的反讽手法道出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狐狸式”的手法；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在文学技巧上远较陈若曦逊色，但他在整个小说上的构想却是“刺猬型”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间的“矛盾”——从领导阶级各派的钩心斗角到下放青年与干部间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