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我还提出两国之间要加强交通联系，使边界成为一条开放的、活跃的、促进两国交往与和平友好的边界。
会见中，叶利钦的兴致一直挺高。看得出，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如果叶利钦不是五分钟以后要去参加一个政府会议，他也许还会有更多感兴趣的问题要问。
第二天，我同科济列夫外长进行会谈，主要是相互交流各自对中俄高级会晤的准备情况，并草签了中俄相互关系基础联合声明。
在结束访问回国前，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答了他们关于中国发展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和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等问题。我表示，我们一贯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异同，都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国家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从政治上讲，是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从经济合作来讲，应该是平等的、互利的。如果有了这样的共识，中俄两国的关系一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
我接着强调，世界本身就是多样化的，各国差异很大，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道路也都有很大差别。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大家要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首先要承认并尊重这样的客观事实。
至于说到中国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我指出，从前中国和苏联有过结盟关系，也有过很长的对抗时期。今后，我们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这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重新回到结盟，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缓和国际局势不利；重新回到对抗，对缓和国际形势也不利。只有建立这种正常的国家关系，才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稳定，对国际局势起到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叶利钦访华
1992年12月17日上午，叶利钦总统夫妇一行飞抵北京。随同访问的，有俄联邦内的萨赫共和国总统、巴什基尔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俄联邦外长、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政府副总理等近百人，若再把随行记者和其他有关人员计算在内，总共要有250多人。
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欢迎仪式，并同叶利钦进行了会晤。杨主席说，中俄进行高级会晤有重要意义，国际舆论对此也很重视。相信总统的这次访问定将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叶利钦对中方为他的访问所做的各种安排表示满意，说他作为建筑师，去参观故宫很有意义。他又说，毛泽东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代表团的成员也都想去当一回好汉。
叶利钦总统接着表示，是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促使俄罗斯领导人采取措施，扩大同中国发展各领域的友好关系。
杨主席说，我们没有理由把关系搞坏，只能把关系搞好，现在两国都面临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任务，更应该建立稳固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现在两国贸易额已超过中国与苏联的最高水平，这是个好的开端。两国各有所长，在经贸合作方面，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都有许多文章可做。除高级会晤外，两国在其他各个级别上，在公司和企业之间，都应更广泛地进行接触。
第二天，李鹏总理和叶利钦总统举行了会谈。李总理强调，两国人民有着传统友谊，今后两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应是“平等互利，睦邻友好”这八个字。叶利钦说，发展俄中关系是俄外交工作的优先方向，俄同西方的关系不能代替俄同东方的关系。俄尊重中国的内外政策。
中午，江泽民总书记在钓鱼台会见并宴请了叶利钦总统。
江总书记谈到，他本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很熟悉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的名字，而在中国，许多人喜欢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俄作家的作品。两国间的关系有过美好的时光，也有过僵冷的岁月。这几年两国关系得到发展，相信总统这次来将会使两国关系发展得更健康，更顺利。
叶利钦说，两国的关系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这次是抱着真诚的愿望来中国访问的。这次访问，双方一共要签署20多个文件，这是创记录的，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了。他又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坦率地说，中国改革中的某些独到办法值得俄罗斯研究和借鉴。
江总书记向他介绍了中共十四大系统阐明了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并表示，我们将坚定地按此目标，把经济建设搞好，也希望在此过程中，同俄罗斯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17日晚和18日下午，分别举行了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和24个政府间和部门间的合作协议及有关文件的两次签字仪式。杨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在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我和科济列夫外长、绍欣副总理也分别在两国政府科技合作、文化合作、互免团体旅游签证、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等协定上签字。
两国元首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和俄罗斯相互视为友好国家。这意味着中俄关系在全面继承中苏关系正常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
在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中方参加接待的，除了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外，还有来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方的领导，他们还同随叶利钦来访的俄联邦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叶利钦一行本来按计划应于19日去深圳访问，但那天一大早，俄总统办公厅主任就向外交部戴秉国部长助理提出，由于俄国内有些重要事情须总统亲自处理，叶利钦总统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提前于今天上午回国。
后来，科济列夫外长等陪叶利钦夫妇先期回国，其他人继续去深圳参观。
关于叶利钦提前回国的原因，后来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政府组阁问题遇到了麻烦。他比喻为“分公文包”分出乱子来了，需要他赶回去整顿秩序。
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俄。江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在会谈后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即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他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双方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本来，在叶利钦启程之前，双方已经基本商定了联合声明的文本。4月23日晚，俄驻华使馆主管官员向中方紧急通报，说叶利钦总统在专机起飞不久就认真阅读了双方商定的文本，认为这个文件还不能真正反映两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他建议将两国关系表述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交部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江主席。江主席同意了叶利钦总统的建议。
1999年12月，叶利钦总统第三次也是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华。回国后，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新千年之时，他突然于12月31日正午12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宣布了一个令世界吃惊的决定：“我决定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职务。”在声明中，他表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健康原因，而是“出于对所有问题的综合考虑”。他还说，“俄罗斯应由有智慧、精力充沛的新政治家带入新世纪”。他立即签署了把总统职责交给政府总理普京的命令，旋即将核密码箱等移交给普京。普京代总统于当日签署命令，对卸任总统及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2000年3月，普京正式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当年7月，他应江泽民主席邀请访华。两国元首签署了《北京宣言》，强调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在这一年，两国元首还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等场合进行过三次会晤。
2001年7月，江泽民主席应普京总统的邀请，对俄罗斯进行了自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五次访问。我陪同江主席进行了这次重要的访问。7月16日，两国元首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接着又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这个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条约确认，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
中俄新关系，以此条约为基石，从此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八章 非洲情结初访非洲
我与非洲结缘，始于1964年。那时，我在教育部工作，随杨秀峰部长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我们是4月1日离京，到5月14日才回国，在非洲访问了一个半月。代表团成员有四人，除了杨秀峰部长和我，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教育部的司长胡沙。其中，杨秀峰部长最为年长，长我30岁；其次，是季羡林教授，长我17岁；那年我36岁，胡沙和我年纪相仿。一行人中，“老、中、青” 俱全。
算起来，此次非洲之行，已是将近40年前的事了。访问之后，季老曾发表过游记，我也即兴写过短文，介绍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两种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以及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如火一般的兄弟情谊。
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前去非洲的路程，以见当时行旅之艰辛。我们一行先从北京飞到昆明，过夜。第二天飞往仰光，再过夜。第三天乘飞机到达卡（当时东巴基斯坦的首府），为换机票，在机场等到深夜，才乘上飞往卡拉奇的飞机，到那里过夜。在卡拉奇休息一天后，再飞往开罗。前后整整花去将近一周的时间，才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埃及。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了非洲文明的久远。当时，在金字塔有一种“声与光”的表演，茫茫夜色中，灯光和声音不停地变幻着，使人似乎感受到古埃及法老魂灵之间的对话。据说，这个节目几经修改，一直演到今天。
访问埃及之后，我们先是西行，访问了北非，然后南下，进入了非洲大陆的腹地。
上世纪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而中国是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这次访问，正好是在周恩来总理访非之后不久进行的，警察见到我们的车队挂着中国国旗，都立正敬礼。沿途群众也纷纷招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各国都给予我们高规格的接待，这种高规格的接待，一定包括当地的土风舞蹈和非洲“塔姆塔姆”鼓的击鼓表演。黑人兄弟用形体和打击乐表现出的热情，使我们久久沉浸在浓浓的友情之中。
当时，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三国均独立不久，特别重视本国的教育事业，急于清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希望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干部。马里总统凯塔对我们说，马里要在10年到20年内解决所有学龄儿童入学问题。几内亚独立后，立即收回了教育主权，将私立学校国有化，几内亚总统杜尔亲自抓教育改革。马里、几内亚的教育经费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20％，其中学在校生一律供给膳宿，有的还提供服装。而阿尔及利亚的教育经费更是高达财政预算的30％，大学生全部享受为数相当高的助学金，在有的女子中学，学生有单间宿舍，伙食标准很高。
在访问马里时有个插曲。杨秀峰部长突然接到国内指示，让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桑给巴尔去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那时，东非的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决定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杨秀峰部长此行需要翻译，但桑给巴尔一带是讲英语的，而团内是法语翻译。大家一再商量，看到我最年轻，还懂英语，便派我陪同杨老一同前往，既作秘书，也当译员，连同警卫任务也一起兼了。
当时，非洲各国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一般都要先飞到欧洲宗主国后才能转机。为了去桑给巴尔，杨老和我就是先飞到法国巴黎。那时中法刚刚建交，尚未建使馆，只有一些先遣人员在那里。我们到了那里，要自己烧晚饭。从巴黎，我们再飞意大利罗马。那时，中意还没有建交，只好请阿尔巴尼亚驻意使馆提供帮助。由罗马，我们又转道肯尼亚，然后才到了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在那里参加完庆祝活动，我们又经苏丹、尼日利亚、加纳，飞回几内亚，继续我们的非洲之行。当时，杨秀峰同志已是66岁的老人，一路奔波，相当辛苦，好在一切顺利，我也总算圆满完成了此项特别任务。
非洲是我除苏联以外最早访问的地区。1964年的这次非洲之行，使我对这片土地的神奇和文化的多彩，有了亲身的感受和感性的认识。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自己会被派到非洲去当大使。
第八章 非洲情结 出使非洲
1974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兼任驻几内亚比绍大使。
我是那年8月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从机场到使馆的路上，我坐在汽车里，透过车窗，默默望着窗外街景，不禁回忆起十年前访问这里的情景。大西洋畔的科纳克里风光依旧，只是街旁的建筑比十年前陈旧了许多。在经济面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