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为了保护人而活动，而不是为了鸟和蜜蜂。”环境正义者
如是说。“非裔美国人不关心‘濒危物种'，因为我们才是濒临危险的物种。”还有些环保正
义者甚至这样认为。进入 80 年代之后，随着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上台，反环境保护
主义的力量也在逐渐抬头，并在 90 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势力，成为美国环境保护主义
的反对派。他们不仅对政府在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土地、湿地的管理和政策不满，而且
还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利或地方权利为名，通过院外活动和法律诉讼来达到目的。他们的名目
繁多、形式多样，诸如“明智的利用”运动、
“郡县至上”运动、
“财产权利”运动等等，但
宗旨都是反环境主义的。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明智的利用”运动。让。阿诺尔德断言：如
果沿着环境保护主义的路走下去，“在 20 年内，美国所有的工业和私有财产都将被毁掉。
”
因为环境保护主义损害了他和他那一群体的经济利益，所以，他认为有必要用“明智的利用”
运动去替代“环境保护主义”。
“明智的利用”本来是 20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领导者吉福特…平肖为
其功利主义的自然资源的持续管理和多种利用理论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到了 80 年代后期却
被一些反环境保护主义者用作概括他们行动的标志。1988 年，一个叫做“自由企业保护中
心”的组织举行大会，会上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利用方案”，要求国家允许在公共土地上进
行商业性的矿产和能源开发，允许对国家森林中的老林进行采伐，修改 1974 年国会颁布的
“濒危物种法案”，允许在北极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钻探石油，在国家公园内促进商业开
发，并要求在公共土地上签订放牧契约以保证私有财产权利等。
不难看出，整个“明智的利用方案”都是针对 60 年代，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的国家环境
法规，特别是自然资源管理法案提出来的。因此，它不仅得到了利益集团，尤其是木材、矿
业以及石油等大工业公司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来自基层的小土地所有者、农场主的用户。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人，不仅是有产者，甚至还有那些与有产者有联系的
工人因为更多的经济开发便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工业家们则更是不失契机得去鼓动工人和
当地的人们去支持他们的行动，甚至在工人去参加听证会时，仍发给他们工资。大概正因为
如此，
“明智的利用”运动的领导人才敢于吹嘘，他们的阵容除了他们 500 个合法组织和 500
万积极分子外，还拥有 1。2 亿同情者，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一半！尽管评论界认为这是一个为
了鼓舞士气而夸大的估计，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性这个反环境保护主义的运动是有相当
的社会基础的。
除了强大的阵容，“明智的利用”运动的组织者们还有来自企业的雄厚资金的支持，并
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院外集团、听证会，甚至组织示威，对国家、州县各级
立法机关施加影响，与政府立法机关中的保守力量相呼应。在他们的影响下，1994 年克林
顿提出的几项环境法案都未被国会批准。例如，在采矿业的压力下，国会反对批准征收矿业
税和对采矿制定硬性环境标准；安全饮水法因共和党议员要求修改而搁浅；要求将国家环境
局升级为部级机构的提案也未得到通过。相反，国会却努力要通过一些法案来削弱政府对环
境的管理。例如，1995 年提出了一个“私有财产权利法案”，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濒
危物种法案”和其他国家法案都不适用于私有财产。
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不能不感到忧虑。塞拉俱乐部，美国的十大环
保组织之一，在致其会员的信中说：“我们面临着一个有着超级资金来源的，反环境的，并
被盲目崇拜的怪圈。……其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和整个环保运动。”
但是，更令环保主义者们不安的是在环境保护运动内部出现的分歧。例如“环境正义”
运动。它是一个最初发生在 80 年代初的在有色人种社区的，针对政府环境政策中的种族偏
见的抗议活动，后来则发展成为一个争取全面的环境正义的运动。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全
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参加会议的 300 多个代表团正式用“环境正义的
17 条原则”宣告了他们与环境保护主义的不同立场。
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眼中
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
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环境为我们提供发表评论我们时代各种问题的讲坛。军
事和防御政策的问题、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城市的未来、运输、
住房、土地和主权、自决权、就业……等等。”她还坚持说，为了和那些主流环保组织建立
一种“公正”的、
“平等”的、
“互敬”的和“互利”的关系，就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解释生态
和环境上的各种问题。
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观。它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
起来，而且还将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它所反映的是生活在美国下层的，尤其是那些相
对贫困的有色人种社区群体的要求。因为环境观的不同，在他们所关注的环境问题上，也与
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有着明显的分歧。例如，后者的眼光主要盯在诸如野生动物、森林、荒
野等属于白人文化传统的自然事务上，而环境正义者们则更注意城市社区的生活健康和卫生
条件。因此，在环境正义者看来，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是置身于“环境”之外的。早在
1990 年，一些环境正义组织就曾经给 10 个最大的环境保护主义组织写过两封信；在信中，
他们批评这 10 大组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组织，
“他们没有承担起对第三世界社区的义务，却
一直在继续支持保护那些远离工人阶级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环境的政策。”而且还“以不惜
任何代价消灭公害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用我们的工业和经济活动，
全然不顾我们的生存需要和文化需要。”
出于上述立场，许多环境正义者也开始使用“濒危物种”这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所惯用的
术语；然而，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濒危物种”并非指某种猫头鹰或鲸鱼，而是指处在环境危
机中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区底层的有色人种。有些“环境正义”组织，甚至反对
称他们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因为这个称呼有悖他们的宗旨。
发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将“环境正义”和“明智的利用”这两个运动进行比较时，我们
会发现，这两个代表着根本不同阶层利益的运动，其最终的斗争目标竟然是一致的。其实，
道理很简单。尽管“明智的利用”代表了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对环保有着直接影
响的工业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环境正义”则是美国社会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社
区的代表，他们所关心的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环境；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
度看，保护环境必然会制约经济的发展，限制资源的利用；因此，它不仅会影响到有产阶级
的利益，同时也会影响到为他们工作的人的就业机会。结果便是，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
害时，在和环境保护主义相较量时，这两个本处于对立面的阶层，反而会站在同一战壕之中；
基于这同一立场，他们在处理和非人类的自然的关系时，也同样总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最
终，这种从同一角度来评价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致，使得本来壁垒绝对分明的社
会力量不约而同地将其矛头对准了一个目标环境保护主义。这是自 1970 年地球日以来，
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所从来未遇到过的复杂局面，也是其难以回避的现实。
看来，就一个物种的归宿而言，猫头鹰辩论是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就这个物种的归
宿而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念来看，这场辩论却难以收场。环境保护主义者能否取得
这场辩论的最后胜利？大概，此时此刻，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望断天涯路
作为 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环境保护主义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那
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危机的时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反主流文化……
激烈地冲击着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涤荡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要求变革，是这些社会运
动的共同呼声。就在这时，1962 年，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出版了，它给这个本来
就处在社会动荡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中产阶级，增添了新的不安。
如果说，黑人民权运动的愤怒烈火还烧不到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住宅，美国的炸弹和落
叶剂只是降落在距纽约 2 万公里的越南丛林的话，这本书却让他们发现，死亡正发生在他们
的后院啄食了被杀虫剂污染了的昆虫和植物的鸟正在死去！作者雷切尔·卡森通过对
DDT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杀虫剂在食物链中的凝聚作用和最终对人体的遗传所造成的危害，
揭示了一个令人惊骇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人们用以对付被认为有害的昆虫的技术竟然对准
了自己。
卡森言辞犀利，却又不失恳切。她提醒人们，要“认真对待生命这种力量”，并谨慎地
运用人地智慧和力量克服“征服自然”的妄尊自大的思想。她尖锐地指出，人们目前所面临
地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灾难是完全由“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
导入人类世界的”。
卡森的警示划破了白人中产阶级郊区生活的静谧和安逸，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注入了一种
新的意识：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追求一种比较纯朴的和较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按照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说法，人们是在向与资产阶级文明兴起相联系的一
整套价值观念
“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发出挑战；因为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技术、
追求生产效率和消费，追逐物质利益，并且“形成了个人主义和征服了自然。”
这种强烈的要求把人类和地球从贪欲、从技术的陷阱中拯救出来的愿望，和对一种更文
明但是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迅速地变成了一种信念，成为在 70 年代为美国社会主体
的中产阶级普遍所肯定的社会思潮环境保护主义。在 60…70 年代的批判和反省的气氛中，
这种对工业文明社会和富裕所带来的种种弊病的批评很容易便得到了社会其他群体，尤其那
些争取社会变革的群体如女权主义者、反战者、反主流文化者等的响应和认同。终于，这
些要求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和环境保护主义汇合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
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1970 年 4 月 22 日的“地球日”是这一运动的开端。
也许是由于对变革的急切心情，也可能是对环境危害的深深忧虑，环境保护主义几乎是
不受任何阻碍地和毫无怨言地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了。“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平
、 、
衡”不仅成为媒体上经常出现的词汇，甚至也成了普通人的口头语。人们与自然交好的迫切
愿望促使他们急于去更多地了解那个曾被视为人类征服对象的自然。他们不仅要亲身投入到
大自然去领略它的美，而且也希望理解它所蕴藏的内涵。于是，大卫·梭罗一个 19 世纪
前半期的自然作家的已被尘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书又重新被摆上了书架；美国的国家公园之
父，20 世纪初曾为保护约塞来特国家公园地整体性而战斗的自然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
成了自然爱好者崇拜的偶像；奥尔多·利奥波德，一位提倡“人是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的
科学家，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知和精神领袖，而他的那本融哲理和文学为一体的散
文集《沙乡年鉴》更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圣经”。
与此同时，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法规也顺利出台了。至今美国所有的几百项环
境法规，大部分都是在 70 年代制订的，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法律，如国家环境法、空气污染
法、水污染法以及濒危物种法都是在这个时期推出的。这真是令环境保护主义者兴高采烈的
10 年，也是令人怀念的环境保护运动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称 70 年代是“绿色的十年”
或“生态学的十年”。
20 年过去了，在 60…70 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开始被淡忘了，但是，惟有环境保护运
动似乎长盛不衰。到了 1992 年，全美国已经有大约一万多个民间环境组织（或称非政府环
境保护组织）
，其中最大的 10 个组织的成员已由 1965 年的 50 万人增加到 720 万人。1995
年，根据民意测验，有 73％的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80％的人则把环境看作
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在 70 年代，持这一观点的则仅有 7％。完全有理由认为，人们的环
境意识要比 70 年代浓厚多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环境保护主义所承受的压力反
而越加沉重了？
也许，对环境保护主义与生俱来的某些特点做一点分析，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又它的困
窘甚至尴尬。
首先，是它浓厚的道德色彩。如前所述，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信念，是一种重建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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