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肿之外，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文化大
革（和）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是比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还要好的国粹。
由于只有权威而没有个人，只有龙（天子）和奴才而没有人，奴才们的法律知识限于只
知道他不能犯什么法而根本不知道法律还赋予他什么权利（这些权利，或者根本无有，或者
虽书面写有却只限于一纸空文，统治者可以随时随地取消它们，所以实际上是只有义务而无
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的权利的被统治者彼此之间也不懂得尊重对方人的权利，在
社会生活中也就很难有什么责任感。“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
酷刑。”
“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
（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
）
在一定条件之下，他们当中一些人（主要是流民，土改中的勇敢份子亦属此类）还会形成一
个“无法无天”“造反有理”的义和团、红卫兵式的破坏性特强的阶层。至于什么脏乱差啦，
、
什么大嗓门啦，什么排队加楔啦，什么随地吐痰乃至随地大小便啦等等，当然更不在话下。
为了反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位左达先生甚至说，
“有（随地吐痰、擤鼻涕、挖鼻屎）这习
惯而能写出好作品，照旧会得到人们的尊敬，何况并无考证文字告诉读者，托尔斯泰所以名
满天下，正是不随地吐痰、擤鼻涕、挖鼻屎的缘故”。我曾亲眼目睹一位“无产阶级造反派”
英勇地把一口痰吐进一位被批斗的“反革（和）命分子”衣领里，按左达的理论，此人当然是
吐痰吐出来的革（和）命家。对于这种牛二式的言论，柏杨能不宣告败阵吗？
倒退二十年，《丑陋的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大陆出版。说实在话，假如在五、六十年
代，哪怕给个铁坛子我们做胆，我们也不敢自投罗网地翻印柏杨这本不坐牢也肯定会变成“分
子”的书。而柏杨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却能于六十年代在台湾发表（当然；后来找了一个由头让
他坐了将近 10 年监狱作为酬报），这 20 年的时间差正好是大陆同台湾的时间差：当台湾正
在抓紧建设因而使柏杨有条件和可能发表批评中国国民劣根性文章的时候，大陆正在其乐无
穷地抓紧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的“文
革”。只有在 20 年后，大陆才有条件出现柏杨这种“家丑外扬”的“反爱国主义”的言论，
有困难虽被批判而终于解禁！想到这一点，真可谓悲喜交加，悲多于喜。
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后，大陆在１９８８年产生了一部叫做《河殇》的电视系列
片，一部同《丑陋的中国人》互相配合的电视系列片而且引起轰动的效果。这部电视片批判
了中国统治者自命为“龙”的专（和）制观念，批判了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
和落后的自欺欺人，批判自我封闭的落后保守，由于锁上国门蒙起眼睛来“超英赶美”而失
去又一次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是中国衰败的外因而不是中国落后
决定性的内因，如不正视，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甚至被开除球籍。……这部电视
片同《丑陋的中国人》一样遭到批判，一样批而不倒。这就是进步。
反复还是有的。９０年代初，台湾颜元叔的“伟论”被引进大陆。这位发出“爱我中华
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的绝顶“爱国大家”，把因中国大陆不重视环境保护由忧虑而发
出“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
、 ”“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叹息的海外华人骂为
“汉奸”“洋奴”“鲜廉寡耻的烂香蕉”或“狗华人”
、 、 。他还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英年早
逝大唱赞歌，说这是“多值得的死”“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
，
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他并且公然“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自由只会使中国
”
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这些高论，读去几能使身历反“右派”、三年饥饿、“文（和）
革”……，眼见不少山林被砍光，不少精英被扼杀的中国人产生疑问：他到底是真心赞美还
是正话反说地讽刺？但是，引进这种高论的报刊和吹捧这些高论的编者、作者，却是把它当
作标准的爱国言论来对待的。柏杨在《庞贝废墟》中说，“幸好的是，真敢明目张胆反对民
主的英雄好汉，似乎已绝了种”。此话写于八十年代初，那时他显然还来不及读到颜元叔这
篇宏文，否则他肯定会删掉这句过份乐观的话语。
我曾经为此撰文《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批评了这种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
招来一批爱国大家的围剿包括颜元叔本人的反击。颜元叔不仅批判了牧惠，而且批判了《河
殇》，说它糟蹋中国传统，践踏龙的文化，否定黄河母亲，
“这不是反省，这是背叛；这不是
批判，这是连根拔起的扬弃”，并由此得出“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
由，创作自由”的“滥用之祸亦可倾国”。为了替他的“反民主反自由”口号辩护，为了证
明“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颜元叔“邀请”牧惠去台湾“参加席开千桌的造势大吃会”，
见识一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什么货色，如此等等。
柏杨也好，牧惠也好，都没有说西方的东西通体漂亮，必需全盘西化，连他们的毛病也
照搬无误。柏杨除了提出“崇洋，但不媚外”外，还正面地反对全盘西化（他有一篇文章的
题目就是《可别全盘西化》。他批评鲜卑族元宏（即北魏孝文帝）当皇帝后的全盘汉化，把
）
汉族落后的门弟世家制度也照搬不误；他肯定日本在向中国学习时就没有把科举制度也“引
进”，只学习中国的好东西。照我看来，文化只有先进与落后、健康与病态之分，没有什么
东与西的问题。那些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现代化，他们并不赞成把西方
的花柳病也全盘接受过来。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或是出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分割，向
西方引进“船坚炮利”的同时，有必要采取西方的先进文化；要么，多半出于鲁迅形容的那
样，为了促使闭关锁国的顽固派同意改革，明明是主张在墙上开了个窗户，却硬说非得把房
子的上盖都掀掉不可，使得顽固派只好同意开窗户。
至于西方民主，台湾的民主政治运作如何，用不着去台湾参观也可以略知一二。似乎是
邱吉尔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目前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我们只能选择民主。
何况，好与不好，得看同什么比。同封建专（和）制一言堂比较起来，当然是民主制度好。
“千
席造势大吃会”固然不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文（和）革”的封建法
西斯暴行造成的损失，可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最近克林顿因绯闻被搞得很狼狈，美国为
了区区此案，光调查他的案件就耗费了四千多万美元，两党围绕着这个问题闹的纠纷使得老
百姓极不耐烦，并且还将带来不少不良后果。这方面确实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弊病；但是，
即使是总统这样的大人物，只要他有错误，他犯了法，记者有权曝他的光，大法官有权让他
老实招供，克林顿只好乖乖地听候发落，这一点就很好很好。可以效法。去年克林顿访华，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他看见到站在两米高台子上的小姑娘壮壮，等她走下后，握住她的手问
她为什么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壮壮说：“只有站在那儿才能看见你”。克林顿被逗笑了，问：
“你很想看见我吗？”壮壮说：“是的，因为你是美国总统。“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的什么
”
的吗？”
“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 克林顿用手托着下巴，
” 沉思了一下，很认真地对壮壮说：
“应该说是美国人管美国总统。”一位总统（含总理、主席或什么头衔的大官员）受百姓管
而不是一言九鼎地全由他说了算，总不会是一件坏事吧？相反，陈希同之流所以变得那么坏，
原因之一是事发前没有人能管他。颜元叔的“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论充满了酱缸的怪味。
民主只会使陈希同式的贪官污吏倒台，这才是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也是打破这只陈年酱缸的
重要手段。
①《丑陋的中国人》为台湾学者柏杨的文化随笔集
编者旁白
所谓“启蒙” 在近代中国语境，
， 是指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先觉觉后觉”。
站在现代价值立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行批判，企求国人都能
挣脱传统束缚，接受民主与科学等现代观念，此即“启蒙”。用鲁迅更具体明确的说法来表
达，便是：“改造国民性”。与启蒙相对应的另一词叫“救亡”“救亡”
。 ，即拯救国家民族于
危亡。
“救亡”一语的流行，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因此，
“救亡”一语，在当时
是特指把中国从日寇的铁蹄下拯救出来。
本来，“启蒙”与“救亡”是两件事，似乎不相干。但近代以来，二者在中国却有着纠
缠不清的关系，既同根共生，又相互排斥。近代中国屡受外敌欺侮，民族存亡成为一个最严
峻的问题。如何才能救中国，如何才能免予亡国灭种，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毫无愧色地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国人都要思考的问题。而一代代最敏悦也最先进的中国
人，在经过冷静反思、比较之后，终于意识到近代中国所以衰弱不振、被动挨打，最根本的
原因，还是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落后于西方。因此，要让中国真正强盛，最重要的是要让
广大国人都认识到传统的陈腐和荒谬并摒弃之，同时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和合理并虔
心接受仿效之。质言之，“启蒙”就是要所有国人都心悦诚服地学习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外
国的好东西。可以说，国家民族的危亡直接引发了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但麻烦的是，国
人须谦虚地向之学习的这些对象，又恰恰是国家民族的敌人。它们使我们的国家民族陷入危
亡，从而“救亡”便更尖锐地摆在了国人面前。而“救亡”之结果，又不可避免地引发民族
主义情绪的高涨，一方面是对敌人的憎恨，一方面则是盲目的民族自信和自大。这样，“启
蒙”与“救亡”之间便有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当然，所谓难以调和，是指某种历史共相。在鲁迅、胡适等少数最清醒最坚定的启蒙者
眼里，这二者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启蒙”是“救亡”最切实最
重要的手段，“启蒙”的目的当然远远大于“救亡”，但也包含“救亡”。我们当然要反抗列
强侵华，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对方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因遭欺侮而把他人说得一无
是处，并盲目地自信自大，是典型的阿 Q 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本土曾出现了一股日本
研究热，除了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散布的低能言论外，稍为有点内容的，却都是从日本人对
自己的研究中窃取的。针对这一现象，鲁迅写了《“日本研究”之外》，说道：“在这排日声
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我们
”
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
文化怎样，社会怎样……”辞世前不久，针对当时喧嚣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复古潮流，鲁
迅在《半夏小集》中又说道：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
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
好。”对“救亡”声中出现的盲目排外情绪和文化复古倾向，胡适也有着深切的忧虑并多次
’
予以批判。
但鲁迅、胡适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反
帝图存主题的日益突出，“救亡”终于压倒了“启蒙”“救亡”对“启蒙”的挤压、排斥，
。
造成了极为可悲的后果。对此，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较详的阐述。
中国思想文化界重新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性是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作为“五
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目标的“启蒙”，长时间被扭曲、被清算、被抛弃，使得中国在现代化
道路上徘徊不前，甚至后退。“文革”某种意义上也是“救亡”压倒“启蒙”后所结出的一
个恶果。中国要真正全面地实现现代化，中国要真正把自己建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
治国家，重新点燃“启蒙”火炬，重新高扬“启蒙”旗帜，十分必要。
（王彬彬）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李泽厚
（193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李泽厚《中
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有
删节。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