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
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绣在一个当铺里做
了二十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
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
“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
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
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
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
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
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
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
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
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
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
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
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
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
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
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
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
好训练的大学一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位置的。
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
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
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
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
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
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
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
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
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
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
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
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
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
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
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
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
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
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
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
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
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
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
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
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
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己是
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编者旁白
谁不曾做过大学梦呢？
想当年，苏联作家高尔基因贫寒失学，无计深造，却又执著追梦不止，还刻意将其初涉
人生时的困苦唤做“我的大学”呢。
但无论是否跻身高等学府，能一语道破“大学何以成为大学”之真谛者恐不在多数。有
人说，大学是颁发高等学历文凭的机关；也有人说，大学是有大学者的殿堂；还有人说，大
学是告别了花季的少男少女放牧其爱意的青春田园……诸说皆有理，但离编者心中的答案，
尚差一口气。
大学所以能让中外学子心向往之，根子在于：大学应比其他世俗机构更关注人的心灵发
育与成长，它是呵护青年的至情至性的摇篮，亦是诱导青年反身体认人格奥秘的智慧谷，更
是砥砺青年独立践行精神成年礼的祭坛。
无怪，大学常在它与社会的接壤处筑起一堵围墙，这当然不是为了拒坊间于门外，将自
己幽闭成象牙之塔；这仅仅是为了划出一道边界，提醒学子一俟踏上其领土，他便可能被换
了心情、心境乃至心灵——因为大学作为特殊的人类文化存在，它有足够的理由自期：这儿
的天应该更蓝，云应该更白，阳光应该更璀璨，水木清芬，华表傲然，天地悠悠，魂魄所系……
是的，大学不是厂矿、农庄、银行，人类所以需要大学，并非重在指望它来增殖国计民
生，而是企盼它能创造别处无可炮制的精神能源——这便是与人的终极关怀连在一起的价值
情思，对真理的敏感，想像力，人生境界……这是人类文化为抵御世风卑琐乃至委顿而高擎
起的一面醒世之旗。
这是否说，大学生无须重视专业课程学习与专业技能培养？当然不是。编者的本意是想
强调，与人们惯常所注重的“专业成才”相比，大学生能否在青春期奠立“精神成人”意识，
或许更为关键，因为这将影响你一辈子。
“精神成人”作为人生课题所以重于“专业成才”，著名教育家亨利·纽曼有个很好的
说法，这就像“健康应先于劳动”一样：“正如一个健康人能够做一个病人所不能做的事，
正如这种健康的特征是力量、精力、敏捷、优美的姿势和行动、身手灵巧、耐劳等，同样地，
智力的全面培养（此近乎‘精神成人’——编者注）对学习专业和科学是最好的帮助，受过教
育的人能够做文盲所不能做的事。一个人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练就了审
美力，养成了判断力，增强了内心的想像力，这之后，他的确不一定马上成为一名法学家、
一名辩护律师、一名演说家、一名政治学家、一名医生、一名商人、一名军人、一名工程师、
一名化学家、一名地质学家或一名文物工作者，但是，他将处于这样一种智力状态，即他能
够从事以上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或从事以上任何一门职业……”
亨利·纽曼又说：“大学不能保证培养出像亚里士多德、牛顿、拿破仑、华盛顿、拉斐
尔或莎士比亚那样的名人，尽管在此之前大学内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另一方面，大学也不
满足于培养出评论家、科学家、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大学里也有这样的人才。
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目的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
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
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
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
我曾困惑：高踞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太晶莹、太圣洁、太崇高了，高得地球上没几个
人能攀登，它对我有何意义呢？但很快，我想通了：珠峰的永恒存在，可使我不时测出自身
的卑微。
不妨对大学这面旗帜，亦作如是观。
（夏中义）
大学的深层温因
张博树
当代中国学者。本文原载 2002 年 4 月 4 日《中国
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基本上是旧作，其中大部分文章写于 20 年前，但今天读
起来并不觉得过时。原因很简单：大学“理念”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如此之稀缺，且这种
“理念”的稀缺并非大学数量的增长所能弥补。
学术自由、通识教育、世界主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学理念”——这些，金先生在
他的书中已经谈了许多。我想，根据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现实，从公民社会发展的角
度理解大学、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叫“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从社会整合维度对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概括，它
与制度现代化的另外两个结构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恰成鼎足之势。公民不
同于臣民，公民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个“公共领域”，在非
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
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
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
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上述两点相应，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
济自由。出版、传媒系，教育、科研系统则是支持公民社会的最主要的结构系统。
那么，何以大学乃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进一步研讨公 民社
会的功能，尤其须探讨相对于政治建构、经济建构而言公民社会的独特作用。
公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建构的正面推动作用当然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然而，我想强
调的是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同样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视。这个功能就是公民社会
对政治建构、经济建构中负面因子的抗衡作用。
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
用法国政治家路易斯·博洛尔的话讲：“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里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
龊、残暴与血腥。当政者们并不需要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官场秘书兼智囊人物去教导他们
怎样为恶……统治的欲望与权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会了当政者们欺骗与残忍。人类学会驾
驭权力的前提，乃是首先战胜对权力的贪婪。”
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
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么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
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
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
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范畴，说得通
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
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
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
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
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
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
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像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
战车引入歧途；那么公民社会就应该像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
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健全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
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媒体固然也很重要，但活跃在媒体的无数
为“公共领域”服务的斗士，他们本身也是大学的“成品”。另外从结构角度看，媒体还有
一个先天的弱点，那就是大部分传媒机构本身也是经济组织，或亚经济组织，它们也要营利；
而一旦维护正义与追求营利两者发生冲突时，事情就会变得不妙起来。大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