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进村这么久了，为何还打枪？一定——”“我们的人——”“不要说下去，影桦。”
父亲的友人不让父亲再说下去，因为这一个死亡的疑问愈来愈近了！今天是别人——甚至亲人——遭了殃，明天会不会轮到我？我能够逃过这一关吗？
我看《浩劫》时，心中屡屡萦绕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对上一代全世界所有有类似遭遇的人的同情心，也出于这个最基本的人性——这个力求生存的本能，当我看到这家人的朋友或亲戚遇难时，就开始为这家人担心；当看到女儿发疯而死时，就为父母和另外两个儿子担心；当大儿子受折磨而死后，就为父母担心；当父母双双进入集中营的“瓦斯浴室”后，就为小儿子担心；最后，小儿子参加了游击队，虽出生入死，但终免于难，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然后才自言自语地说：“这不过是一部电视剧，历史上根本没有这家人！”
然而，在欧战期间，像这家人的遭遇比比皆是；中国八年抗战时，像我们这一家人的经历也比比皆是，甚至比我们还不幸的家庭更无以计数！我幼年时的旅伴丁耀璃，虽然与我们一同逃过了日本人，最后也难逃一死，记得她死后我做了很多噩梦，梦见自己走进她冰冷的坟墓里，地上地下，也真是只有“一线之隔”！
就广义而言（时至今日，我也不愿再骂日本了），任何一场浩劫的残余者回顾往日，除了庆幸之外，还会有一种“天地不仁”的罪疚之感。我读了《虎口余生录》后，这种感觉更深：为什么这几家人因我而落入虎口，但今天音讯全无、生死不知，反而没有我幸运？最近重读陈若曦的小说集《尹县长》，也同样有一种犯罪的感觉。人世间有幸有不幸，往往一个幸运的人得以生存是很多不幸的人的生命换来的，我这个幸与不幸的看法近于迷信，也许自己年岁日长，也愈来愈相信命运了。
《虎口余生录》的下半部，是“余生”后继续逃难的记录。就其他读者看来，下半部可能没有上半部精彩，因为后来就没有什么“惊险镜头”了。
我个人对于这一段从河南边境逃入陕西，越过秦岭，而至西安的“原始旅程”，记忆较逃躲日本人的前一段更清晰，可能是前半部的“噩梦”早已被自己的下意识压抑下去了，也可能是最后一段漫漫长途的经验，使我突然从幼年进入“少年”，在某些地方（据母亲说），心理竟然相当“成熟”。当时我当然还不能了解父母贫困到变卖订婚戒指的程度，但有一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在安康，我们全家寄住在父亲的朋友梁冰潜伯伯家里，两三家人至少有一个多月不知肉味，有一天母亲带我到市场去，偷偷买了一个牛肉烧饼给我吃（说不定是用典当衣物后的钱），我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后，母亲对我说：“我们李家的孩子最乖，能吃苦，不乱闹，所以给你一个烧饼吃，用作奖励。”我听后并不沾沾自喜，却突然想哭，从此以后，在我的脑海里，“乖孩子”就等于“能吃苦”，也就是“懂事”，我似乎对整个人生也看“乖”了。
这件小事情使我想到“逃难”的另一种意义：这段旅程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生旅程的一个缩影，看完了这半部日记，我感到父亲在轻描淡写之中也写出了人生的百态。父亲在这段旅程中，正好像他的一生一样，表现了一个特征，就是特别重友情。日记中对各个朋友的姓名、出身等记载甚详。父亲有不少几十年的至交，正如他有不少“高足”一样，我们全家一路上处处靠朋友的照顾，父亲至今难忘，正好像他自己处处接济、照顾朋友一样。信阳师范的同事几乎个个都是父亲的朋友，都是极有义气的人物，似乎信师从来没有人事纠纷，真是与我任教过的美国学校大异其趣！
也许，父亲在日记上只记好处，不记坏处（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少数国民党军队的军纪不良，父亲对之有着不满），且日记中提到遇见老友时的欣慰之情，都是非常真挚的，譬如4月30日日记所载与梁冰潜先生相逢的一段就很动人：
我们正在街头彷徨的时候，忽然遇到在国立一中做事的吴石英兄，知道至友梁冰潜兄仍在安康……喜出望外……旧友相聚，畅谈积愫，极为愉快……冰潜夫妇，甚至连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因为我们已一贫如洗，以难民的狼狈情形见面，而有一丝一毫生疏，他们以友情的温暖抚慰着我们，我感觉像被风雪摧残的小草，开始在温暖的春天的阳光中复活了。
这种“患难之交”的友谊是人生旅程中最值得珍惜的，也是源于中国人的美德。除了朋友之外，父亲的日记中也反映了一部分“民风”和“人性”。逃离的人在他乡能遇到故知，当然最好，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没有朋友，就靠着“民风”了。我们全家一路上受到不少素昧平生的人招待，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河南的农民，日记中提到风向沟一个老农接待三个“逃荒者”的事，父亲还提到胡家台子另一位老人为他们“尽其所有，做一顿山中最好的饭”——包谷糁、红薯干和面条煮在一起，真是一语道尽中国农民淳朴、真挚的本色。记得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老家”——河南太康县——去看爷爷、奶奶，一路上都是住在素不相识的农人家里，这种境遇，在大城市中恐怕很难发生，即使在陕西省，对于外乡人也有客栈不留客的事。
旅程中我记忆最深的除了经常挨饿吃苦外，还有沿途风光的秀丽。我们走的是山路，群山之下常有一道清溪，父亲因有疮疾，怕湿气，常走在山上，我们则沿着山下的小溪走，山上山下互相呼应，非常有趣，其时恰逢春天，“遍山青绿，异常鲜丽”，战乱中的春天，风景愈秀丽，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大自然随季节变换而循环不息，战火之下，野花照样茁长，与人世沧桑毫无关系。父亲在大学时代是一个诗人，日记中描写风景的几段也颇有“五四”时代新诗的味道，当然，以现代的眼光看，这些“诗句”似乎也嫌“浪漫”了一点：
春匆匆来，又匆匆飞去；春天的美丽芳香，未曾在我的心头眼底抹一点痕迹。春带给我们不幸、危险、艰苦，我恨她！春又给我们不可思议的神秘幸运，使我们逃过了生命的危险，我又爱她！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4）
这些字句颇有点徐志摩的味道，但未尝不是真正有感而发的。“五四”时代的文人常用一些对比性的“陈套”话，诸如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爱与恨、痛苦与欢乐等，也常引用雪莱的那首名诗中的一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记得父亲非常喜欢的一本西洋名著——狄更斯的《双城记》——开首就有“这是最有希望的春天，也是最绝望的冬天”之类的话。“五四”时代的人，往往引用这些西洋经典，无病呻吟，但到了抗战时期，这些词句却都添加了一层更深刻的意义，试问在“虎口余生”后，置身于春天的大自然，难道不会真有“双城记”式的浩叹？（法国大革命之于法国，正好像八年抗战之于中国，二者都是由人民血泪所编织而成的“史诗”。）父亲在4月13日的日记上写着：
黑暗留在后面，敌人所占据的山地留在后面，前面是光明，是自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脱去了长衫，穿上仅剩的一身制服，我怀着轻松而欢欣的心情，向自由的祖国天空，深深地呼吸了几口自由的空气。
没有身历其境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一段写得太过“俗套”，但这几句“俗套”也恰道出当时人的心情。记得我们最后从群山中走出来，我突然看到生平从未见过的“平原”：那一片一望无尽、欣欣向荣的“自由”美景，也使我顿时对将来生出一股幸福的憧憬。多年以后，我在台大当学生时，想把这一段初望平原的心境写出来，作为一篇讨论人生小说的“象征”主题，惜乎文笔太差，始终没有写出来。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父亲是属于“五四”后期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与母亲同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由相恋而到结婚，颇有“五四”的浪漫之风。待他们结婚时，中日两国已经开战了，他们举行婚礼的那天，信阳师范全校师生列席参加，但日本人也来凑热闹，派了数十架飞机来“贺喜”！
父母这一代人由“五四”的浪漫心态转向抗战的爱国奋斗的精神，是一个心境上的变迁，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我的论文所讨论的是前者，对于后者，却至今无人研究。一般描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小说，都未能勾画出一个全貌，钱锺书的《围城》是一本名著，却以讽刺为主；巴金的几本小说，有的是以抗战为题材的（如《寒夜》、《第四病室》），但也未能令人满意，甚至大陆出版的《青春之歌》（杨沫著），读来也觉得幼稚得很；林语堂以英文写成的《京华烟云》（MomentinPeking），全书的后半部描写过抗战，但道家意味太浓；鹿桥的《未央歌》，也是象征多于写实。总之，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巨幅小说，至今尚待人写。
父亲的《虎口余生录》当然不是文学巨著，但有心人仍不难看到一些历史和文学的痕迹。即以父亲随身携带的小提琴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五四西潮”的例子。父亲在大学时代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从一奥国教授学指挥，更喜欢阅读翻译的西洋小说，可算是一个典型的“西化”人物，即使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仍不忘他的西方爱好，最后所有藏书丢尽，身边所带的唯一的书，却是一本《英文会话文件辞典》！我后来进外文系，可能也是“家学渊源”吧。
父亲虽是相当西化的知识分子，虽然在乡下“傻瓜”面前弹“洋琴”时，颇有委屈之感，但是他仍然是在中国的土壤中长大的，不论他如何西化，毕竟还是中国人，而且对于中国的人民也抱有广大的同情心，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特色。“五四”时期，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集中在东部的大都市里，几乎与“中原”乡下的农民脱了节，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全民奋起，知识分子走到乡下，走入民间，也沾染了农民的泥土气息，所以，在日记末尾，又逃回城市的时候，反而觉得格格不入了。父亲身历“都市”与“农村”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有都市的西化气质，一方面又有乡村的传统淳朴的风格，这是我做儿子最羡慕的一种“中西合璧”。
20世纪70年代的今天，所谓“西化”早已不“时髦”了，但父亲日记中浓厚的“乡土”气息是我颇为向往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全家能够重回师岗，再作一次历史性的“旧地重游”。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1）
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
父母亲大人膝下：
承蒙你们向我介绍女友，不胜感激之至。我虽与她素昧平生，但她既然是父亲同事的女公子，人品必然不差。儿不孝，几经思虑之后，甘冒大不韪，拟谢绝这一门“亲事”。因恐引起你们的误会，特写这一封信作个解释。
婚姻乃人生之大事，岂可等闲视之？你们为我焦虑，使我铭感五衷。中国旧时婚姻一向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求门当户对，早生贵子。然而，此种婚姻制度在“五四”时代——也就是你们的时代——在一片“反封建、反传统”的呼声中被推翻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当时的“摩登”青年——特别是“女权运动”者——所争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你们当年何尝不是为爱情而赴汤蹈火，奋而反抗家庭的束缚？幸而你们胜利了，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当年最早以自由恋爱方式而结婚的佳偶中的一对。如今，时过境迁，你们却为我这个宝贝儿子做起媒来了，岂非“历史”的一大讽刺？
当然，话不能这么讲。我这个书呆子一向只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从未顾及到台湾社会近年来的风气。留学生在外，不论男女，都是每天为学业而劳碌，没有闲情谈什么恋爱，一旦学业有成后，顺天应人，当然有成家之想。于是由在台的父母撮合，让一对陌生男女先由通信方式认识，然后再约期晤面，订定佳期，在国外行大礼，而由男女双方家长在国内登报、请客。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儿并非不知，想你们也是受亲友的怂恿、街坊邻里的激励，才出此“上”策，原是一番好意，儿心领了。当然，另一种最方便妥当的形式，也是你们在近来信中所常提到的，那就是趁留学生返乡省亲之际，由父母或媒人直接介绍认识后，男女双方可以在短期内在台湾成大礼，然后联袂出国，在外国组织小家庭。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美事，特别是“吾家有女初长成”的父母，用这种简便方法钓得在国外镀过“金”的“金龟婿”，可谓真正免出国留学考试而“托福”了。
这些都是社会风气使然，哪一家不受其影响？而且，这种风气并非完全由家长所造成，恐怕大部分留学生对此都颇为热衷。我有一位朋友，去年暑假专程为“娶亲”而回台湾，“省亲”倒在其次。他在台一个多月，几乎是天天大宴，受人款待，相过面的淑女不知凡几，结果，离台时仍然是孤家寡人。后来几个朋友问他为什么不败而归，凭他这一表人才，又是理工科的博士，银行存款也有两三万美金，怎么会找不到太太？据他说，在台每次大宴时，媒人、女方家长，及各亲友皆在，饭还没有吃完就谈嫁娶了，结果是因“金钱”问题意见屡屡不合，未能“成交”。至于其他内情，我当然不得而知。我还认识一个留学生，他回国后大吹大擂，自称是某某权威，有一次在一个商展中看上一位小姐，搭讪后，竟然托媒人说合，两个礼拜之后，就把她娶来了。据说，这位女士本来有一位男朋友，相好已有数年，可惜这位男士没有出过国，于是，这位海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