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在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会见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斯考克罗夫特。我们谈及海湾危机时，还回忆起这段12年前的往事，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对不起，那天把你从睡梦中吵醒了。”大家都笑了。
虽然第678号决议在安理会通过了，但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希望能够避免使用武力。在美国和伊拉克未能就两国外长互访的安排达成协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意去见萨达姆，为和平解决做最后的努力。他希望中方能给予协助。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海南岛出差，当即让外交部指示驻伊大使郑达庸，约见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转达了秘书长的意愿。伊方同意秘书长去访问，但德奎利亚尔最后的斡旋也没能成功。
第一次海湾战争至今已过去了12年。当时，萨达姆错估了形势，不听各方劝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策，没有遵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从科威特撤军，结果遭受到军事打击，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不想，事情还未完结，在撰写本篇之时，战争再次降临了伊拉克，萨达姆的统治被推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土地，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第四章 东京的“葬礼外交” 大丧之礼
1989年2月23日至25日，我作为外长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礼，在东京停留了一天半。除了参加葬礼活动和同日本政府领导人接触外，我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从而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的大门。这条消息一时成为东京各媒体的头条，引起了广泛关注。有的评论说，中国在日本东京进行了一场成功的“葬礼外交”。
“大丧之礼”
先说说在东京参加葬礼的情况。
1989年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礼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新宿御苑坐落在东京新宿区和涩谷区之间，是一座大型的国家公园。江户时代，属于信州（今长野县）高远藩主内藤家的领地。当时由于玉川上水经过，被称为玉川园。1872年，那里作为农业试验场而被收为国有土地，1879年，又成为宫内省管辖的新宿植物御苑。1906年，由一法国人设计，建成了一个法式庭园，面积为58万平方米。整个御苑包括西洋式庭园、日本式庭园、儿童游乐场，还设有温室。1949年，这里成为国家公园，对外开放。天皇去世后，天皇葬仪委员会就在新宿御苑内专门搭起一座黑白双色的帐篷，作为葬礼的主会场。
那天，天皇的葬礼从上午7时30分开始，持续到晚上8时50分，一共进行了13个小时20分钟。
仪式分两部分，先是宗教仪式（注），只由皇族人士参加，现场用一块大幕布隔开；然后是“大丧之礼”，也就是国葬，由明仁天皇、首相、议长等致悼词，外宾悼唁。
据报道，为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和来宾的人身安全，日本警方出动了3。2万名警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戒备措施。东京街头，尤其是皇宫和葬礼主会场周围，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记得当天清晨，天空灰暗，细雨蒙蒙，东京的早春天气，还是相当寒冷的。在大帐篷内等待的外宾，都穿上了大衣，竖起衣领，日方特别备有暖手纸袋，发给客人。
上午9时30分，灵柩车从皇宫出发，经国会议事堂、赤坂御所等驶向新宿御苑。10时10分，灵柩车抵达新宿御苑。在新宿御苑先举行皇族参加的宗教仪式，明仁天皇及皇室成员供奉祭品，并向裕仁天皇遗体告别。
然后，“大葬之礼”开始。明仁天皇、竹下首相、众议长、参议长、最高法院长官（院长）等先后致悼词。随后，各国参加葬礼的贵宾，按唱名前往灵柩前默哀致意。葬礼结束后，数十名礼宾人员抬着灵柩，缓步走向新宿御苑门口，将灵柩抬进灵车，直驶东京的皇族武藏陵墓地入葬。
当天晚上，竹下首相在赤坂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对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贵宾表示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葬礼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不少否定日本侵华战争侵略性质和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裕仁逝世后，日本媒体大量报道其生平事迹，渲染裕仁如何与国民“同甘共苦”、关心国家和平繁荣的“崇高品德”。2月14日，竹下首相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和性质的质询时，竟然表示，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同日，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味村治在国会答辩时也说，不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的。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关裕仁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当局理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任何模糊战争性质、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都是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及精神的，也必将伤害中国和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归根到底，对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人大常委、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还对日方推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进行了批驳。
事实上，天皇裕仁是侵华战争的元凶。他从小受武士道精神教育，1921年11月起摄政，1926年11月即位。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伪满洲国，于1937年发动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在裕仁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统帅时进行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国，我国派不派人和派什么人去参加天皇的葬礼，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不少群众和海外侨胞纷纷来信、来电，要求中方出席天皇葬礼的规格不要过高，有的甚至建议不要派人出席。一些反华分子，更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地对中国进行谩骂和攻击。
经多方权衡和考虑，中央决定由我作为外长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葬礼。这一决定既顾及了国际上正常的外交礼仪，也考虑到广大群众包括海外侨胞的感情。对此，国内外反应正常，大都予以理解。日本官方人士也表示日本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方派人出席葬礼。
由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方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表示出了强烈不满，2月21日，竹下首相紧急召集内阁主要成员商讨对策，决定通过外交渠道向有关国家说明情况，以求得谅解。
次日，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就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事向中方做了说明。他表示，竹下首相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曾做过明确表态，至今没有任何变化。竹下首相的认识是：一、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邻近各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害。对日本的上述行为，国际上认为是侵略战争并进行了严厉批判，这是事实，日本要充分认识这一事实；二、日本政府对过去行为的认识，曾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表述过，这一认识至今毫无变化。对侵略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三、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为了不使这样的事情重演，将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2月24日，我在东京饭仓公馆会见日本外相宇野宗佑时，他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对竹下首相在国会关于过去战争问题的答辩未能表达真意表示遗憾，强调日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已写进日中联合声明，并说首相对此问题的表态没有任何变化。我说，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需要珍惜。由于历史原因，对中日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应当慎重对待。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才能避免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同日下午，竹下首相在其官邸会见我时表示，他对发展中日友好有着一贯的信念，强调愿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我对他说，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当晚，日本政坛的元老伊东正义一个人专程到中国驻日本使馆来见我，表达对我来日本参加葬礼的感谢，并表示愿为日中友好尽力。
次日，日本各大报均详细报道了我与日本首相和外相会见的情况，并发表了一些评论。有的报道说，竹下首相在此次葬礼外交活动中，紧急会见中国外长实属破例之举，说明首相本人及日本政府已深刻认识到有关战争责任问题发言带来的严重后果，急欲借此机会再次说明日方立场，求得中方理解。有的评论提醒说，日本应从中认识到，在与亚洲邻国打交道时，不能只从民族特性差异这个角度来简单地处理历史问题，而要切实采取一丝不苟的态度。
此后，竹下首相又在2月27日的国会答辩上对他上次发言做出修正，明确表示上次战争给邻国造成重大损害，其侵略的事实不可否认。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决定派人参加天皇葬礼的决定，以及出席葬礼的人选，是恰当和稳妥的，既不失外交礼仪，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同时，推动日方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进一步表明态度，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这次去东京参加葬礼，虽然主要着眼于中日关系，但真正取得突破的，却是中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
第四章 东京的“葬礼外交” 中断的关系
在东京的葬礼上，我会晤了印尼领导人，使两国中断了23年的关系得以迅速恢复。这是一次利用特殊机会而取得外交突破的成功谈判。
这场“葬礼外交”的意义，也许从中国、印尼两国关系跌宕、复杂的演变过程中才能看出。
中国和印尼是近邻，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患难与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详细阐明了我对外关系中坚持执行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为解决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中国一直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等正义斗争，印尼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是，1965年9月，印尼发生了“9·30”事件。随后，印尼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中断关系。
所谓“9·30”事件，根据印尼方面的报道，是指1965年9月30日，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以陆军“将领委员会”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为由，逮捕和打死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将领。印尼陆军几名将军立即采取反制措施，挫败了翁东中校等的行动。印尼随即开始严厉镇压和清除印尼共产党和亲苏加诺总统的政治势力。
中国对“9·30”事件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未对印尼政局表态，但印尼军方从一开始就指责中国策划和支持了“9·30”政变，干涉了印尼内政，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到了1967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10月30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西欧、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1973年初，关于在越南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撤出军队，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东盟六国中的三国，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这时，作为东盟六国之首的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发展，成为决定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1978年末，邓小平同志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双方就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从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维护东南亚和平方面，双方持有共同主张，有着密切良好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快速增长，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1988年11月，李鹏总理在访问泰国期间又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三）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四）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则。
在这种形势下，印尼对华关系也出现了松动，双方接触开始增多。1975年苏哈托总统曾表示，鉴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印尼也正在准备改善对华关系。1977年11月，印尼首次派工商会代表团参加了广州交易会。1985年4月，应印尼政府邀请，国务委员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