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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涅阿斯（Aenea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英雄。译者
②这是英语“噢过去了”这句话的谐音。译者
与卡洛尔离婚后，我的大部分空余时间是与妈妈和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另外，我还和戴维·多德忙于为1940年版的《证券分析》（第一次修订版）作最后的润色。虽然这次修订中要改动的地方比10年后的那次修订要少许多，但也需要花不少工作更新书中的案例以跟上时代发展；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mission）的诞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在书中加以具体反映。
当我的家庭内部困难重重时，国际形势也到了危急关头。希特勒的上台使我垂头丧气，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行径则使我目瞪口呆。在我参加的那个证券分析家月度聚会中，大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1939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股票市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一战带来的恐慌。股票价格立即大幅上扬。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战事寥寥无几，战争中丧命的人数也很少，于是美国公众便开始称之为“假战争”，并开始对有关报道感到厌倦。
但是在1940年的五六月份，德国发动了强大的闪电战，在极短的时间内法国宣告沦陷，接着便是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虽然这次撤退可称得上是个奇迹，但终究是令人沮丧的。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所震撼。我变得惶恐不安，萎靡不振（我很少经历这种状态），不能像以前那样专心致志地处理家里的事务。这种精神上的忧郁促使我去寻求一些非常规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幼稚。我又重新开始溜旱冰，这种运动我在童年结束后就很少再玩过。当我在不停地转圈时，当我的身体在有节奏地运动时，当我听着那柔和的音乐时，甚至当我听到那几百只转动的轮子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时，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安慰感。每次刚开始滑的时候，我的大脑中充满了对世界局势的悲观失望和对卡洛尔的深深怨恨，但最后我总会发现自己完全沉浸于滑冰之中，于是我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灵魂上的安宁。
在与卡洛尔离婚后，由于法国沦陷，我的祖国英国又面临亡国的危险，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为了使自己不去想这些事，除溜旱冰外，我又参加了另一项娱乐活动。我开始去布鲁克林的艾贝茨体育场观看“逃避兵役者”棒球队的比赛（当时这些运动员被称为“游手好闲者”）。为了使自己能完全融入那里的气氛，我全神贯注地坐在露天看台上，四周全是赤膊露臂的球迷。他们一会儿得意洋洋，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欢呼雀跃，一会儿又嘘声大作；他们经历着从希望到绝望，然后又从绝望转回希望这样的大悲大喜——似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神圣的荣誉都取决于每一次击球的结果。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狂热行为很傻、很令人反感，相反我让自己融入到这种幼稚的闹剧中以使自己疲惫的心理得到休憩康复。我不能说在一次次比赛失败后，我的行为与真正的“逃避兵役者”球迷一样；但在艾贝茨体育场的露天看台上度过的那六七个下午使我这一生都成为这些“游手好闲者”的球迷。当我搬家到洛杉矶时，他们好像跟着我似的把赛场也搬到了洛杉矶。这一下“游手好闲者”变成了“天使”。当我在欧洲定居下来以后，我还是他们忠实的球迷。今年，当库法克斯队取得1966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时，我为他们欢呼雀跃；当他们在世界杯赛中连输4次时，我同样为他们感到伤心难过。
第十五章 我的剧作家生涯
在紧张的专职工作期间，我总能找到时间和精力写一出一幕三场的剧本。在这些剧本中，你可看出在两个不同阶段我的思想差异。
一个奇特的因素促使我动笔写第一个剧本。1930年，当我在贝雷斯福德公寓里寻找旧报纸时，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只硬纸盒。我随手打开，发现了一个与我们结交多年的已婚艺术家写给我妻子的许多信。即使删去一些无疑非常露骨的勾引的话，有些信仍旧相当诱人犯罪。那时我和海兹尔的关系已相当紧张。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爱情不断衰退，最终我们相互疏远，在1927年秋天她撇开我独自去欧洲旅行这件事就是明显的证明。到1938年我们才好不容易离了婚。
出于谨慎，我只保留了两封信，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谨慎是必要的。我没有告诉海兹尔我看过这些信。奇怪的是，尽管此后35年中我们有过各种接触，但直到今天，我仍未对她提起过这件事。但这件事给了我创作灵感，不久我就开始积极地写戏了。（心理分析家会不会把这称之为经历创伤后的一次升华作用？）
因为剧本中以一对夫妻为主角，他们结婚已有20周年，所以我给该剧起名为《瓷婚纪念》。男女主人公是很出色的一对（又一次升华作用）。丈夫是个卓有建树的律师，妻子热心于多种工作，是个美丽的女人。后来出现了一个法国艺术家，多年前女主人公曾与之相爱过。女主人公解释说，她的丈夫太任性、太讲逻辑性，不肯对她敞开心怀（这里有一点点自我剖析）
。但随着她与艺术家的爱情不断成熟，爱变成了友谊，浪漫史也结束了。然而，妻子保留了艺术家热情洋溢的来信；她把它们存放在邮局的私人信箱里。但无意中信到了她丈夫桌子上的文件夹里，剧本就由这件事发生后两天开始。丈夫是否发现并读过这些信成了一个大疑团。剧本中说他从未提起这件事，但妻子认为按其本性，他就是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剧本以在她心头的悬念仍未解决而结束——谜团留待观众去解开。当然，次要人物主要是18岁的女儿和她的未婚夫，对于后者律师在性方面给予了非常反传统的建议。我把其年轻的未婚夫描绘成理想化了的年轻时的作者。他会使用拉丁文双关语，背诵自己写的两首爱情诗。丈夫当然就是10年后的我，妻子则有海兹尔的许多性格和经历。我把打印好的草稿给海兹尔看，她还给我时说她很喜欢这出戏，对题材未加评论，也没有一种在我已发现她的秘密后吃惊或愧疚的表情。唉，这个女人啊！
那时我们有一个叫西尔维亚·戈登的朋友，她是《戏剧杂志》（Theatre Magazine）的编辑，制作人约翰·戈登的妹妹。她很喜欢这个剧本，认为大卫·贝拉斯科可能会上演该剧。我就把剧本寄给了大卫·贝拉斯科，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在他的戏院面谈。可惜我对那次会面记得不多。《蝴蝶夫人》的作者穿着有名的半教士服装；我确信他是彬彬有礼地与我交谈的。当然他拒绝上演这出戏。
以后仅有一家有名的戏剧代理人公司——杨和鲁布萨曼公司接受了该剧本。不过，还有一次差点成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每年征集美国剧本创作新人的作品，从中选取一部上演。我寄去了剧本，他们保留了很久，使我信心大增，但最终还是打了回票，并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决赛在《瓷婚纪念》与另一部作品之间举行，尽管我的作品很动人，但仍是排名第二。这句话多少是一种慰藉。
不过我的脑海里还有其他想法和其他要写的剧本。一个单幕轻歌舞剧的情节刚具雏形，我就几乎把人物对白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剧本名为《清算的一天》。剧情发生在一家理发店里。许多年前，一个无赖朋友勾引过理发师的妻子，并拿走了他俩的积蓄。而现在一个有着浓密络腮胡子的顾客走进店里，让理发师给他把胡须剃干净。不久，理发师发觉椅子上的人就是那个罪魁祸首。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剧本以这个恶棍在剃刀的威胁下惊吓死去而告终。
我把这部小作品和《瓷婚纪念》一起给海兹尔的老朋友哈里·戴尔夫看。哈里·戴尔夫和他妹妹朱丽叶在轻歌舞剧表演上有些名气。哈里擅长舞蹈，朱丽叶则擅长模仿和独角戏。但哈里也是个剧作家，因写过一部相当成功的《上层家族》而著称。当他把剧本草稿还给我时，他说剧本写得很好，但情节却与《国王的理发师》雷同（该剧主角是拿破仑）。他还说轻歌舞剧已经衰落，事实上任何新创作的轻歌舞剧本都没市场了，那就是《清算的一天》的结局——存放到我的档案箱里去了。
在那以后不久，哈里·戴尔夫建议我们一起合作。他有个很棒的三幕喜剧的构思，因为对我写对白的才能印象深刻，他想和我合作来轰动票房。不过他有一点小麻烦，这个麻烦事实上将对我有利。哈里患了伯格病（医学上有个令人畏惧的名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机能，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表演生涯。但他有预见，买了大量保险单来保护自己，使他现在凭“伤残条款”，每月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如果他一旦能自立，这笔收入就停止发放，而保险公司正一直密切关注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让人知道参与创作一部新剧本对他不利，因此合作的成果上只能署我一个人的名字。不过，我们将平分未来所能获得的巨大利润，其中电影版权带来的利润可能占很大一部分。
这一切听起来对我很有利，所以我未多加考虑就同意了。回想起来，这事不值得称道，因为我协助受益人利用（“欺骗”可能是更确切的词）某些保险公司。因为我一向自诩在经济问题上比较清白，这次犯规让我懊悔不已。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以一种较聪明的方式欺骗保险公司，难道就不算是犯罪吗？而现在对我来说，更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年来我的主要收入来自保险行业的股份所得。
哈里·戴尔夫给剧本起名《似是而非》，是写一个很有名的社论作家的故事，显然是以当时赫斯特（Hearst）报系影响力巨大的社论作者阿瑟·布里斯班为原形塑造的。男主人公有个美丽轻浮的金发情人，这个傻乎乎的美女惯于对时事作坦率评论，给编辑写专栏时带来许多灵感。当然剧本中还有其他角色，其中有一个迷人的男青年，是金发美女真心喜欢的。编辑的妻子意识到这个年轻女人对其丈夫的快乐和事业影响很大，所以毫不计较，事实上还努力修补两个年轻人相爱给自己丈夫带来的巨大伤害。
我是在1933年夏天动手写剧本的，因为我还记得每周一次要去哈里·戴尔夫的海滨寓所长谈。最终定稿要以哈里满意为准。他负责让演员排练上演，上演的次数并不多，但聊胜于无。在长岛弥漫着贵族气息的洛克斯特山谷里，有家在红谷仓戏院表演的非专业剧团同意试演一两个星期，而我们可获得微薄的剧本上演费。事实上首场演出是在1934年6月，几乎与《证券分析》一书首次亮相同步。洛克斯特山谷离我家很远，我还是去看了两场演出，我不记得演出是否受欢迎，我感觉当时人们认为这次演出“颇为成功”。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和第一部剧本上演几乎同步进行，这给了我巨大的接近于虚荣的满足感。利益分享给我带来的丰厚收入，更使我飘飘然，它预示着我个人财务困境的终结，也不必再为我的当事人担忧。另外，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作专业证人，这可是项报酬很高的副业。当时我正是40岁——有个法国作家称之为“老年青春期”。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堕入一段完全不同于我以前所知的浪漫情感，或许是戏剧气氛的感染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对我的性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哈里·戴尔夫积极地给我们的《似是而非》剧本找一个百老汇制作人。我们已同意给该剧重新取个名字叫《小蓬巴杜》，（我们设想蓬巴杜夫人在路易十五的法庭上的境况和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著名编辑的密室里的情况有某种相似。）经过几个月的周旋，我们的代理找到一个乐于并且能够资助我们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的人。哈里觉得合同不是很完美，但他认为我应该接受，合同中按惯例包括预付作者未来的版税500美元。
事实上我们本来预料会达成一个更好的合同。未来制作人名叫欧文·斯坦曼，是帕利塞兹乐园的大股东之一。（该乐园位于哈得逊河畔，是个综合性的游乐场。）他能干老练，在娱乐业成功地占有一席之地。但这是他第一次投资于正统戏剧，并且不完全是为了商业上的利润，而是为了取悦女士。这里的女士是指他已与之订婚并将要迎娶的年轻小姐雪莉·米勒。雪莉·米勒出生于一个良好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华尔街经纪人。自孩童时代起她就一直喜欢表演。她在戏剧学校内的演出中扮演过几个重要角色，现在确信自己可以开始职业演员的生涯，但她又不愿像其他人那样从头开始，她想立刻成名。
雪莉在洛克斯特看过该剧，她当场认为女主角一角是为她度身定做的。她后来向我吐露，说服她那头脑僵化的未婚夫资助该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她威胁说，如果他不同意投资，她就解除婚约，最终她赢了。因此我们和斯坦曼之间的合同的主要条款是让一个无名的新手雪莉扮演主角。回头想想就很容易明白，演出几乎注定要失败。但当时我们太急于要让人制作该剧了，连老练的哈里·戴尔夫也充分相信我们很可能会成功。
我去代理人的办公室签了合同。斯坦曼很自然地问起我的个人情况。我告诉他，我在从事金融业。很快我们热烈地讨论起股市前景和他的某些投资的优势。代理人吃惊地评论说，剧作家和资助者之间的这种谈话，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展示了自己的金融知识，结果反而对我不利。斯坦曼准备投资1．5万美元制作费（比起今天的制作费是多么微不足道），还剩2500美元未筹集到。谈话的结果是他劝我拿出2500美元，相应地，他出1．25万美元。他是为了赢得女朋友的芳心不得不冒险投资的，但是我为什么拿钱去冒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