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莫里斯·杰拉德舅舅也在我这里开了一个私人帐户。这个帐户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帐户开始时的金额为数千美元，绩效也很令人满意。到了1920年，他提了个令我震惊的建议。他刚刚从通用汽车公司效率专家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为此他领到了2万美元的退休金。他希望将这笔钱加到帐户里，从此放弃旧业而依靠我在帐户资本上赚得的利润谋生——或许他是说“我和他赚得的利润”。他警告我要比以前更卖力些，因为我现在要经营一个大帐户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不主张舅舅这么做的，因为这是件冒风险的事。但我接受了他对我的信任。自此以后，他经常到我们的报价室看市场行情。我记得他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交易，也从未干预过我对帐户的操作。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那么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个非常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在随后的10年里，他的决定看来是完全正确的。在扣除每月提取的生活费后，他的资本还是增加了不少。1929年后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非常令人沮丧。当我们的事业于30年代重新繁荣时，他却离开了人世。然而，他身后留下的那笔遗产却多得使他的遗孀与他前妻的子女反目成仇。作为仲裁人，我能够平息他们的争端，却抹不掉他们心中的怨恨。
另有一位客户是我中学时的校友，他的名字叫道格拉斯·纽曼。他非常喜欢投机，我没有承担向他指导投资的义务。他似乎是从某位大炒家那里获得了操作诀窍。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位大炒家开始与我们建立业务关系，我才有机会亲眼目睹什么是真正的投机。他看中了两只股票——墨西哥石油公司（MexicanPetroleum）和泛美石油公司（Pan American Petroleum）——它们都是交易所里交易最活跃、价格波动最剧烈的股票。他大量地买卖这些股票，经常在转眼间赚得或赔掉一大笔钱，但他从来都不动声色。他天生是个赌徒，身上具有赌徒所有的迷人气质。在1920年和1921年的熊市中他破了产，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1919年是个典型的牛市：证券业圈内人士无情地操纵着整个市场，而那些普通投资者则充满了贪婪、无知和幼稚的冲动。大约15年后，我决定写一部关于华尔街的舞台剧。那时，人们对1929年到1932年间发生的惨剧记忆犹新，但我认为从艺术标准出发，这段时期过于极端了。因此，我将1919年到1921年发生的事作为剧本的内容。剧本中有许多我在公司报价室里观察到的人物。例如化学师里德尔，他是个偏执狂，只对“美国煤炭产品公司”的股票感兴趣，而这一股票后来使他成了百万富翁。还有鞋店老板弗里德曼兄弟，他们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时只买了一些最安全的债券；后来他们很谨慎地零星买入一些“最好的股票”。此外我的剧本中还包括那些在疯狂投机浪潮中输得倾家荡产的人。
在剧本中，我当然将自己描绘成一位英雄人物——一位充满智慧、不需冒任何金融风险却能从其他臭名昭著的市场操纵者手中赚取利润的年轻人。我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来表现剧本的主题：匹兹堡的几家小公司如何发展成为一家跨洲经营的大石油公司。我将剧本的名字定为《愤怒的洪水》——这源于《尤利乌斯·凯撒》中的诗句：
凯撒啊！
难道你现在不和我一起纵身跳入这愤怒的洪水中吗？
这部舞台剧最终没有上演，现在我连剧本手稿都找不到了。毫无疑问，这个结果对它来说是公正的。
实际上，我非常成功地渡过了1919—1921年这段危险期。有了1917年塔辛帐户的坎坷经历，我没有被“愤怒的洪水”所吞没。我的操作几乎都是套利和保值，这使我得到虽然有限但也很令人满意的利润，同时又避免了遭受严重亏损的风险。有一次典型操作涉及联合纺织公司（Consolidated Textile），该公司最近刚由多家二流的棉纺厂合并而成，是市场上的投机热点。我买了该公司年率为7％的可转换债券，因为我认为它们是很安全的。当该公司的普通股股票价格上涨时，我卖出相应数量的股票。这样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股票的售价都能保证我得到很好的收益。丹·罗勃对市场充满了乐观情绪，他替客户买进了数千股股票。我记得曾经建议他将股票换成7％的债券，并向他指出：这样做有着同样的获利机会，但风险要少得多，而且交易的回报率更高。丹对此的回答是：他的客户根本不想持有可转换债券，他们希望能在报价机的纸带上经常看到自己的股票，而且他认为没有必要花钱将股票转成债券以增加安全性，因为该股票必定会继续猛涨。一年后，该公司的股票从70美元跌到20美元，而它7％的债券却以高于面值的金额完全得到了偿付。
说我是套利保值领域的专家一点也不过分。但在华尔街的其他领域，有时我还会干些傻事。有一天当我与巴纳德·鲍尔斯谈论《华尔街杂志》的一篇文章时，他告诉我他准备马上辞职，因为他刚刚从厄特尔石油公司（Ertel Oil）的股票上大赚了一笔。他的一位挚友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行列，条件很诱人。这位朋友是该股票的原始认购者之一，他们买入时的价格为3美元。几天后该股票在场外市场上市时的开盘价达到10美元。这位辛迪加经理便将所有股票按这一价格抛出。鲍尔斯刚刚拿到他那部分利润。这件事颇让我心动，我说了几句妒忌的话。鲍尔斯很大方地允诺：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让我也加入这一交易。
不久后，另外一个前景看好的交易机会到来了，我也有幸投入一笔有限的资金。有家新公司刚刚成立，它的名字叫萨吾奥尔德轮胎公司（Savold Tire）。该公司拥有生产可翻新轮胎的专利。可翻新轮胎在当时是件新鲜事物，而当时轮胎的高昂价格使得这一新事物异常有吸引力。股票的认购价格为10美元，人们预计它在纽约场外市场上市时的开盘价要比这高出许多。我记得我投入了5000美元。几天以后，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股票变戏法似地攀升到了35美元。在那星期结束前，我已从5000美元的本金中赚得大约1．5万美元的利润。
尽管我天生是个保守谨慎的人，而且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操作实际上是虚幻的，但贪婪之心支配了我。我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交易机会；当我将盈利的消息告诉朋友们时，他们也热切期盼加入其中。不久后，哥伦布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大霓虹灯。霓虹灯先闪出“萨吾（SAVE）”，然后又闪出“奥尔德（OLD）”，最后将它们拼在一起，组成了“萨吾奥尔德（SAVOLD）”。我很快又听到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萨吾奥尔德公司准备将生产专利授权予各州的分公司，而这些分公司也将一一上市。巴纳德·鲍尔斯答应将我的钱与他的钱合在一起进行投资。
该计划马上付诸实施。在萨吾奥尔德母公司上市后的第四个星期，第二家公司——纽约萨吾奥尔德——也宣告成立，我们投入了大约2万美元参加认购。我们的认购价为每股15美元，也有可能是20美元。这9．6万股股票在场外市场的开盘价为50美元，不久便达到了60美元。这一天正是1919年5月10日；我在激动兴奋中庆祝自己的25岁生日。我马上拿到了一张大面额支票，这是我们的本金及高达150％的利润。（帐务说明没有随支票同时到达，我们也从未想过要什么帐务说明。）当我向朋友们宣布每人的利润份额时，他们都让我保存这笔钱，并在下次交易时全部投入进去。毕竟我们国家有48个州，机会多得很呢！
但我们马上感到失望了。第三家公司——俄亥俄州萨吾奥尔德——也于6月份及时上市了，但这次规模较小。我们获知这次认购没有我们的份。该公司股票以28美元在场外市场开盘，到次月上升为34美元。但它的表现没有前两家公司抢眼。然而我们还是很担心好运是否就此结束。鲍尔斯安慰我们说：另一桩大买卖正在酝酿之中，这次我们肯定有份。但是，这次上市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州萨吾奥尔德——是最后一家将要上市的公司。该公司除了纽约和俄亥俄州外，拥有全国的生产经营权。萨吾奥尔德公司的管理层认为：4家公司已经足够了，过多的公司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我们不能够理解也无法赞成这种限制，但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准备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好好赚上一笔。在筹集认购资金时，我投入了6万美元，其中一半是由年轻而富有的海曼三兄弟提供。海曼·马克斯蒂尔是我中学时的校友，也是我的朋友和客户。（还是单身汉时，我们曾配对获得过网球双打冠军——那是在名叫雅各布的四姐妹的避暑山庄里举行的。）
1919年8月，德国的战败使全世界蒙上一层阴影。但在华尔街，股票市场继续高奏凯歌，特别是那些质量低劣、最无投机价值的股票。萨吾奥尔德母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表现强劲。事实上，
月初时该股票一度涨到7734美元，然而在同一星期内又跌回到53美元。我们极不耐烦地等待着宾夕法尼亚州萨吾奥尔德的闪亮登场，因为我们对即将到手的利润早已垂涎欲滴了。
规定的上市日期到来了，但交易却没有开始。公司宣布“稍待片刻”，但从未进行解释。突然之间，所有萨吾奥尔德股票全线下跌，我们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到了9月份，我们的股票还是没有任何交易。整个萨吾奥尔德股票却忽然崩溃了。母公司的股票跌到了1212美元！几个交易日后，致命的消息出现了：“已没有人愿意购买萨吾奥尔德的股票！”从10月4日起，这3家公司从记录上彻底地消失——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同巴纳德·鲍尔斯就此事进行了多次磋商。他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钱以及朋友的许多钱投入到萨吾奥尔德了。他告诉我，经营这些股票上市的主要承销商已将我们的钱挪作他用。我们可以把他送入监狱，但于事无补。我和鲍尔斯组成一个委员会代表该承销商的受害者处理此事。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场外市场附近）会见了他。我现在仍记得我们见面时他穿的那件漂亮的蓝衬衫以及衬衫上的那些昂贵的袖扣。与承销商的谈话都是由鲍尔斯进行的，我只说了一句话。承销商问我是否需要小号码的汽车牌照，他可以帮我弄到，因为他是纽约州州秘书雨果的好朋友。我冷冷地谢绝了。
最后的结果是：承销商用现金归还我们10％的本金，其余用他所承销的股票票证归还。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票证卖出，最后为各自的客户挽回了大约33％的本金。
这几家萨吾奥尔德公司自身又怎么样了呢？我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过萨吾奥尔德公司的话，那么它们可能破产了。在第二年的金融手册中，也没有人对这几家公司进行追踪报道。我们这些所谓的“圈内人士”所了解的一切仅限于这几家公司（假想的）经营范围以及传闻中的流通股数。这些信息是从一份来历不明的“说明性公告”中获得的。然而，尽管我们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却一度非常自豪地操纵着整个交易，而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因为普通投资者比我们更贪婪、更愚昧。在1919年4月到9月这6个月中，这3家公司数以万计的股票在场外市场易手，这涉及到投资者数以百万计的实实在在的资本。但据我所知：萨吾奥尔德事件中唯一真实的只有那座矗立在哥伦布广场上、闪烁着公司名字的霓虹灯。我还得知，没有任何人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对那位承销商盗窃公众钱财的卑鄙行为提出控诉。
很显然，1919年的华尔街与现在的华尔街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其中证券交易所及其会员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执行顾客指令和处理现金或财产抵押品上是高度可信的。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操纵市场的恶劣行为视而不见，许多人甚至自己也加入其中。他们鼓励客户进行投机，心里却完全明白几乎所有的投机者最终都要一败涂地。他们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证公众免受类似于萨吾奥尔德诈骗案这样的灾难。
在这些欺诈行为中，应负责任的不仅仅是许多华尔街的经纪公司，而且还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它允许“皮包公司”在他们中间兴旺发达，因此引发了公众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这些皮包公司佯装替客户买入证券，却通过各种途径将客户的保证金一卷而空。按照法律规定，真实交易必须要有买卖双方。但有些证券公司受高额佣金所引诱，与这些皮包公司进行虚假交易。这些证券公司不可能不了解这些交易的性质和后果。令我不解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怎能对皮包公司的欺诈行为及部分会员公司的推波助澜行为视而不见呢？
我们公司完全了解这些皮包公司的真正目的，因此我们从道义出发，好几次拒绝了这种回报丰厚的交易。但我必须承认我们持有这样的观点：拒绝这种交易既非我们的公民义务也非我们的职业职责。毕竟同其他经纪公司一样，我们是商人而不是改革家。
第十章 20年代的大牛市：我几乎成为百万富翁
当我还在念书时，我就已经做过12种兼职工作。而在华尔街，我只干过两件事：第一件是在一家经纪人公司里，我从职员做起直至成为初级合伙人；第二件是在自己开的公司里，我是经理。在我经营自己的公司之前，我曾一度试图离开经纪人公司到《华尔街杂志》当一名金融撰稿人。写作是我的早期爱好，因此这是一次实现“文学”与金融相结合的好机会。我把自己的想法同NH＆L的“合伙人”谈了谈，他们却说服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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