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方所提的三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民柬方面没有人向中方提出过庇护的要求；越南全部撤军、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承担停止军援的义务；难民事务是柬各方与泰国之间的问题，与中国无关。
在会议期间，我还会见了11个国家的外长，其中包括英国外交大臣梅杰、日本外相三冢博、加拿大外长克拉克。这是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高级别公开接触。这之前，欧共体首脑会议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都刚刚宣布停止与中国的部长级及以上的高级会晤。但是，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他们只好找理由说，这是国际会议，是多边往来，不是双边接触。在客观上，巴黎的国际会议为我们打破西方的制裁提供了机会。
8月1日，巴黎会议结束，没有取得成果。次日我飞往莱索托，继续我的南部非洲之行。刘述卿副外长则率领中国代表团留在巴黎，继续参加对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从整体来看，大多数与会国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会议期间，我们对民柬三方做了大量工作。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三方代表团经常到我国驻法国使馆做客，交流情况，商讨对策。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领导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信任。他们对会议的进展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与美、英、泰、新、日、加等国也进行了密切磋商，在重要问题上，步调基本一致，主导了会议的进程。
但是，由于各方在“红色高棉”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协议。不过，巴黎会议是所有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国家以及柬四方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柬埔寨问题，为柬埔寨问题的最后解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久，我在出席联大时，又会见了法国外长迪马。他对巴黎会议的失败表示失望，情绪有点消极。我对他说，巴黎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还是有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取得了一致，关键的问题是越南的态度比较僵硬。法国应该期待越方态度的改变。中国支持巴黎会议在条件具备时复会。
会见迪马的前几天，我再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我赴纽约前，贝克向我国驻美大使韩叙表示，他在巴黎会议期间同我谈得很好，希望在联大期间再次见我。这一时期，我同西方各国外长的会见，几乎都在多边场合，但接触的渠道一直保持。
9月28日晚上，我与贝克举行了会谈，贝克先谈起了中美关系，说两国关系比巴黎会议时已有所改善，布什总统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视美中关系，希望双方能通过继续对话尽快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在柬埔寨问题上，贝克表示，美对两国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感到满意，但在“红高”问题上，仍有很大保留。美方本来是持排斥“红高”的立场，主张柬三方解决方案，只是由于西哈努克亲王认为柬埔寨未来的权力架构中，有必要包括“红高”，美国虽然不情愿，也还是勉强接受了。贝克说，现在令人不安的是，柬埔寨问题正从政治解决转向战场解决。希望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压“红高”接受政治解决。如果“红高”企图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美国和东盟国家都将不会允许“红高”在柬埔寨未来政府中发挥作用。
我先对贝克表示，中方也对中美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表示满意。然后，我重申了中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说，所谓“红高”独家掌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中国也不支持这样做。如果苏联和越南真正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中国就会停止向民柬抵抗力量提供武器。现在的问题是，越南宣布的撤军没有国际监督，人们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应该明确支持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柬四方联合政府，至于各派的席位分配等细节问题，应该由柬四方自己去解决。
贝克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向他表示，如果有关各国停止向柬各派提供武器，苏联也可以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美方认为，苏、越应该压洪森接受某种分权安排，而中国则应该向“红高”施加压力，使它的期望变得现实一些。单靠柬四方，永远也不会就其内部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因此，中、苏、美、东盟应该为柬内部问题的解决搞个方案。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由西哈努克亲王任元首，洪森任总理，各派都有两人任部长，外交、国防、内务等重要部长之职，可以由西哈努克和宋双派人士担任，这样就可以保证西哈努克有实权。如果大国对这样的安排达成一致，并让柬四方同意，越南也就可能同意。
我回答说，这要看柬各派是否接受他的建议，特别应该先征求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西哈努克亲王反对大国一方面请他担任国家元首，同时又把事先做好的一些安排强加给他。
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和平协议
1989年8月的巴黎会议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一度低落，柬埔寨国内战场上，各派的较量也趋于激烈，一时和平无望。
为了打破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僵局，1990年1月至8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了六次副外长磋商，制定了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这个框架文件基本上满足了各方的最低目标和要求，得到有关各方的认可。
这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有了更加积极的变化，中越朝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0年9月初，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应邀来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成都举行内部会晤。越南领导人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国对越南撤军的监督与核查。双方都赞成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并同意共同努力，推动柬埔寨有关各方也接受这些文件，以推动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
之后，中越双方立即各派代表赴雅加达，向正在那里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柬四方做劝说工作。柬四方终于宣布接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揽子方案，并决定成立由四方组成的12人全国最高委员会。
11月，巴黎会议工作小组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具体化，完成了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附件及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时，金边方面突然觉得自己吃亏了，随即又提出要对框架性文件进行修改，增加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中金边方面的成员，或由金边方面出人担任最高委员会的副主席。
这样一来，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又拖延下来。
为了尽快签署协议，中国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和有关国家一道，就柬埔寨政府的未来权力安排，与柬四方不断协商。1991年7月，柬最高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金边方面同意西哈努克亲王任柬最高委员会主席，不再坚持设副主席和增加金边方面成员。8月，越南副外长阮怡年访华，与徐敦信副外长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磋商。我会见了阮怡年。随后，中越双方发表新闻公报，一致表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不能改动，巴黎会议工作小组的协议草案可做修改，但不能超出框架文件的内容。9月，越南外长阮孟琴访华，这是十多年来中越两国外长之间的首次会晤。我们就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一致表示将继续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积极努力。
1991年9月14日，西哈努克亲王12年来首次率领由柬四方组成的柬埔寨代表团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标志着柬埔寨新的联合政府即将成立。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巴黎会议两主席国和所有参加国的外长、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与柬最高委员会成员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为1991年10月在巴黎重新召开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和平协议终于在巴黎正式签署，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最终得以实现。
在当时非常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柬埔寨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实属不易。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曾不断努力，试图解决全球各地出现的种种地区冲突问题，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柬埔寨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是因为有关的各国，特别是相关的几个大国，在解决这一地区冲突的问题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往往是维持地区稳定和平衡的关键因素。
有意思的是，在柬埔寨和平协议正式签署时，苏联因发生“8·19事件”，政局不稳，一直参与柬埔寨问题谈判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离任，代表苏联在文件上签字的是当时谁都不太认识的新外长潘金。
和平协议签署后，西哈努克亲王回到了他阔别13年之久的柬埔寨首都金边。联合国也很快向柬埔寨派出了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和2。2万名联合国维和人员。经过各方一年多的努力，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了20多年来第一次全国大选，西哈努克被各派一致拥戴为国家元首，9月24日，又再次登基为国王。“红高”方面因为拒绝参加大选，于1994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第三章 飞往巴格达风云骤起
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事件虽是突发，但并非无迹可寻。这一年的7月下旬，我正好在沙特访问，准备签署中沙两国建交公报。访问的第一天，我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会谈，一切顺利，双方商定第二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到了第二天，这位大臣忽然不见了踪影，整个白天都找不到他，建交公报也无法按原定时间签署了。沙特方面只是说，外交大臣今天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我们感到困惑，担心建交的事情是否有变。到了晚上，费萨尔亲王又突然出现了，双方还是按照约定，在当天夜里完成了建交公报的签署。费萨尔亲王告诉我，他之所以无法按原定时间来签署公报，是因为法赫德国王让他当天急赴伊拉克和科威特，调解两国发生的矛盾。那时伊科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但各方都未预料到局势会迅速演变成兵戎相见。
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伊、科两国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后又被英国人统治。1921年，伊拉克独立，科威特直到1961年才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时，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个县，这大概就是伊拉克觊觎科威特的历史缘由。两国的边界自独立后一直未完全划定，不时就要闹起边界纠纷。科威特国小民寡，但石油资源丰富，而伊拉克经历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后，欠了一大堆的债，其中相当部分是欠科威特的。进入1990年后，两国因石油价格而争执加剧。阿拉伯国家一直在为调解这两个国家的纠纷而努力，但没有成功。如今，伊拉克乘科威特人夏季去欧洲度假之机，突然派兵攻占科威特，长驱直入，几乎兵不血刃。
伊、科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友好关系。这次，伊拉克军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事件，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就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要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8月4日，杨福昌副外长又分别紧急召见了伊、科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军，越早越好；希望两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22日，我在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亲王时，针对伊拉克已宣布将科威特吞并，强调说，中国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伊拉克不管用什么借口，武力入侵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强烈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恢复。
科威特遭受突然袭击后，保护在那里的中国公民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驻科使馆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当时，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和侨民近5000人。由于形势恶化，他们已经失去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到了8月29日，我们将全部中国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不少台湾和香港同胞。台湾在科威特有个商务代表处，战乱发生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就逃之夭夭，自顾自保命去了。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们使馆求助，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另有一些香港同胞，拿着英国护照，那时不仅不再管用，而且会带来更多危险。他们也找到了中国使馆，我们都设法予以协助，使他们能够安全撤离。
海湾是战略要地，那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会牵动世界整个局势的稳定。
联合国很快做出了反应。安理会在8月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军立即无条件撤出的第66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后来，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海空封锁，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661委员会，审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于这些措施，中国都是赞成的。
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危机更是着急，他们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海湾各国进行了紧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但由于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尽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着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取得进展。
海湾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自顾不暇，难有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