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甚至尴尬。
首先，是它浓厚的道德色彩。如前所述，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信念，是一种重建人与自
然关系的强烈愿望。要实现这种愿望，按照利奥波德的说法，就必须树立一种自然共同体的
意识，“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的征服者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一员和公民。它暗含
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一种道德意识，
”
人们才可能在运用他在这个共同体中的权利时，感到他所负有的对这个共同体的义务。这种
认识，不仅依赖于对自然本质的科学理解，同时也依赖于在了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自然的
感情。
因此，这一信念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它与那种从经济学角度来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对后者来说，自然只是一种资源，是人类为追求幸福和创造财富的资
本；在和自然的关系上，人只需行使权利，而无需任何义务；从而，任何限制经济增长的行
为都将是一种对这种特权的侵犯。这是西方 500 年近代文明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而环
境保护，从本质上说，既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制约，也是对其个人物质欲望的克制。这一点，
则正是环境保护主义受到那些要保护工业发展和私人财产的既得利益阶层猛烈攻击的根本
原因。
（这里，顺便说一句，当前流行的所谓“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上也是纯经济学的。
在笔者看来，因为它缺乏一个道德上的基础，其结果，恐怕将只能是有“发展”而没有“持
续”）进而言之，就整个社会来说，
。 “发展是硬道理”，因此，任何环境保护在与经济发展的
较量中所取得的胜利，大概也只能是局部的和零星的。这是环境保护主义难以克服的一个矛
盾。
第二，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中产阶级偏见。前面说过，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世界
观，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教养可以让他们去亲近和热爱那些与经济无关
的自然事物，但是也很容易使他们忽视与经济有关的社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
们应是 19 世纪拓荒者的后代；因此，他们与那曾为这个国家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大自然
有着先天的联系。城市拥挤、喧嚣的生活环境往往会勾起他们对田园生活的回想，并促使他
们设法为自己营造某种可以回归自然的条件和气氛。因此，登山、打猎、钓鱼、滑雪、野营
等一直是美国中产阶级上层的传统户外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空
前富裕则给大部分中产阶级提供了旅游休假和野外休闲的物质条件，以致“到大自然中去”
成了一种流行的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青少年身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童子军就是美国中小学生野外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正是这种生活方式，非常自然地和
顺理成章地，把偏远的大山、河流、森林和城市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大自然不仅为这些城
市的人们增加了文化生活空间，而且也为他们在和大自然的关系上增添了一份非功利主义色
彩。人们在领略大自然带给他们愉悦和欢快的同时，也开始进一步理解它的美学内涵。这种
理解是那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大自然的感情，甚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对野生
的东西的特别的热爱。正像《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所说的，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感情
已经到了“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重要”的地步。这种对大自然和野生的东西的理
解和热爱，甚至偏爱，可以被称作是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种“荒野情结”。
然而，也正是这种“荒野情结”使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忽视了在同一个美国，却和他
们不处于同一社会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六十年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
犯罪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白人，已经离开了城市中心而迁往郊区，
这自然更加深了他们和生活在城市底层的穷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鸿沟。由于偏见，或也由于
传统中产阶级的清高意识，使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无视或不愿正视贫穷所带给穷人和少数民
族社区的环境问题。环境正义者们向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挑战正是向环境保护主义者揭示
了这样一条真理：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区问题是和
自然界一样不能忽视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目前使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困窘的问题还不只是它自身的某些缺陷，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时代所带来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末，那种曾被环境保护主义所激烈批判过的技术崇拜，
似乎又在悄然兴起。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五花八门的新技术似乎给人们对
应付各种环境灾难上增添了一线希望：人可以用破坏了自然的技术去创造另一个自然。而且
还不只此，世纪之交的人们似乎已没有了三十年前的那种危机感：环境问题并不像人们在三
十多年前预感的那样严重，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似乎也未到极限。更有甚者，那就
是 90 年代美国连续十年的经济繁荣所滋长起来的一种乐观情绪。人们似乎更情愿相信：
“未
来会更好！”于是，什么“臭氧层空洞”呀、
“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呀，似乎都有“狼
来了”式的虚张声势之嫌。这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所要重视的不可回避的一种观念。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回顾三十年的奋斗历程，站在世纪之交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也许和
我一样，有一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悲壮之感吧。然而，我仍
认为，不论时代如何转换，环境保护主义都是我们对人类在过去对地球做过哪些伤害的认识
和觉醒；它对重建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追求仍然是我们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尺。不
论新的技术会如何改变地球，也不论它会给人们带来任何新的希望，我们却必须清醒地认识：
人类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其他生命的地球上生存的。
走出绿色象牙塔
王力雄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梁从诫、梁晓燕主编
《为无告的大自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我在西蒙（锡林格勒）草原，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他们小时候，放牧最大的难题是牛羊
钻进草里找不到，这话让我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可就在我听这话的当，我眼见
着一只兔子远远跑过，看得清清楚楚，一点障碍都没有。
甘南草原的牧民经历着同样的变化。当地的藏族乡长说，他们小时候骑马上学，尽管腿
短，靴子也会被草上的露水打湿，可是现在早晨骑马，打湿的顶多是马蹄。
前年我在白洋淀，途中给汽车水箱加水，放下很长的绳子才能打到井下的水，而老人们
说，过去趴在井沿就能直接喝到井水。
此类故事俯拾即是。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在于这些变化发生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相
比自然生态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进化，几十年是短到不成比例的瞬间，如果以这种速率退
化，人类在茫茫太空中唯一籍以存身的这颗地球，还能给我们提供多久的庇护，如何能有乐
观回答？
我常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的那个马贡多小镇。在百年历史中，从充满阳光、
花朵和蝴蝶的一块天地变到遍布蛛网、垃圾，疾病流行，天降成吨的尘土，生出长猪尾巴的
孩子，可是人们照样喝酒、赌钱、搞女人，一口气吃七十二个蜥蜴蛋，对变化浑然不觉，小
镇最终被预言中的飓风刮走，永远消失。
今天似乎不同了，环境保护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全球任何社会，任何政府，
任何阶层，任何组织都在谈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都举这面旗。你可以在大街上拦住任何一个
人询问，我相信不会有人表示反对保护环境。可是为什么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保护环境
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呢？
我不想谈那些口头环保派，他们作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利己主义者，言行不一，
是另一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即使人类全都真诚地、言行一致地保护环境，环境问题是否就
能够真正地解决？ 我以为不能。
现在的环境保护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天上落下了酸雨，腐蚀了庄稼和古迹，人们才呼
吁治理；臭氧出现了空洞，政府和专家才开始讨论是否停止用氟；森林毁灭了，再动员种
树……这样的环境保护是一种跟救火堵漏同等性质的被动行为，治标而不治本，只是推迟环
境危机的到来，而改变不了环境恶化的最终趋势。
这就涉及到了在绿色思想中被形象地称为“浅绿”和“深绿”的分野。仅仅停留在环境
保护的层面，只能称为“浅绿”。虽然都是绿，
“深绿”和“浅绿”却有本质的不同。
“深绿”
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环境保护，而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概括起来，人类以往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的生活方式主要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上：一
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衡量社会进步之标准的物质主义，由此导致在有限资源中追求无限增
长的悖论；一是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意义的消费主义，是道德解体、人欲贪婪、争夺与冲突不
断升级之社会困境的根源；一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科学主义，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奴
役和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正是这几种因素互动循环，不断膨胀，才造成当今包括生态
与环境问题在内的人类困境。
以“深绿”的观点看，生态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的心态问题。人类的主流哲学不变，
生活方式不变，仅靠“环保”是救不了人类的。我对这一点颇有同感。我尤其对当前席卷中
国的物质主义大潮感到忧虑。正如生态必须保持多样化才能平衡一样，一个民族的精神也是
在长久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精细平衡的结构。如果全民一致“向钱看”，那难免导致失衡。我
认为，精神结构的解体对一个社会的损害将比什么都严重。有人也许不以为然，“不管白猫
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我们不是比过去富了吗？我当然不赞成贫困，但如果仅仅求富
的话，什么是富的标准？如果我们十二亿同胞都以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据运筹专
家计算，需要的资源将是现在的六十倍。这块已经喂养了我们五千年的土地，谁会相信还能
挤出六十倍的乳汁呢？如果资源不能满足人们已被过度刺激起来的欲望，贪婪将纵使人们相
互之间争夺，那时不仅是生态毁坏，连社会也难免遭劫了。
绿色哲学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是把无限增长变为自我控制，把感官享乐转向审美追求，变征服
自然为顺应自然。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已有许多人做了探讨，我认为从哲学角度已无困难，
逻辑上也很通畅，但至今只停留于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关键在于尚无将哲学变为现实
生活的可行方法。哲学只能说明世界，方法才能改变世界。“浅绿”之所以能成为广泛的社
会运动，相当的成分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操作的方法；而“深绿”，至今为止还只是哲学。
不少人做过努力，形形色色的绿色组织或试验基地散见于世界各国，但在人们眼里无非
是一群怪人。有人提出“心灵环保”的概念，等待芸芸众生一个个灵魂实现“升华”，即使
可能的话，已在困境中徘徊的地球和人类又有没有足够时间？以往推动人类变革，一向以许
诺更富有的生活为吸引，然而绿色变革却要人们从过度消费回归朴素，安贫乐道、清心寡欲、
自我节制，让人们自觉接受这种“牺牲”，期望是否太高？我对此不敢乐观。
在“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中，如果一定只能选择其一的话，我任可选择后者。
“深绿”仅在“灵性”的层面作文章，是不会走出哲学的沙龙，进入以制度为构架的社会生
活的。当今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之核心是追逐利润与效率。世界上不同类型的社会看上去差
别很大，奉行不同甚至相反的主义，然而依我看，它们的区别只是手段的区别，在本质上，
它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追求财富的无限增长，完全一致。无论是“和平竞赛”，还是“超英赶
美”，只如位于跑道左、中、右的不同位置，都是向着同一终点跑。其实这几年，手段的区
别也在迅速减小。只要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是谁的跑法快，就该向谁
学，手段也就能理直气壮地抛弃意识形态了。确实，市场与竞争的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
经济活力和创意，但是，也同时不可分地制造着生态危机与社会问题。追根究底，环境污染、
人性异化、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失业和犯罪等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都能找到通向利
润与效率的根源。在这种社会制度中，谁要是只根据文化或心灵的觉醒而身体力行，把“深
绿”当作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他就将在社会找不到立足之地，不但谈不上改变社会制度，
连自身生存也无法保证。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许多人都有的无可奈何的感慨。
我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的手段也同样不能救中国，虽然资本主义无疑能
使中国繁荣一时，但代价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更长远的生存。我同样对民主制抱有怀疑。在我
看来，民主制有一个根本的、与其共生、并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