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了四年书，也是主授历史，兼教文学，而我的职位也是历史系和东亚系合聘的。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4）
然而，我的这个新的认同危机却愈演愈烈，甚至在最后校方审核我的“永久职”（tenure，或译作“长俸”）资格的时候，也不禁对我这个历史和文学混淆不清的“学者”发生怀疑。历史系说我文学兴趣太大，历史方法用得不够好，东亚系说我本来是教历史的，文学不过是副业，最后在两系全体教授一致通过我的“永久职”之后，却被学校当局打了下来，原因不明，现在想来，恐怕和我的文学历史“结”不无关系。美国学术界很注重专门训练，各行各科所用的方法不同，术语也各异，虽然表面上支持科际合作，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各说各话。我在普林斯顿“脚踏两只船”的结果是：职业落了空，拿不到“长俸”。于是我愤而辞职。
在美国学校争长俸是一件大事，记得於梨华还写过一本小说《考验》，就以此为题材。我禁不起“考验”，当时的心情当然很苦恼，但我并不觉得羞愧，甚至有一种无由的“解脱感”，既然此处不留客，我又何必恋栈于“常春藤学府”？既然历史系不容我，干脆投奔文学算了。而且，在这个紧急关头，关心我的朋友都是文学界的人，老友刘绍铭为我到处求职，芝大的余国藩为我抱不平，普大的高友工为我奔走运筹，而历史学界里只有一位美国人在为我张罗新差事。最使我深感人情冷暖的是：普大历史系的同仁见了我就退避三舍，好像我染上了麻风！我才深深体会到，在美国社会中，一个“失败者”（failure）的确是难以寻觅容身之处的。
我侥幸地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身乐业的地方——印第安纳大学，也终于回到了自己早该回去的园地——文学。这一段因缘也可以说是被动的，是被美国的学界逼出来的。
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对于文学我处处显得被动？为什么不主动地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达成自己的理想？也许，我自从读书以来，兴趣一直在文学方面，只是自己因为种种原因把这股文学的冲动压抑下去罢了；也许我在下意识之间一直不相信自己有文学的潜力，直到今天，我仍然对于小说创作感到惧怕；也许，在自己最心爱的偶像面前，每一个人都会手足失措，拙于言辞，毫无自信。
也许，我这么多年来所追求的恋人的名字就叫做文学，只是好事多磨，直到如今，才能如愿以偿。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1）
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
家父李永刚（影桦）先生珍藏的这本《虎口余生录》，原是1945年春全家逃难时家父以铅笔写成的一本日记，随逃随写，后来重新整理，用毛笔抄写，保存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想到发表。此次《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得悉之后坚请发表，并让我作一篇“后记”，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八年抗战中，千千万万的人民流离失所，其中悲壮绝伦、可歌可泣的事真是无以尽数，在抗战时期记日记的人可能更不可胜计。这本《虎口余生录》看似平凡（家父在“小序”中说：“这里所留下的，敌人的残暴，逃亡的凄苦，都是战争中最平凡的事，因此我也给它一个最平凡的名字。”），其实也很不平凡，因为，所谓“抗战回忆录”的记载虽有很多问世，但真正从一个“平凡”——也可说是“平民”——观点写成的见闻录并不多。
1945年，家父任教于河南省立信阳师范（校址迁到豫西的师岗），家母也是该校的音乐教员。那是豫西的穷乡僻壤，而不是繁华的“都市社会”，信阳师范的学生也大部分是贫民子弟，我们逃难时所接触的更是农村的老百姓。所以，这一本日记所载的事迹虽很平凡，为时也甚短（1945年3月26日至6月11日），但确是一本有血有泪的“乡土”记录，也是一本歌颂中国人民的史诗。
此次重读《虎口余生录》，最使我怀念的地方是家父对于他的学生和同事的感情。
家父献身教育四十余年，在家里他经常提起的有两个学校：河南的信阳师范和台湾的新竹师范。这两个学校的学生至今仍经常到家中探望，我每次由美回台省亲时，信师和竹师的校友也待我特别好，真如同亲人。看了《虎口余生录》的读者就会了解其中的原因：在抗战时期，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学生流亡在外，他们的父母早已把他们交给学校的老师，家父曾任信师的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校长（抗战胜利后），家母也做过女生指导员，所以真可说是信师学生的父母。记得我年幼时父亲往往数日不归，住在学校办公室内料理校务，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是如今这一代教书的人——如我自己——所望尘莫及的。全家迁台后，父母同在竹师任教，也把这种献身精神带给了他们的竹师学生，我从小在“学生堆”里长大，家里学生来访络绎不绝。这种学校就是家庭、家庭就是学校的传统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步，也逐渐淡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教师为题目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很多（如叶绍钧的《倪焕之》），抗战时也不少（如轰动一时的长剧《万世师表》），但近年来似乎也不多见了。
抗战时期，举家、“举校”逃难的例子屡见不鲜，《虎口余生录》中所记载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体学生集合于操场，然后由校长带领，指定教师协助。行军时，女生在中间，男生在前后保护，教职员带枪，一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机应变；教职员眷属则乘数十辆牛车殿后，也有教员率领，虽然情势危急，仍然秩序井然。连年战乱的结果使得“逃难”也成了习以为常的事。
我们全家流落“虎口”，我实难辞其咎。当时我刚满七岁，患了严重的伤寒病，使得父亲公私两忙，日记上说：“欧儿病重，睡眠更少”，“我自己的眷属，因欧儿病，未能随同出发，仅将行李书籍随同运出”。最后，也因为我的关系，父亲忍痛决定不随学生大队行走，另外几家同事也留了下来，逃到附近山区，本以为安全，却不料掉进虎口，几乎全家遇难。父亲“3月30日”的日记使我在读时几至热泪盈眶。在这一天，父亲显然要作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应该以责任在身而率领大家庭——学校，还是为了一己“儿女之情”而暂时保住“小家”、放弃“大家”？当时如果我没有生病，说不定父亲就带学生走了，毕竟是母亲“以眼泪倾诉，她在师岗失去了次儿亚梵（病逝），如今不愿再失去这个孩子，她想暂时脱离大队，等欧儿病势稍轻，再设法西去”，父亲同意了，因为他“也不愿丢掉这个孩子，而且学校已得校长回来率领主持”。然而，为了我这个孩子，父亲却只好忍痛离开其他的“孩子”——他的学生。日记上所记载的告别学生的一段，其中蕴含的亲情可能比夫妻、儿女生离死别之情还有过之：
天亮了，滔河更呈现着慌乱。
大队出发了，踏上了到西安去的旅程。我最后看着大队出发前的集合，我想向那些孩子们告别，祝他们旅途平安，又怕我会哭出来，终于未说，我沉默地望着大队的行列远去，远去……我如今才知道我是怎样爱着这个团体呵！
后来，学生终于安抵西安，我们全家和另外几家却“赌上了命运”，逐渐“走入黑暗”。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2）
我们全家在河南山区落难的故事，这里不必详述。从我们“家史”的角度来说，1945年4月可说是全家生死存亡的转捩点（妙的是4月——这个初春的季节——也正是我们兄妹过生日的时节），日记上的几个“惊险镜头”——如全家躲在牛棚，两岁大的美梵一连吃了五个冷鸡蛋，以及父亲在山坡上逃跑遭敌军枪击未中的事——父母也曾“口述”了不少次，但我们屡听不厌，就好像影迷看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几个紧张镜头，越看越有兴趣一样。这一次重读父亲的日记，我的脑海中又依稀响起敌人的枪声，又忆起自己正赤着脚坐在山坡下的竹林中玩，突然山头出现了一队穿黄制服的人，接着就嗒嗒嗒地响起来，像是放炮……当时似乎是“儿戏”，现在想起来才“犹有余悸”。
人在最危险的关头，往往只为了“生存”，而顾不得其他，甚至把恐惧也置之脑后。父亲的日记在这一方面写得很诚实，毫无夸张之处，日记不是小说或电影，但现在读起来真好像是小说和电影一样，非常生动：
“昨夜狂风，今晨见天色阴晦昏暗，7时许，开始落着小雨。”
“黎明时分……我在第一声枪响时醒来……”
“天时时落着小雨，村里的军队都在岭上布防了；重机枪手雄伟地站在土岗上，凝望着前面。”
“今夜，会与敌人遭遇吗？”
“机枪声清越可闻。大炮则二三分钟一发，震动山谷。每一发炮弹，都是‘轰’一声响后，隔三五秒钟，甚至约十秒钟，才听到‘哗啦’炮弹落地声，随着是哗啦……群山的回声呼应，声音的路线，历历可寻。”
“像一场噩梦，危险、冷酷、凶残。”
“我如今仍彳亍在生死的边缘上，来追记今天这场噩梦般的遭遇，手仍在颤，心仍在跳。”
这场战争，现在追忆起来的确像一场噩梦，而对年轻一代的读者而言，也不过像一场电影或一篇小说。父亲的文笔自然而生动，但在“电视”的陶冶下长大的年轻一代看来，这个故事的“情节”可能还不够紧凑，男女主角的演技还不够精彩！日记中有一段记载父母翻山越岭逃亡的事，我看了全身出冷汗，又几乎热泪盈眶，然而，年轻一代的读者读了又不知会作何感想？难得的是，父亲在事后追记时，勇于自剖，坦称“在生死关头，人本能地趋于自求生存的自私”。又说：“把妻儿们安置（名为安置，仅是情感上的塞责而已）一下，就爬上山顶去。”这种对人生的看法毫不造作，也毫不“伤感”，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探讨人生的关键问题时，往往也持这种态度。我个人对这些记载，非但不以为忤，而且更觉其珍贵，也更为感动。
就整个时代而言，父亲当时的感觉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一方面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另一方面也在“大我”和“小我”的感情——学校和家庭，妻儿的安全和自己的生命——之间受煎熬、受折磨，如果一味描述自己如何勇敢、如何赴汤蹈火、如何牺牲一切，就失真了，所谓“教条文学”或“样板文学”，即使看了一百本书，也比不上看这几十页的日记。我个人觉得，无论从私情（儿子对父亲）、历史（八年抗战），甚或文学（父亲无意间所表现出来的技巧）的立场而言，“走向黑暗”这一节中的几段日记是可以不朽的，是我所读到的所有抗战作品中最真切、最感人的记载。4月11日的日记中，父亲在“遗弃”了妻儿、翻山逃走以后，有下面这一段话：
把手枪埋在碎石堆里，把日记本也塞在石头缝里，明远也作同样的处置，我们屏着呼吸，等着最后的命运。
半小时后，不见动静，一切都沉在死寂里。
总觉得所躲的地方不安全，又沿着山沟，爬到巨石堆积的另一山坡，躺到一个山洞里。
在山洞里，我在从石缝里取回的日记本上潦草地写着：
“离开妻儿们已两三小时，不知道他们安全否？刚才的枪声——我欲哭哭不出来，我会重见他们吗？生命系于一线，随时可断呵！”
“他们如果遇到不幸，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会傻，会疯，也许会死！死，多么可怕的字！”
上面这一段记载，可谓熔“荒谬”（在战火下、山洞里写日记）、亲情、自剖、历史（父亲当时大概知道这是自己生命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和文学（从“外在”和“内在”的双重角度来描写）于一炉！然而，这一段字字是真实，而非小说家笔下的虚构。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3）
读《虎口余生录》后，我突然想到最近在美国电视上看的连续剧——《浩劫》（Holocaust），这个连续剧主要叙述德国纳粹党在二次大战时残杀犹太人的事，顿时轰动了全国，很多美籍犹太人争相讨论欧战以来种种“反犹太”（AntiSemitism）的现象。我当时有一种另外的感觉：电视剧中这一家德国人的逃难，真像中国人逃躲日本人一样！久不回忆的儿时往事突然跃然在眼前。看完电视剧不久，就收到父亲的《虎口余生录》，真好像有点“心灵感应”。
我们全家终能幸免于难，当然比《浩劫》一剧中的那一家幸运多了，但逃难时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家人离散、家产荡尽之外，《浩劫》一剧中的那一家人似乎处处在问一个问题：“我们一家人好好的，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劫运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为什么我们要逃？为什么我们要死？”在抗战八年中，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也有这种想法。父亲在日记中没有明言，可能是当时抗战已近尾声，心里知道迟早劫运是会临头的，但逃难时的心理，已不是敌人如何可恨，而是逃亡者能够活多久？父亲日记中对生命的眷恋并不是一个“自私”的问题，而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对整个生命的疑问：我什么时候会死？4月11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这一天的日记我引用再三，因为我认为这是全书的精华）：
几十声枪响，断续地掠过头顶；我感到一阵寒栗自脊背而下，和明远相顾失色。我自言自语：“有人遇到不幸了！”“是的，已经进村这么久了，为何还打枪？一定——”“我们的人——”“不要说下去，影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