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匦模蛭那胺蛞苍谥泄」０６泛账固赜芍泄氐接⒐螅沼诖鹩α怂那蠡椋窃谟⒐喜康腡otness买下了一座古堡，名叫DartingtonHall。据说这座古堡始建于11世纪诺曼人征服英国之时，后来屡被摧毁和重建，到了20世纪，已经形同废墟。埃尔姆赫斯特夫妇买下古堡之后，将它重建，并买下了附近几千英亩的土地，开始推行他们的“Dartington计划”。
这一计划的灵感源自泰戈尔。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纯商业性的，包括设立农场、林场、造木厂、纺织厂等；第二部分是教育和文化事业，包括一所中学、一所艺术学院（特别重视音乐和舞蹈，舞蹈系是最先设立的），和每年夏季的艺术节（包括音乐演奏、绘画展览、戏剧演出和电影欣赏）。目的是要使艺术和农工打成一片，农夫和工人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教育，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在课余时到农场操作，或在工厂实习，在正课以外另外再学到一技之长。约翰逊先生带他参观几家工厂，正是午餐休息时间，工人们坐在外面草地上闲谈，再望远去，绿油油草地的尽头就是金黄色的田野，阳光从朵朵淡灰色的云层中照下来，益使这片英国南部的原野增添一层娴静的气氛。徐志摩酷爱英国风光，毕竟有点道理。
从工厂区开车经过几座小桥，就又回到了古堡的门口，已经是午后2时许了。埃尔姆赫斯特先生请他走进二楼的办公室，给了他一杯淡红色的雪利酒。室内的陈设并不豪华，但很舒适，从中古式的长窗中可以看见外面的草地和修剪得非常整齐的小树，一个很年轻的园丁正在草地上工作。
“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很喜欢。怪不得徐志摩认为这里是世外桃源。我真想什么时候来这里找个小差事，住一个暑假。”
“欢迎之至，待你写完论文再说吧。”
想起他迟迟未完成的论文，又回到现实世界里来。乡村与城市、理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这些问题，又何尝不是徐志摩作品中的题目？前一代诗人可以用他的生花妙笔把自己的心绪和幻想描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后一代的人世故多了，早已忘了那种浪漫之气，脑子里却不禁想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你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Socialism），特别是欧文（RobertOwen），据说他当时也是以私产建立了一个小乡村，工农并重，使小天地里的人民可以互助互济，自给自足。先生，您是否受到欧文学说的影响？”
“我读过他的书，”老先生答道，“但是Dartington毕竟是现代的东西，我们不与尘世隔绝，事实上我们还设法和英国政府及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我们的组织是由一个理事会经营办理的，并不是私产，有一些业务是纯商业性的，其他的如学校和夏季艺术节等，都算是公共福利事业，否则政府的税，一定吃不消。”
“但是，当年如果没有您夫妇的私人资本，这个现代乌托邦也建立不起来。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合流，老先生，您虽然可说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家，但您的身份却仍是一个资本家。”
“不错！资本家也罢，社会主义者也罢，我的灵感主要还是得自于泰戈尔。”
老先生提起泰戈尔就滔滔不绝，他再三提到泰戈尔在华访问时，在长江的轮船上与徐志摩在月下的一夕之谈，通宵达旦，两个诗人的心胸似有默契。老先生回忆四十多年前的事时，眼中仍然闪闪有光，大有不胜钦佩之意。
“徐志摩在作品中常常谈到泰戈尔，”他这个学生又在卖弄他的历史知识了，“但是徐大多是描写泰戈尔的人格和歌颂他的文学和哲学，不知道这位印度哲人在农村改革上的理想对徐志摩有没有影响？”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徐志摩的朋友（4）
“可能有。事实上当时中国有不少人想要从事农村改革。我在中国的时候，很想把我在印度的经验提供出来，也曾经和你们山西省的一位首长谈过，这位军阀很有意思，愿意在太原附近设立一个试验农庄，由我主持一切，我也很有兴趣。后来记不得为什么没有谈妥，大概又是战乱吧，好像他自己的政府与中央政府也有冲突。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那位军阀名叫——”
“是不是阎锡山？”
“阎——？可能是。不过事情没有成功。徐志摩后来也在浙江选了一个农村，实行改革，他有一个朋友，是学农的，叫做P．C．Chang，我们都叫他小张，他也很有兴趣。可惜事情又没办成。”
谈到徐志摩，老先生又眉飞色舞了，说徐如何幽默，如何暴跳如雷，如何进门就像一阵旋风，这和徐的生前友人——如梁实秋和林语堂等——所形容的颇为相似。不过老先生特别提到林徽音，说她秀外慧中，美艳绝伦，徐志摩当时一定还深深地爱着她，否则老先生自己当年也会追她的。当然老先生不大清楚林徽音早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了婚约，不久就结婚了。老先生又提到徐志摩访问DartingtonHall的事，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但徐志摩在信中曾经这么形容过：“DartingtonHall的计划是地球上我所发现的最接近乌托邦的方式”，“那是地球上唯一的我可以看到希望的曙光的地方”！四十多年后，他这个默默无闻的研究生竟然有幸到这个乌托邦来了！
埃尔姆赫斯特带他到另一幢楼的一间屋子里，里面堆满了一盒盒的资料，约翰逊先生和他的夫人正在整理，据说大部分是泰戈尔的信。老先生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包文件，边拆边问道：“这是我从中国带回来的一些信件，有些是中文的，我也搞不清怎么到我这里来了，你看看，有没有徐志摩的东西？”
他翻来翻去，大多是邀宴请客的请帖，无甚重要。突然，一张薄薄的宣纸掉了下来，上面有毛笔写的黑字，像是徐志摩的笔迹，又像是一封信，但是既没头又没尾：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两年之后，1970年夏，他又路过英伦，当然又设法去看了埃尔姆赫斯特先生一次。两年不见，老先生雄风依旧，但是夫人已经去世了，老先生让他看世界各地报纸发布的讣闻，及数以百计的电报，其中包括康奈尔大学校长致哀的电报。原来埃尔姆赫斯特太太生前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她的父亲——惠特尼（WilliamC．Whitney）——是当年纽约的首富，曾经在克利夫兰总统手下担任过海军部长，她的前任丈夫——司戴德（WillardStraight）——是一位银行家，在清末民初各列强贷款给中国时，曾经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老先生谈到这位比他大了几岁的夫人，不胜感叹，不过并不太伤心：
“当多萝西刚刚离开我的时候，我痛不欲生，后来有不少亲戚朋友安慰我，我自己又想到我们毕竟也过了四十多年的快乐日子，我的心愿已足！”
当天晚上，埃尔姆赫斯特开了一瓶法国老酒，说是要以名酒待嘉宾，又拿出一本纪念册来，要他题字，他想了半天，国学根基本来就不好，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背不出来，只好写了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方面为自己吹牛，一方面也带有回顾徐志摩初访之意。一瓶酒喝完，老先生仍然是面不改色，但是他这个年轻人已颇有醉意了，酒后失言，他不禁由徐志摩和陆小曼而谈到自己两年前在康桥邂逅的有夫之妇，老先生听后拍拍他的肩膀，爽朗地笑道：“我可以款待你一切，但是我这个老头子却不能为你再找到一位有夫之妇！”
他第二天在车站向老先生道别的时候，不禁又思潮汹涌，忆起昨天与老先生在绿色草坪上的散步，晚餐时的一席长谈，同时又想起自己今后行止的无定，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老先生。人世间聚散无常，他无意间交到一位好朋友，也钻进了历史。无论就学问还是个人经历而言，这一段遭遇都是不可磨灭的。
火车快要开动的时候，他紧握着老先生的手说：
“埃尔姆赫斯特先生，我回去一定要把这段故事写出来，可惜我没有徐志摩那样的才华。我这篇
文章一定是用中文写的，不知道以前徐志摩有没有给你起一个中国名字？”
“他们叫我恩厚之。”老先生得意地说。
后记：
1972年夏，我第三次到英国去拜访恩厚之先生，返美后忙于课业，一直没有写信给他。1973年底，我的英文著作出版，其中有两章是专门讨论徐志摩的，在书前并特别铭谢恩厚之先生。1974年春，我寄了一本给他，却收到他秘书的回信，大意如下：
“我非常抱歉，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已经看不到你的书了，他已于数月前在美国加州去世，他脱离人间时很安详，并无痛苦。”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奥国的飘零（1）
奥国的飘零
上个礼拜，他在萨尔茨堡，认得了一位奥国小姐，是萨尔茨堡大学的博士。蒙她的善意，邀他到城堡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那天适逢萨尔茨堡的典型天气——大雨如注，他们冒雨冲进了山脚下的一家饭店，叫了一瓶奥国有名的“烧酒”（德文叫做Gluhwein），把浑身的湿气烘干了一点，于是就打开了话匣子，天南地北地谈起来。
这位博士小姐年已廿八，未婚，风姿绰约，有一肚子的学问，也有一肚子的牢骚。当她说起即将赴伦敦大学任教的时候，他不禁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奥国。
“因为今天的奥国没有思想，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她这句话不禁使他大吃一惊，当然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你所谓的知识分子，究作何解？是否依循法国——也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特别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责任感；或是仅指一般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如大学学生、教授？”“两者皆有。即以现在奥国大学生为例，他们只顾将来的职业前途，对于世界大事，不闻不问，当然更谈不上对欧洲战后文化社会的关注。”他，也许为了客气的缘故吧，试着为一般奥国大学生圆场：“也许这种情形确是情有可原的，奥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中立的小国，已不再是欧陆或世界政治的重心，一般学生自不必像美国大学生那么关心越战。这种政治上的冷感，也不仅是奥国学生的特色，战后许多国家的学生皆是如此。即使在美国，学生运动也只是近几年的事。”
然而，在她提到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他想追问的不是奥国一般学生及学者的政治兴趣，而是他们对于奥国甚至欧洲文化的反应。就广义而言，知识分子脱离不了文化，他们是文化的发言者、继承人，也是改变或创造文化的先驱。这种对于文化的关联，在某些国家或社会也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英文称为commitment，法文叫做engagement。也许今天的奥国社会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奥国在历史上却一直是欧洲文化的一座重镇。20世纪的奥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文化人物？且不必详论法国——萨特（Sartre）、加缪（Camus）、马尔罗（Malraux），举不胜举，即使小国如丹麦也会令人想起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意大利有莫拉维亚（AlbertoMoravia）、安东尼奥尼（Antonioni），德国（东德）有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和格拉斯（GuntherGrass），西班牙有洛尔卡（Lorca）、卡塞特（OrtegayCasset），甚至铁幕国家如捷克、波兰，其知识分子也非常活跃，对整个马克思哲学遗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作出了全盘的重新评断。他想不出什么奥国名人，是否因为自己所知有限？
“是的。奥国文坛，自从卡夫卡（Kafka）之后，没有出过一个重要人物。很多人提起茨威格（StefanZweig），他写过很多书，但并不是一个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其他尚有多德雷尔（HeimitovonDoderer）、穆齐尔（RobertvonMusil）、布罗赫（HermannBroch）等人，这些小说家在奥国之外很少的人知道，自然谈不到有什么世界性的影响。”这位小姐是学文学的，她最关注的是小说。上述几个人都是小说家，也是奥国仅有的几位愿意写大题目的小说家，显然这些人都不是十分成功，没有人可以与托马斯·曼（ThomasMann）相比。托马斯·曼可说是现代“大题目”小说家的最后一人，所谓“大题目”，是牵涉到一种文化的传统的整体，包括政治、宗教、哲学、艺术。这类大题目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西方几种重要的思潮——在山顶上的对白，成为他的巨著《魔山》的主要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Karamazov），通过主角伊凡的思想困扰讨论西方19世纪rationalism之不足，也是这种“大题目”小说最伟大的例子。他紧接着问了下去：“然而这种大题目、大块头的文章在现在已经不吃香了。就以法国为例，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所提倡的新小说，彻底扬弃内容情节，法国19世纪的romanfleuve的传统也早已断绝了。也许20世纪文学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小说。为什么你认为这种大题目的小说在今日奥国尚有存在的必要？”
“不仅是奥国，德国也是如此。战后的德、奥知识分子似乎非常健忘，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奥文化整个改观，这笔遗产，直至现在还没有彻底地整理过。德国的格拉斯和他所谓的‘十五人团’，不过互相标榜，发挥他们的表现欲望，并没有真正负起战后知识分子的责任。战争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