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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本书第112页。
①本书第57—58页。
在“可能的过渡时期”一章里，魏特林嘲笑种种迄今为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例如要求改善教育制度，要求出版自由，要求改善对病人和老年人的扶养，要求一种比较公平的捐税立法制度，要求选举自由或甚至要求傅立叶式的联合组织。他看到，这样一些改革只是补缀工作，如果说这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里也有可能的话，它们也并没有抓住罪恶的根源，相反的是保持了剥削。因此在未来革命中的主要的任务，只能是消灭对于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或是，如魏特林有一次说的，“要把他们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②
②本书第267页。
这件事工人阶级只有在一次革命里才能完成。“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革命万岁！”③这些见解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在魏特林和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反动的后继者们的看法之间有如何原则性的分歧和不同，并且说明通过《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曾作出了多少贡献，他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号召工人的结合和他们的阶级团结。
③本书第244页。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功绩在于，他在工人阶级里找到了唯一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才有能力消灭剥削，并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由于这一点他远远胜过那种呼吁统治阶级的理解和同情的乌托邦主义。
但是尽管这一认识是非常出众的，尽管魏特林由于这种认识和那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有很大的区别，就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实施这一点说，他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这里表现了魏特林的“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法”，他永远没有能达到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因此在他的著作里，令人惊奇的远见与尚未克服的宗派观点：真知灼见与幻想；对现状的深入批判与草率的乌托邦空想，革命的力量和预见与历史局限性互相结合在一起。
魏特林的历史观——如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所表现的——是并不一致的。它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有许多倾向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突破。魏特林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原始状态时期，从私有财产的发生到目前的时期（不平等和压迫的统治）和共产主义时期。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必须在现在就准备起来。完全以启蒙的意义去理解的理性，在他看来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但是因为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受获得的欲望所决定的，然后享受的欲望和它合在一起，这两种欲望一直统治到今天，因此理性、知识就受到排挤和压迫。但是理性就长期来说是更有力的东西；它不久就会克服贪欲和私利，为无阻碍的进步扫清道路。
但是在这样一个——粗略地勾划的——历史观里，魏特林达到了一些重要的认识，凭着这些认识他远远地超出了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者的认识之上；其中例如他达到了这样一种见解，认为有许多特定的阶级的存在，它们的行动是由经济的因素决定的，并且和这些阶级相应的各有一种一定的风俗道德；此外他还作出了这样一种论断，认为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一样——不是中立的，而是只为统治者服务的；最后他达到了这样一种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就是认为理性不能自行取得胜利，而是必须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把它带领到统治地位上去。
按照魏特林的这种历史观去进行经济关系和“社会罪恶的根源”的研究是反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在这里它绝对落后于，例如傅立叶的那些卓越的见解①。今天来详细地逐一批判他的错误（首先是他关于私有财产的起源的提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就仿佛是故意要用这些错误把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描写得十分可笑了，何况资产阶级的敌人也早已这样来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已经指出过魏特林的“局限的思想方法”，后来恩格斯说到“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的时候曾经写道，“每当问题关系到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①如果撇开这些不谈，魏特林对于资本主义个别经济现象的批判是非常尖锐而中肯的。同样他那论断，认为国家、法律、教会等等组织的任务是在于保卫和维护当前现实的经济关系，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论断。
①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关傅立叶的论述。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1页。
关于魏特林的未来社会的草图的问题，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他曾试图超越那种所谓平均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曾经明白指出过“法国的原始平均共产主义”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②），就是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能力选举和交易小时的制度。魏特林想靠这两个因素，一方面能防止未来社会中可能出现少数的特权统治，但是另一方面仍然能保证个体成员的自由更大的发挥余地。天才，也就是说优秀的工人和科学家，虽然不允许具有优先的地位，（如同傅立叶所赋予他们的那样，并因而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压迫和剥削别人，但是可以通过他们特别的劳绩而争取一种在经济生活和国家管理上更受人敬重的地位。最后，额外增加的劳绩——通过交易小时——应该给予额外的“享受”和“自由”作为报酬。无疑这是——虽然不清楚，并且只是从个人利益来说明的——一种卓见，认为劳绩在共产主义里必须得到特别的表彰。
②同上书，第343—344页。
就那逐渐成熟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对于魏特林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这就是他对于这个革命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他很正确地断定了资本主义是不能通过改良来克服的，改良不可能触及到它的基础。但是由于他缺乏对于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他忽视了当时在德国首先是要帮助资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完全战胜封建主义，并且，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这种认识的缺乏以及他对于一种尽可能地激进和彻底的革命的急切关心，使得他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和对于这些自由的要求①。他在当时的条件下，空想地把共产主义社会提出来作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因此就不能回答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①魏特林完全看出，例如出版自由的好处，但是他认为这对于争取真正的自由来说只是事情的一半（参看本书第248—249页）。在这个问题上他——虽然从另一个前提出发——无疑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否定和要求立即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就产生了一种对于民族问题的错误的总评价，尽管在这方面他给无产阶级介绍了许多重要的知识。他揭露了军事制度的假象的荣誉、操练、惩戒，揭露了那种贿赂公行的腐化现象，凭着这种贿赂，富家子弟可以逃避象压迫本国人民那样来压迫其他国家和平人民的那种“祖国”的任务。他讥笑沙文主义的“祖国保卫者”的陈词滥调，它不过是要为资产阶级的目的来利用无产阶级。“外来的敌人不会再夺去我们的财产，因为内部的敌人早已把我们的财产抢光了。……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祖国内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所谓祖国能有什么爱呢？”①，“并不是祖国在危险中，而实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老的父母以及青年的前途在危险中。”②“一个这样的祖国，它养活它的一切成员，而不养活游手好闲的人，我可以喜欢它，为了它值得尽力，去为反抗非正义的事而斗争，为这样一个祖国，人们能够牺牲生命、血肉和自由；但是为了我们的祖国？”③同样随着这样一些论断，魏特林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反动派所谓的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家伙”的说法是彼此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魏特林明白地看透了这样连带关系。如他所看明白的，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直接的敌人是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为了和这个敌人斗争必须和国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声明团结一致，所以他也认识到并且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企图，就是要把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隔离开，并且把外国的资产阶级宣布为他们的主要的敌人。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欺骗说法，魏特林傲然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见解：工人阶级——居民的大多数——只要生产资料还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就不会有祖国，这些少数人掠夺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也掠夺外国以及外国的居民。所以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祖国的斗争。
①本书第125页。
②参看本书128—129页。
③本书第126页。
魏特林因此曾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一定的本质的特性，但是并没有透彻地看到它们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规律性的过程。尽管有他那一切正确的论断，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可推延的历史任务。他的论断：工人无祖国，因为他们在一切国家里都失落得一样多、占有得一样少，这句话同样也被包含在《共产党宣言》里，但是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特别提出来，建立一个民族的德意志国家——虽然暂时先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构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前提之一。这一点是魏特林所完全没有考虑到的。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这一见解，即认为实现永远消灭人剥削人的革命，唯一地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对此具有力量，并且也只有无产阶级具有能力来掌握夺到的国家政权和领导新的国家。①因此他给了工人阶级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在行动中的坚决性和对于它的胜利的确信。
①在“论选举”一章里，魏特林对议会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提法容易令人误解，似乎他是一个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或否认人民有能力领导自己。他在那里以轻蔑口吻谈到“大众的投票表决”，“民主政治的怪物”（见本书第179页）。但是他心目中是指当时的那些议会和“民主政治”的官样文章。如他在下面写道（第180页），他指的只是那种已使他“感到厌恶”的，“由现行的选举制度所代表的所谓的民主政治”。通过他所提出的选举制度，他想要保证进步不会因为人们的无知而受到阻碍，或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化为空谈。
在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种种制度中所固有的主要矛盾，是把社会的改组倚赖于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恰恰是以现存制度的永恒不变为它最大的利益的，魏特林通过下列这一点而彻底地克服了这个矛盾，就是他认为这种革命的唯一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矛盾。他还没有认识到那决定历史进程的客观的、历史的规律性，这些规律必须为无产阶级所认识，并且加以利用。对于他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并不是由对于种种社会条件的深入了解而产生的，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伦理的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体人的和谐必须得到保证。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对于他来说，并不是日益成熟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结果，而只是被压迫阶级的一种理解的结果，即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必须消灭这个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制度。“因此我们不要说”，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写道，“人类对这件事（指共产主义革命——导言作者）还没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讲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①因此对于他来说，革命的实行并不是一个按计划准备好的、由理论的观察决定的、由一个党领导的革命工人阶级的行动，而是在于一种群众自发的夺取政权的暴动。他认为社会状况还没有窒息、压迫到足以发动足够的人热心于革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贫困迅速地推向最高峰，并且造成一种普遍的混乱，在这样的混乱中应该“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腾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一击连着一击”地打下去①，因此矛盾就在这里，就是：原是应该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由科学理论领导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出于确信而跟着它走的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却要求由一群由于贫困而陷于绝望的群众没有领导地来进行。“那时候”魏特林写道，“不容许还四处寻觅一个领导人，那时候不容许在领导人的选举上多费挑剔。谁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谁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②魏特林把革命看作是一个自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