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背四书五经，又不会写诗词歌赋，我如何才能在这个“新大陆”中重新发现自我，再做一个“中国人”？就在这第二度心思恍惚的时期，我开始读爱理生的作品，从《青年路德》（YoungManLuther）读到《童年与社会》（ChildhoodandSociety），后来又念了《洞察与责任》（InsightandResponsibility）和《认同：青年与危机》（Identity：YouthandCrisis）等书。
爱理生是一个心理学家，曾经随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在维也纳念过书；他本是一个犹太孤儿，后来被一家丹麦人爱理生收养，所以才会有这个北欧名字。纳粹猖狂于欧陆的时候，他和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以难民身份流亡到美国，所以，他常常在课堂里说，他在英语词汇中首创“认同”（identity）一词，这也是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系的，作为一个不知父母的孤儿，他要在自己的身世上寻求自我；作为一个“移民”，他也要在两种不同的文化——欧洲和美国——中寻求自我。爱理生的“认同”学说集大成于他的名著《童年与社会》，后来出版的《认同：青年与危机》是他的论文集，其中更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概念。我在1967年旁听他的课的时候，前书念得比较熟，后书刚刚出版，仅略览而已。爱理生的“认同”观念是他所谓的“人类生命周期”（HumanLifeCycle）的一环，他认为人的一生有七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用一种心理状态来代表，青年时期的心理状态就是“认同”和“认同紊乱”。什么是“认同”？爱理生的定义颇为烦琐，简化一点说，就是人到了青年时期，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在探索一个主要问题：“我是谁？”幼年时无知，在父母和家庭卵翼之下并没有这种疑问，逐渐成长以后，个人便从家庭进入社会，这种“独立”感所引起的问题就是“认同”。爱理生认为，“认同”可以从自己的眼中来下定义——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在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也必须从别人的眼光中来看到“自我”，换言之，自我与他人——父母、兄弟姐妹、师长、朋友、同学以及社会上的其他人——的关系，是爱理生“认同”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爱理生虽然是属于弗洛伊德传统下的心理学家，但他的学说已超越了弗洛伊德，非但分析童年的各种心理“结”（complex），还由此而推测年长以后的个性和病患，而且更注重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许多人批评爱理生不是“纯心理学家”，他的学说不够科学、客观，其主因就在此。然而，正因为爱理生已进入历史、文化，甚至哲学的境界，我才喜欢读他的书。近年来美国历史学家风起云涌地提倡“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就是直接受爱理生的影响；“心理历史学”这个词也是爱理生创用的。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3）
爱理生的“认同”学说又附带一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一种情况：他认为在青年期每一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寻求自我，而社会上也往往公认这种需要，并制定许多办法、形成一些价值观念和建立相关机构来协助青年认同，这种寻找自我的时间，爱理生称之为“认同延偿期”（Moratorium）。学校的教育可以说是青年“认同延偿”的摇篮，社会上一般人也往往公认学生可以无忧无虑、自由选择自己的兴趣，不必立即有固定的职业，或肩负社会的重担。这个“认同紊乱”时期，到自己踏入社会，有了固定职业，扮演了一个固定的角色以后而终止，然而，爱理生也承认，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动乱时代，许多人——特别是伟人如马丁·路德或甘地——会在“认同”上遭遇许多困难，因而便加长“延偿期”的时间，因为这些人有一种“使命感”，必须找到一个真正能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才能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往往寻之又寻，做很多不同的事，换了很多不同的职业，因而产生认同上的危机。
我当然不是什么伟人，不过当时却也感到一种“认同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症结是文化——中西文化在我心灵中的冲突，所以，我决定报名参加爱理生的研究班。记得那一年讨论的题目是“历史与人生”，看起来很广泛，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到爱理生的办公室中求见。爱氏满头白发，已经快七十岁了，他满面慈祥，并自嘲长得像圣诞老人，不过他目光炯炯，似乎可以一眼看穿你心里的一切。我坐定寒暄以后，他就随便问道：
“你是念什么的？”
“中国史。”
“弗洛伊德的著作，你很熟悉吧！”
“我只念了几本。”
“呃。”他沉思半晌，“那么，你想研究什么人？”
我听人说这个研究班是专门讨论伟人和艺术家的，而且自己理所当然地认为弗洛伊德一定与“性”有关，且中国文人中有一个郁达夫，也是闹性问题，以描写大胆而轰动“五四”文坛，于是就贸然答道：
“中国现代有一个作家叫郁达夫。”
“谁？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叫鲁迅。”
我当时未置可否，因觉鲁迅名气太大，并不想研究他。当时与爱理生题目未谈妥，就匆匆告辞，觉得不胜汗颜之至。这一次会谈，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脸红。事过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了通知，这位大师在数十个申请人选中，竟然收了我，也许因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吧。上课以后，最初两个月我一句话都不敢说，只是洗耳恭听，班中有哈佛名教授、心理病医生、研究生和其他学者，他们滔滔雄辩，爱理生则静坐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犹如老僧打定，等别人辩得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才说几句话，句句发人深省。我从爱理生的谈话中学到了不少思想方法和心理学上的理论，自己的“郁达夫论”却没有作成，倒偶然发现了一件巧事：爱氏当时所研究的甘地，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晚没有照顾病在床榻的父亲，他父亲就在那一晚死去，甘地终生以此事为疚。甘地在心理上所经历的这一个“咒”，似乎与鲁迅早期的一篇长文——《父亲的病》——中所描写的心理很相似，于是我就大胆地提了出来，讨论以后，也蒙爱理生首肯，在他的新著——《甘地的真理》（Gandhi’sTruth）——中，加上了一页有关的分析。
甘地是一个东方人物，爱理生在研究甘地时曾亲到印度考察，想找出一套印度的“人生周期”。虽然他并没有成功，但是在论甘地的书中，他对于史料的运用却非常谨慎，他特别指出：一个人在他一生中不同的时期所写的东西，所反映的是不同的心理状态，所以也要以不同的方法来权衡比较；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个文化的生命是互相交融的，也应该合并研究。我从他这个看似老生常谈却非常耐人寻味的见解中，得到了一点自我分析的方法，也觉得我个人的“认同危机”和这一代的留学生是分不开的，更与中国文化的演变分不开。个人的心理危机和身体上的疾病不同，并非吃药打针可以立愈，也不可能立求实效，只有继续探讨下去。
爱理生虽注重心理和文化的关系，然而在文化认同这个层次上也并没有提出一针见血的方案。在《童年与社会》一书中，他提到印第安人、德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文化，其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两章，是他从一部俄国电影——《高尔基的幼年》——中得出俄国养育儿童的成规，并以之展望文化背景对个性的影响。他又从希特勒的自传中发现整个德国文化的认同危机，希特勒善于利用这个危机，在他的自传内着意渲染他双亲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势力，来煽动德国人民的爱国心和种族性。这都是把心理学上的“真知灼见”（insight）用于历史和艺术材料上的方法，我读后非常佩服。但是，爱理生毕竟是一个西方人，他书中所论的各种文化也多是属于西方的，他在《甘地的真理》中虽然提出不少有关印度文化的看法，但是印度的学者仍然觉得他是在隔靴搔痒。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西化，我也只能在中国的文化里去发掘自我。爱理生给了我不少启示，但是他的学说不能完全适用于我。
我这个心理上的“认同结”，从来没有向爱理生提起过。研究班结束以后，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他，他突如其来地对我说：“我不大了解中国人，不过你这个人，我好像还可以和你交流似的。”说毕扬长而去。我至今不得其解，他是指我太过西化，还是他早已看出我内心的问题？
三、《老残游记》
如果照爱理生的说法，求学时代是一个认同的“延偿期”，那么我在美国竟然也“延偿”了八年之久，待学成任教的时候，不觉已到了“三十而立”之年。美国有一句俗话：“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在这个以青年为中心的社会里，我不禁大受其影响，颇有“一雨便成秋”的感觉，三十岁一过，不管别人说你怎样年轻，自己心里是明白的：迟早是步入中年了，心境与以前也有显著的不同，甚至对于自己年轻时的行事风格也有点不信任了。
人总要为事业而奔波，我又喜欢旅行，所以干脆假公济私，“逐鹿”于欧、亚、美三大洲之间，曾三游欧陆，在香港任教一年半，东亚各地也都跑过，美国的几个大城市更成了我足迹常经之地。去年偶然因授课的需要重读刘鹗的《老残游记》，读后不禁百感交集，不忍释卷。这位铁云先生岂不正是一个喜欢旅行、足迹遍天涯的“同路人”？他的心境岂不也是一个中年人的心境？
我第一次读《老残游记》是在高中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初中，老师在课堂上讲老残听黑妞和白妞唱书，现在还记得“大珠小珠落玉盘”那一段，其他就记忆模糊了，这一次重读，发现这本小书实在寓意深远。老残的“游记”，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是老残的山水之游，刘鹗以细腻亲切的笔触描绘出华北的风光，这是中国游记的传统；第二是老残的“社会”之游，晚清社会的人生百态，从老残个人的眼里看出去，非但收晚清社会谴责小说之效，而且在艺术的技巧上，更加深了一种“主观”的视野；第三是老残的“心灵”之游，刘鹗本人的学术思想（譬如他师从三教合一的太谷学派，以及他对于义和团及国民革命的看法等），在本书中处处露其端倪，而且，令我最欣赏的是，书中还有一种哲学的意境，这在第八回到第十一回中申子平登山遇虎，进入道家仙境而与贤士谈心这一段表现得最精彩。一般人觉得全书这中间一段最难懂，而我却为之走火入魔，直觉得自己也变成了申子平，在有灵性的老虎引导之下（老虎在山下的凶恶之性是后生的，所以社会上有所谓“苛政猛于虎”，但在山中的老虎却复其本性，与高山大泽的灵性连成一气），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好一个恬淡深远的美境！我觉得比“桃花源”犹有过之，读后顿觉在美国学术界所受的世俗怨气都一扫而空了。这第八回至第十一回在结构上恰居全书之“中”，不知是刘鹗有意安排，还是随心所欲而写的。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4）
这三种层次——山水、人物与思想——的交流，使得全书精彩绝伦，令人回味无穷。老残实在是一个“有心人”，他所处的风雨飘摇的时代，不正与我所处的这个时代颇相契合？——刘铁云所塑造的这个角色显然是一个游侠型的人物（这是老友刘绍铭的卓见），不过他不是“武侠”，而是“文侠”，他饱学多识，又习得医术，目的当然是在济世，然而却生不逢时，又如何济世救民？这种“知识分子”的困惑却以高雅的情操表现了出来，老残的游山玩水实在是“有心”之游，所以往往不知不觉地探出了卓绝的意境。欧洲著名汉学家普实克曾特别指出本书艺术技巧上的层层“抒情画面”（lyricaltableaux），这种艺术上的抒情，也显然反映出刘鹗本人心胸中的抒情意境（留美学者高友工先生曾创出一个非常贴切的英文名词来形容这种哲学融于文学中的艺术视界，叫做“lyricalvision”）。因此，最令人神往的是老残所经历的几个“抒情时辰”（lyricalmoments），譬如那一段最有名的白妞唱书，真是写到声画合一，人景不分，如入仙境。当白妞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的时刻，也就是使老残——和读者——难忘的“抒情时辰”，刘鹗对这个时辰的描写极尽功力，实在值得背诵：
那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二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然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见第二回）
如果把《老残游记》拍成电影，这一段正是使用“蒙太奇”技巧的最好机会。这是一种动的描写，而静的抒情画面和抒情时辰更是比比皆是，这第二回的开端就有一段静的意境，由静而动，相得益彰。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宫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