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这样的限制词。
这也是我们当年的看法。经过十年时间，我认为柏杨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其实也不必反对。鸦
片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它当然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
战争；但是，它实际上是英国要求通商被清政府拒绝之后终于发生的一场战争。事情确由英
国人贩卖鸦片到中国而引起的；但是，即使英国人承认“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
的商人”即视贩卖鸦片为非法，清政府仍然坚决拒绝同英国通商贸易。当时，不仅清政府对
外国一无所知甚至所知极错，就连林则徐这样一些努力致力于新知的官员，也坚信英兵“腿
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他甚至说过英兵“一仆不能复起”
这样无知的话。他根本不把英军当一回事。在他看来，英国人不敢打，不肯打；即使打，船
坚炮利了不得在海洋占点上风，到陆地就耍不开了。由此可见，战争在还没有开始时就已经
注定要失败。
鸦片战争当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柏杨也不会去感谢；但是，沉重
的打击毕竟促使一些人的觉醒，这是柏杨“感谢鸦片战争”的根本意思。由于鸦片战争的教
训，林则徐开始懂得船坚炮利的重要性，他建议朝廷“制船必求其坚，造炮必求其利”，主
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林则徐的建议仍被道光皇帝斥为“一片胡言”。直到１８６０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上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洋枪队所起的作用，李鸿章于是又盛赞西洋兵
器精巧、队伍整齐。这才形成了洋务运动。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全军覆没，又一
次教训才使某些人明白，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得“政教修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
，
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严复）。许多人开始谈政治，谈改革，发展到百日维新。
走了这几步就花了五十年，而且如果不一再挨打就一步也不肯挪。说一句“感谢鸦片战
争”似不过份。对比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进步就快得多。中国发生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１
８５３年，美国舰队闯进日本海，要求日本同意通商，美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门户从
此大开。接着，有鉴于西洋人的“船坚炮利”，从此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变落后为先进，
就避免了不断挨打的结局，相反，还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差别如此巨大，可见光是情绪化地
把落后的原因全推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从自身寻找挨打了仍一步一回头甘居下游的原因，
似乎说一声“感谢鸦片战争”就意味着感谢他们屠杀我们的祖先，意味着中国的进步必得外
国来提携，于事毫无补益。
柏杨说，他说“感谢鸦片战争”这番话的时候，非常痛心，并不是说真的就赞成被异国
人统治。这是最好的回答。
为什么日本一经美国军舰的打击就马上变法维新，而中国却那么步履艰难地连滚带爬
呢？归根结底，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结出不同的果实。柏杨的酱缸理论是解答这一问题的
钥匙。
酱缸的主要成份是儒家的说教。应当说，在早期，在百家争鸣中，儒家还有一定的进步
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类言论，多
，
少还承认平民百性拥有一定的地位，有允许革（和）命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儒家变成唯一允许存在的学说，开始了只允许有一种思想的僵化也即“酱化”的过程。凡
是士也即是帮助皇帝统治天下的知识分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能越出孔孟教
条的半步，否则就是可怕的离经叛道。明、清更进了一步，规定知识分子只能用朱熹的注解
作八股文才可以当官，这一来，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不允许有任何新的见解的存在。
这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定于一尊的文化，其特色之一是反对任何改革。“利不十，不
变法”，甚至“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徐桐②语）。凡是有所改革，就有违背祖宗法度的大
罪，即使得逞于一时，也终不会有好的下场。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家（例如商鞅、王安石、
张居正③等等）的下场都是不好的，背叛儒家学说而有异端思想的思想家（例如李贽）的下
场也是不好的。时间越久，酱缸越稠密，酱的功能越强大，足以抵挡任何先进的思想，使之
一到中国就被酱得失去原来的鲜味（鲁迅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
缸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热风·随感录四十三》＇）。试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对待马克思
主义，最盛行的是教条主义，最反感的是“修正主义” 于是，
。 既然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和）
命胜利的俄国革（和）命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在中国也得不计成败地跟着在城市搞
武装起义，搞暴动。好容易终于突破了这种框框以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取得
成功了，在如何搞建设的问题，也得亦步亦趋地“一边倒”学习苏联，对苏联专家的意见，
那怕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例如柑橘的黄龙病产生的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上，也得以苏方的错误观
点为标准。教条主义地引经据典成为研究问题的唯一途径，任何超越都是不能允许的“修正
主义”或“砍旗”。以至于“文（和）革”带来的灾难已经弄得天怒人怨了，
“四人帮”覆灭了，
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
（
不渝地遵循”）仍然一度占居领导地位，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被判定为政治上“很坏很
坏”的“砍旗”。开放改革以后，反对开放改革的理论家们，所使用的仍然无非是形形色色
的“凡是”武器。这里面没有孔孟的任何词句甚至引用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语录；但是骨子里
仍然是只准有一种思想，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韩愈）的儒家传统。
酱缸文化的一大核心是只有权威而没有个人，没有人（和）权。皇帝当然是最高无上的权
威，他们是“天子”，十有八九是龙种而非凡人因而是天生能洞察一切的圣明。他们是社会
的中心，是社会的绝对权威，是人类的最高主宰。他们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可以随意出尔反
尔，引蛇出洞，突然袭击，独断专行……。在皇帝之下的臣民，又按不同时期或依职业、或
依民族而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并未因革（和）命成功而有所改变，工人是一等，农民是
一等，资产阶级是一等，知识分子是一等；此外，又还有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
的等外之等。天下无不是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还得感谢“圣上”赐予的死；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级一级地压下去。诚如闻一多说的，孔家店里的货色，只是教人
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这些君臣、父子、主仆的等级森严，派生出柏杨在《丑陋
的中国人》指出的（还有未指出的）形形色色的丑陋。这些丑陋，在大陆不仅存在，而且还
具有不同的特色。
例如死不认错，不仅人们彼此之间死不认错，不惜以更多的错来掩盖原先的错，而且由
于天王圣明，于是这过错就必然归由臣属或下级的正确来承担。在大陆，最明显一个例子就
是如何对待大跃进的失误。极为克制地指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完全正确的彭德怀最后只
好自己把过错全揽在自己头上。死不认错的结果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的大悲剧，即使如
此，在１９６２年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竟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
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此话言下之意，大跃进带来的人祸与毛 XX 无干，相反，那倒是由于有人（例如彭德怀）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干扰的缘故。此说不仅为彭德怀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自己的
意见这种合乎党章的行为而被无理地打成反党集团的错误行为做了辩护，而且也为刘少奇在
大会上提出三年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极力为毛 XX 辩护的言论仍在“文（和）
革”中遭到清算埋下了伏笔。林彪本人以诸如此类手法抢得了接班人的地位，可谓是酱缸文
化的特产标兵。
林彪还有一句名言：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此话深得“买
西瓜学”的精髓，是培养愚民的至理名言。本来，在个人迷信的气氛下，群众已经分不清什
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在“不理解也要执行”这个口号下，毛 XX 的错误政策更是畅行无
阻地雷厉风行。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变成运动群众，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和）命这场浩劫。当
然，“文（和）革”之所以能发动，除了“不理解也要执行”这种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形成的权
威崇拜外，发动者还充分地调动了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切德行。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各行各业中业务拔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写出过好作
品的作家，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家，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甚至连掏大粪的先进人物时传祥，
都被扣上“三名三高”“为刘少奇的反革（和）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刘少奇的走狗”等罪
、 、
名被批斗乃至迫（和）害致死。这当中，中国人那种东方式的妒忌和“痞子精神”的平均主义
起了极大的作用。诚如柏杨所说的那样，“人怕出名猪怕肥，这是中国几千年酱缸文化的特
产，自己飞不动，一看别人飞啦，就急火攻心，觉得必须嗖的一声，射出一箭，把该家伙射
死，晚上才能睡得着觉。致于该家伙死啦之后，自己飞动飞不动，则顾不得矣，只要别人中
箭倒地就心满意足。（
”《硫磺疤手段》
）稍为好一些的，也不肯或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最
多是当一个明哲保身的逍遥派。
文化大革（和）命就是如此这般的一场窝里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挂牌游斗，剃
阴阳头，坐“喷气式”，乱棍打死，酷刑致死，设陷阱引导对方犯错误……一直到杀人、吃
人，有的是甚至野兽也想不出做不到的无法无天的非理性的超法西斯暴行。手头刚好有一份
原交通部长、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七十自述》，顺手抄下来以广见识：
……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
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
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
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
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种种丑行，导致国人的道德素质空前低落，几十年也未必可以纠正过来。但是，也有创
造，把窝里斗变成窝外斗就是一大发明：本来都在一个窝里，但是不对了，你是叛徒、特务、
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和）命分子……简而言之，你是敌人，是窝外人，既然在窝外，
就怎么批怎么有理，怎么斗怎么合法，怎么打怎么正义，于是宣布某某是阶级异己分子，枪
决！“崩”了！我曾经在那里读过六年书的母校，有五名优秀教师因为“积极培养修正主义
苗子”被捆上大石块后扔进了江里！
我们在《护短与爱国》这篇为《丑陋的中国人》和《编后记》辩护的文章中，曾经对一
种站不住脚的论点给予驳斥。一位叫李宗凌的拿蒋介石杀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对
人类的屠杀来同“文（和）革”对比，认为“文（和）革”只是微不足道的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
部的事件，对人类和民族造成的损害简直无法同上述的屠杀罪行相比。针对这种奇谈怪论我
们指出，柏杨对“文（和）革”的批评是对中国人同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斗得死
去活来的“窝里斗”而言的，这同蒋介石杀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希特勒
对人类的屠杀等等“窝外斗”怎能相比呢？不久后我们读到李友滨、王凤海发表在《文艺理
论与批评》的一段妙文，很值得抄下来供大家欣赏：
首先，柏杨先生讲“丑陋”是随感式的，摆现象多，对问题的性质和根源缺乏具体分析。
就以窝里斗来说，他讲了不少例子，如“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
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
”对此我们也有同样认识，很痛心。但他又说：
“所谓文
化大革（和）命，不过一场窝里斗。”这就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文化大革（和）
命”确是在中国内部发生的，但它的性质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一
批野心家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而柏杨先生却说是“窝里斗”，各打五十大板，没有
什么是非可言。
“四五”运动也是“窝里斗”，粉碎“四人帮”也是窝里斗，都是中国人的丑
陋。这是公平的吗？
请看，
“文（和）革”竟然是如此伟大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窝外斗”
，把“文（和）革”说
成“窝里斗”谬误至极！理应高呼：
“红肿之外，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文化大
革（和）命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