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十年前访问这里的情景。大西洋畔的科纳克里风光依旧，只是街旁的建筑比十年前陈旧了许多。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着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的激情似乎也消散了。
出任大使，第一件事就是递交国书。几内亚外交部很快就做了安排。8月20日，我向杜尔总统递交了国书，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问候和敬意。杜尔总统赞扬中几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说对于中国在各方面给予几内亚的援助，几内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递交国书的仪式十分隆重，几方的总理和十多位部长一起出席，显示了对中国的格外重视。
出任驻几内亚大使的同时，我还兼任中国驻几内亚比绍的首任大使。当时，几内亚比绍刚刚打完游击战，才宣布独立不久，政权正在建设中。
那年9月下旬，几内亚比绍政府决定在临时首都博埃——原游击队根据地——举行独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我出席庆典，并向国家元首卡布拉尔递交国书。
那次，一同前往参加几比庆典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宾客，共约20人。杜尔总统派出了飞机和车队。我们一行人先是乘飞机到了与几内亚比绍接壤的博凯省首府，然后改乘汽车进入几内亚比绍，前往博埃。
当汽车驶入几内亚比绍的国境后，满眼是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的景色，野草遍地，人烟不见，甚是荒凉。草原上连路也没有，全凭当地人的经验，沿着丘陵谷地中以前留下的辙印前进。据说，我们走的就是当年游击队沟通前后方的小道。
经过一番颠簸，终于抵达博埃。我们下榻的“宾馆”是一间用竹子和树叶搭成的具有非洲特色的圆顶茅屋。茅屋内，放着两张简陋的竹架床，墙壁既透风又透亮。每天早上，都有当地妇女头顶一桶冷水，放在门口，供来客使用。茅屋后面，挖了一个土坑，上面留了一个小口，看了就知道是厕所。
尽管几比外交部竭尽全力，来宾的膳食需求仍然无法很好地满足，好在我们早就准备了罐头和饼干。
9月25日，在邻近的一间大一点的圆型茅屋里，我向卡布拉尔主席正式递交了国书。路易斯·卡布拉尔，我们又称他为“小卡”，是前任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阿米卡尔·卡布拉尔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兄弟俩都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之情。可惜的是，他的兄长在1973年被人暗杀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支持几佛独立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为其培训了20多名干部，这些人后来在党政军部门都担任了要职。
在交谈中，卡布拉尔主席一再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第一批干部就是在中国培养的。在我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中国的经验，使我们战胜了敌人。在战争结束后，我们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复我国的经济，也需要吸取中国的经验。”
在我递交国书后不到一个月，几比政府迁都比绍市，即是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首府。12月16日，我再赴比绍市，就建馆及提供水稻种植技术援助等问题同几比方进行磋商。几比领导人佩雷拉总书记、卡布拉尔主席和门德斯总理在会见我时，都对中国在几比设馆表示了热烈欢迎，允诺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选择馆址，完成建馆工作。
比绍市是一座相当欧化的消费型小城。市内的建筑都是葡萄牙风格，房子不大，给人以小巧玲珑的感觉。城市也不大，驱车观赏街景半小时足矣。不过，各国大商行都在此设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欧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场。比绍市的经济发展落后，文化设施简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资啤酒饮料厂、一所中学、一家电影院、两座医院、几家兼卖少量书刊的文具店。当时，葡萄牙大资本家相继离去，资金大量外流。中小企业主勉强维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当时的印象是，振兴经济将是几比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日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分别成为两个独立国家，几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佛得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后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后，几比外交部为我们在比绍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处二层小楼，我们就将它作为了中国大使馆。多明戈·拉莫斯是几佛独立党的杰出战士，曾任几比东部地区加布军区司令，在战场上牺牲了。这条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第八章 非洲情结杜尔总统的两次会见
那时，作为驻几内亚大使，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自建交以来，我国一直在援助几内亚的经济建设，一共有几十个援助工程项目，包括人民宫、电台、电影院、烈士陵园、茶厂、糖厂、卷烟厂、农具厂、榨油厂、水电站等，还派出了医疗队。这些项目都是当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所急需的。不论是已建好交付使用或是正在建设中的项目，大使馆都要跟踪关注。
当时，中几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套用杜尔总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国的天空始终晴朗无云。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点问题也没有，非洲的事务自有其复杂的一面。
1975年11月16日，杜尔总统突然召见我，谈了安哥拉问题。会见时，主要是杜尔总统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时在座的还有贝阿沃吉总理及九名主要部长。从这阵势中，可见杜尔对这次会见的重视。
大家握手落座后，杜尔开口说，今天召见大使，是因为几内亚民主党和几内亚政府有重要的话，请大使转达给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几之间向来是相互信任和一致的。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两国人民属于同一思想范畴、同一战略，双方行动与立场的一致，犹如一个人的左右手那样协调、统一。杜尔停顿了一下说，几内亚对国际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不甚了解，总是等北京表明立场后再表态，但对非洲问题，几内亚人民有着坦率、令人可信的先锋队的立场。说到这里，他将话锋转到了安哥拉问题。他神情严肃地说，目前安哥拉的局势非常严重，中方恐怕不了解内情。
那时，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刚刚结束了500年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在长期的反殖斗争中，一共有三派力量，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义斗争，从不只支持任何一派，而是同时支持三派进行反殖斗争。
杜尔总统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是由几内亚民主党创建起来的，其主席罗伯托当年是拿着几内亚的护照去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并在几内亚的倡议下，才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是，罗伯托后来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几内亚对他进行了揭露，并建议把“安解阵”开除出非洲统一组织领导机构。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其主席萨文比公开承认得到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也完全是帝国主义支持者。现在，当非洲听到中国站在了帝国主义支持者一边时，对几内亚人民来说是一种耻辱。
接着，杜尔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安哥拉的实际情况是，自1961年2月4日起，只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在国内与人民一起进行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安解阵”一直留在扎伊尔，只是发表一些声明，并没有开展实际斗争，而扎伊尔的领导人蒙博托是叛徒，卢蒙巴就是被他杀害的。几内亚赞成中国在扎伊尔出现，并认为中国出现在一切反动的非洲国家都是好事，但是，中国不应该去帮助蒙博托的反革命力量。
杜尔最后说，几内亚请中国党、中国政府认真考虑非洲当前革命和反革命倾向的实际情况，不要损害非洲的反帝事业。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中苏对抗在非洲的反映。我对杜尔总统说，昨天，中国外交部就安哥拉问题刚刚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对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独立、结束500年殖民统治感到高兴，并表示祝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义斗争，曾分别给安哥拉三派组织以各方面的援助。今年1月后，为避免安哥拉出现内战，我们不再向安哥拉三派组织提供新的军援。目前，安哥拉出现的令人痛心的局势，完全是由于超级大国争夺所造成的。我说，尽管非洲局势复杂，但我们深信，在排除一切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安哥拉人民一定能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12月2日，我按照外交部发来的说帖，向几方系统介绍我国在安哥拉问题上的立场。外长西索科一听就知道问题的重要，立即找来了记录员，一字不漏地记下了谈话。除了“30分钟后即向总统报告”这句话外，他没有做任何表态。
之后，安哥拉问题便被搁置起来了，双方再未讨论。直到1976年10月28日我离任前向杜尔总统辞行拜会时，他才又谈及此事，不过，有点像是在自我辩解。
杜尔总统对我说，几方对中国是充分信任的，即使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这一信念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正在为本国及全世界的无产者而奋斗，因此，在几内亚人民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总是崇高的。几方决心保持、发展和加强中几关系。杜尔说，几内亚曾为中苏纠纷而忧心忡忡，有人曾怀疑几内亚纯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激进侧翼，而中国方面也可能认为几内亚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了反华立场。几内亚一度处境困难，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帝国主义列强，还包括某些社会主义强国。他接着说，关于非洲问题，中几两国应有亲密无间的合作，期望能在任何考验中始终团结在一起。如有不同意见，那只是两国之间的事，不能让双方共同的敌人知晓。
我感谢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理解他对中苏分歧的担心。我告诉他，中国同几内亚的友好合作是不会改变的。双方对苏联的看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中方不会要求几内亚在对苏关系上采取与我们相同的政策。
杜尔总统是从事工会运动出身的，以雄辩而闻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民众有很大的煽动性，其演讲集当年就已出到60多卷了。在几内亚脱离法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几乎是一呼百应，最终取得了成功。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杜尔始终对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满腔热忱，只是他不善于管理经济事务，在他的领导下，几内亚始终没有摆脱经济困难。1984年3月，杜尔总统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时年62岁。
第八章 非洲情结走遍非洲
同是发展中国家，又都有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中国和非洲各国，彼此容易理解对方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支持非洲人民不屈不挠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并积极援助非洲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因此，非洲人民及其领导人一直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朋友。同时，非洲国家也给了中国很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最令中国人民难忘的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决议时，76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其中26个是非洲国家，占了三分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际人权斗争中，中国之所以能连续十次挫败反华提案，应该说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给予我国的坚决支持分不开。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外交斗争中也是如此。尽管台湾当局利用非洲国家的经济困难，大搞“金钱外交”，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站在我们一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搞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在很多问题上，不断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障碍。这时，又是非洲朋友挺身相助，在艰难的时刻伸出友谊之手。
1989年7月中旬，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创外交新局面，我们召开了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报告，强调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放，并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当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想办法走出去，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的大政方针没有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变。
那一段时候，国际上孤立中国的势头很猖獗，制裁中国成为一种时髦，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仍是非常友好。
于是，我决定出访非洲。先是去南部非洲，访问莱索托、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六国。同年9月，又访问了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
在一路访问中，我着重向往访国的领导人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别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我们。非洲朋友都十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许多非洲国家在建设自己国家时，也常常会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说，他当时曾为中国的局势感到忧虑。安哥拉外长洛伊说，如果中国党、政府不能控制局势，后果不堪设想，对第三世界也将产生不利影响。更多的国家领导人向我表示，在即将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如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代表团将反对通过干涉中国的议案。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第一位政府首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