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能够得到继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重视培养现代公民意识，恰
恰相反，更惯于把人熏陶成缺少独立人格和思想能力的驯服工具。通过历史的遮蔽、信息的
封锁和片面的知识灌输，一代人处于蒙昧之中，对历史事实模糊不清，对现代理念一无所知，
甚至颠倒文明的基本价值，破坏人类的道德底线，是非不明、美丑不辨、善恶不分。这是“文
革文化”的一大特征，也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笔难以迅速摆脱的灾难性遗产。它严重污染
着我们的精神，阻碍着我们与世界文明接轨，使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并且从根本上阻碍着
我们生存状态的改善。
正是基于这一状况，本卷设置的重点有二：一是穿越遮蔽，激活历史记忆，直面民族百
年历程的问题和矛盾；二是张扬现代国家理念，重铸现代社会伦理。作为青年学子，应该知
道这片土地的百年沧桑，认识前辈走过的坎坷路途，了解先驱者在风雨中留下的思想成果。
我们有幸走进了大学校园，便同时有了这份责任。否则，我们便无颜面对先驱，也无颜面对
后来者。因此，本卷从“让记忆唤醒历史”开始，编选了一组反思苦难的文章、它可以提醒
我们不忘历史的悲剧，并且正视生活的沉重。从这个沉重的起点开始，回顾 184o 年以来的
中国历史，从洋务派的经济改革开始，到维新派的政治体制改革，再到陈独秀、胡适、鲁迅
等人的文化革命和“立人”之举，古老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面对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启蒙
与救亡，改良与革命，传统与现代，世界化与本土化……面对这些矛盾，中国知识分子进行
了怎样的思考？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虽然本书篇幅有限，但通过“重新点燃启蒙
火炬”“革命反思录”“传统与变革”等章所选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百年中国的种种矛盾
、 、
和误区，也可以看到时代矛盾中所产生的思想。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问题。 因为那些
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全部成为过去。
要成为一个现代国民，就不能不具有现代国家理念。自由、民主。平等与公正，都是现
代国家理念的关键词。早在一百年前，觉醒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这些理念的言说。
“五四”
时期陈独秀等人对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张扬，1920 年代末胡适等人面对新生的国家政
权而进行的人权抗争，1940 年代储安平等人对民主的呼唤，都毫无疑问在中国文明发展的
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甚至在“文革”的血腥背景之下，身处险境的顾准仍然执著地思
考看民主之路。虽然这些理念一直难以扎根，在某个特定时期，甚至全都成为被批判和否定
的对象，但历史终于证明，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群，只要不想自绝于人类，就无法不接受这
些现代理念。所以，那些在历史的艰难行进中留下的文字，自然闪耀着特别的光辉。这些文
字与西方思想家的论述一起，构成了“自由思想档案”“民主ＡＢC”“平等与公正”“个
。 、 、
人·社会·国家”诸章，我们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什么是现代国家理念。个人与社会、
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关系，其关键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国
家？纳税人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种社会转型的标志何在？如何
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如何理解平等和社会公正？从上世纪初到本
世纪初，一百年了，一代又一代思想者，对此思考甚么 那些最具现代精神的思考应该成为
我们走向现代的精神资源。
本卷最后一章讲的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中，
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扮演了现代化精神先驱的角色。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也成
了中国现代化坎坷历程的一个缩影。“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裂变中觉醒，主
动承担起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神圣使命。他们因此而创造了自身的辉煌。然而，在历史的风
云变幻中，他们却一步步陷落，直至成为改造的对象。这一切的成因主要在于外部，但知识
分子人格和精神持守却也值得认真反省。因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常常伴随着知识分子的
迷思和误入歧途。因此，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清楚知识分子的责任，了解知识分子
的姿态和风采，显然是必要的，因为文明的发展毕竟需要成熟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承担。
“文革”博物馆
巴金
（1904…2005）；中国现代作家。本文选自《全集》
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
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
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
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
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
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
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
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
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
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
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
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
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
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
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
“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
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
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
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
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
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
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
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
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
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
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
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
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
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
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
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
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
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
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
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
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
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
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
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
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
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
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
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
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
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编者旁白
20 世纪是一个悲剧性世纪。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人类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从世
界范围看，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就中
国人而言，也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历史情景惨不忍睹，文
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虽然这些灾难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人类应该抱有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理性战
胜蒙昧的坚定信心，但清醒者也应知道，如果不能牢记血的教训，人类的天空就无法保证晴
朗。
只要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一切灾难并非偶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
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根源或者说是成因——有物质基础方面的，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也有人性
深处难以去除的邪恶。如果这些根源不能随着灾难的过去而消失，我们也就无法远离灾难的
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有句古话：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文明肌体上长出了毒瘤，即使
在某个部位做了手术，也难保证肌体的迅速康复。我们虽已迎来新世纪，但新世纪并不能自
行消除灾难和罪恶。如果对病灶缺少足够认识和警惕，就无法保证肌体的健康。如果对病因
缺少深刻的认识，病变也许会随时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经历的灾难与精神病变是相互关联的。它所产生的可怕后果至今
难以估量。比如“文革”，它直接导致了文明的破坏、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堕落。它使人失
掉了起码的文明准则和道德底线，失掉了对善与恶、美与丑、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区
分能力，甚至以病态的价值看世界，把丑当做美，把恶当做善，把打家劫舍、残害无辜都当
做天经地义。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它导致邪恶的滋长和社会的大面积腐败。
正因为这样，巴金早在 1980 年代就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识之士也以不同方式从
不同方面开始了对灾难的回顾与反思。
记忆与反省不是轻松的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遗忘，对此，作家刘
烨园曾叹息：“十年，七八亿人，时时处处，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多少苦难，多少罪恶，
史无前例，深刻惨重，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细胞，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作家
诗人，下至平民百姓，少年儿童，冤死者成千上万，人人手上几乎都间接、直接沾满了血污。
然而，几代人都无法清算的历史，一眨眼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一片‘空白’了！”面对
这种现象，人们当然要谈及中国人的健忘。其实，对于弱者而言，健忘常常是不幸命运的一
种表现。如果铭记痛苦的结果只是徒增更多的痛苦，遗忘便成了苟且活下去的惟一选择。更
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灾难都有肇事者，一切暴行都有当事人。面对“文革”灾难，无论施虐
者还是受害者，往往同样缺少面对的勇气：前者要努力破坏现场，或争取时间擦干净双手；
后者也不愿再现自己遭凌辱的卑屈形象；即使那些旁观者，也习惯了在苦难史前闭上眼睛。
试想，自己曾面对暴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