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咕咕叫。生产队的人正在准备庆祝“五·一”节，大家都兴高采烈。那一天，玛丽娅在忙着烤大蛋糕和收拾屋子。其间还骂了小瓦夏几句，因为他把新衬衫蹭上了油漆。午饭后，伊万和小瓦夏把牌匾抬到生产队队部，钉到正门上面，稍有一点前倾的角度。队长费奥多尔大叔在牌匾上方那根镀成银色的旗杆上拴了一面鲜红的节日旗帜。村人们傍晚收工回来，个个都在欣赏鲜艳的牌匾和旗帜，夸奖伊万，嘲笑满身油漆的小瓦夏。
现在，从房上拽下来的这块牌匾就扔在大路上。木框已经折断，德国卡车的沉重车轮从红铁皮上碾过，把它压进土里。牌匾旁边放着一把三齿铁叉，铁叉把几乎完整无损，只有一头烧焦了一点儿。玛丽娅马上认出了自己的叉子，立即想起德国人把伊万带走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当时她正在院里整理被邻居家的牛犊拱倒的草垛，没有放下叉子就向队部跑去。她在失去知觉的时候扔掉了叉子，那天晚上，也没人将这把叉子拾起。她还想起伊万是怎样拾掇这把叉子的：他在生产队的打铁炉把它打得现出瓦蓝色，又用钢锉把每一个叉齿锉尖，还花了好长时间做了一个弯度顺手的柳木叉把。
玛丽娅很可惜这块被卡车碾瘪的牌匾。她拾起牌匾，捡起铁叉，沿街向自己家所在的村边走去。在科尔涅大叔家的院旁，她看见一辆倒扣着的双轮马车、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和一匹死马。德国兵是个很胖的中年人，虚肿的两颊上满是黑胡子茬。他的脑壳被打得粉碎。一块弹片打中了大得跟象一样的枣红马的肚子。双轮马车旁边倒着两个能盛一百二十升水的军用保温桶。其中的一个铝盖掉了，玛丽娅看到里边装着些剩咖啡。她急不可耐地想吃东西，便拧开了另一个桶的盖子。这只桶里装的是香肠末拌土豆泥。
玛丽娅用双手从桶里捧起凉土豆泥来吃了一些，也喂了贪谗地扑向食物的老伙计。现在，玛丽娅开始感到渴得难受。她喝了一口苦咖啡，又急急地向村里的井边走去，想自己喝个饱，也饮饮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的狗和牛。
村中只有一眼井，就在两排院落中间的大路边。勒着铁箍的木井架、橡木轳辘和铁链都完好无缺。井架上甚至还放着一只木桶。玛丽娅快步走到井旁，往井里看了一眼，吓得马上跳开。井里漂浮着一些死猫死狗的发胀的尸体。幸而桶里还有水。玛丽娅贴仅桶边喝足了水，也让狗用舌头舔着喝了一些。每头牛只能喝到三口。玛丽娅好不容易才把水桶从枣红色的牛脑袋旁边拖开。她明白，牛没到河边去过，很久没喝水了。它们不依不饶地把头伸向水桶，用犄角顶着桶底。
“你们就先忍一忍吧，”玛丽娅说。“要是不出事的话，我明天就把你们赶到河边，让你们喝够……”
她回头看了看德国兵和死马尸体躺着的地方。“得把他们遮盖起来，”玛丽娅思忖着。“那找到一把铁锹就好了。埋一个人的力气我还有，不过我可真不知道该拿这匹肥壮的死马怎么办。乌鸦大概会把它啄光的。”她手里拿着牌匾和铁叉，警觉地顾盼着往前走去。她克制着恐惧，悄悄地走着。她担心随时会有个手端自动步枪的德国兵从哪个黑乎乎的烟囱后面跳出来，一枪把她和尚未出生的婴儿打死。但四下里一个活人也没有，只有往往是在被遗忘了的古墓中才有的那种令人难受和压抑的寂静。
第七章
玛丽娅的眼前只有一种景象：白色的灰烬和黑乎乎的烟子。只有灰烬和烟子。再就是刺鼻的糊焦味，这种气味令人窒息，把人呛得咳嗽。“哪怕剩下一座完整的房子也好啊，哪怕头上有个屋顶也好啊，”一个令人苦恼的想法涌上了玛丽娅的心头。“在这片焦土上我可往哪里躲呀？天快冷了，又是雨雪又是天寒地冻，这里连一片木板、一块玻璃、一颗钉子也没有。什么都给毁了，全部都烧光了，都是这伙畜生干的。”
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新开辟的果园。果树是队长费奥多尔大叔倡议载下的。他多年来一直责备村人们，说他们的院落里光长些灌木丛、 麻和牛蒡，怎么也不觉得难为情。他又是劝说，又是请求，后来他不再白费唇舌了，干脆跟集体农庄主席要了一辆卡车，到远处的苗圃去了一趟，拉回六百棵良种苹果、梨、樱桃、李子树苗，一下子分给了大家，只收几个成本钱。每户人家都领到二十棵树苗。村人们象照料孩子似地照料着树苗：给它们浇水、施肥、喷药，免得滋生害虫，还刷白了树干。战争开始前夕，果树开始结果了。村子变得简直叫人认不出来，几乎所有的房屋都隐没在果园的绿荫之中。
玛丽娅眼下在街上走着，泪水遮住了她的眼睛。几乎所有的果树都被烧光。栽在房屋附近的果树只剩下焦黑的树干，稍远处烧焦的苹果树、梨树、李子树还在冒着轻烟，只有那些离后院最远的地方有几棵孤零零的樱桃树，树上被大火烤糊了一点点的叶子还令人心酸地泛着绿色。
玛丽娅向右拐去，在各个院落里走着，心想也许会在什么地方拾到掉在地上的苹果。现在想往哪儿走都行，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栅栏，也没有小门挡着，一切全都烧光了。院落里的地面比路面更热，在遭到大火之后还没有冷却下来。在堂妹弗洛霞的院子里，玛丽娅在没有挖的洋葱 旁找到一只镀锌铁桶、一把铁锹和一把耙子。显然，在那个恐怖的傍晚，弗洛霞正在菜园里忙乎，后来就把这些东西都撂在这里了。她同丈夫鲁基扬生活了九年，却没有孩子。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她接到通知，说鲁基扬下落不明。“现在，鲁基扬没有了，弗洛霞也没有了，”玛丽娅想道。“全都化成灰了，连人带树……”
玛丽娅没拣到苹果，便回到路上，向不久前、几天以前村头那个曾是她家园的地方慢慢走去。玛丽娅的心在砰砰跳动，两手发抖。她好不容易才抑制着要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跑开的愿望，随便跑到哪里都行，只要看不见这片可怕的瓦砾，看不见烧死的树木，只要能躲开、看不见自己的悲惨命运，就是躲到天涯海角也没有关系。但是，两条疲乏的腿却不听她的指挥，把她到到了那个地方，那是她体验到短暂的幸福、丈夫的爱情、儿子的出生的地方，是她体验到人生只有一回，而且永不重现的幸福的地方。
这就是那两块她再熟悉不过的三角铁，是伊万从前用来固定便门的。如今残留下来的只有这两块长了一层铁锈的三角铁和那条从便门通向屋门，用碎砖铺的小径了。这条小径如今已经无处可通，尽头处是一片空荡荡的焦土。玛丽娅觉得周围的一切，包括天空、田野、冈顶，好象全都变成了黑色。她扑倒在地上，悲声嚎啕起来，哭得全身发抖。她已经什么全不怕，忘记了一切，放声哀哭着，用满是伤痕的手指抓着炙人的泥土……
老伙计蹲在玛丽娅的头前拖长声音嚎叫起来，它那发自肺腑的嘶哑的叫声忽而低沉，转问隐约可闻的啜泣，忽而高亢，冲向深不可测的高空，变成野兽的哀嚎，为逝去的人们、为死气沉沉的村庄唱着挽歌，然后又低沉下来，在冈顶后面的一个地方凝成回声……
听到狗的哀号，玛丽娅清醒过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使她猛然一震：要是敌人听到在这片乌黑的废墟中有人声可怎么办？那会出什么事呢？她站起身来，咽着眼泪走进院子。她右手拄着铁叉，左手提着牌匾，在已烧光的房子那粗石块砌成的房基旁边站了一会儿。她心中闪过一个不曾有过的、仿佛不是自己的想法：这里原是厨房，这里是起居室，那里是卧室……小瓦夏是在起居室睡的，睡在沙发上……在这个角落里的小板凳上，放着栽在小木桶里的花、母亲种的橡皮树，两个窗户中间摆着碗橱，挂在那面墙上的镜框镶着父亲的放大照片……
玛丽娅含着眼泪把整个院落看了一遍，她突然想起：有个地窖！她可以在那里躲避雨雪和冬季的严寒，也可以躲避敌人的枪子儿和炮弹，在地窖里是可以活下去的……
这个地窖是伊万和玛丽娅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才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挖的。他俩把地窖挖得又深又宽敞，四壁和地面垂直，抹上掺了马粪的泥巴。在一面墙上，伊万挖了一条隧道，冬天用来储存马铃薯。那年秋季，第三生产队的集体牛舍已经竣工，费奥多尔大叔批准伊万拿走十根在施工中报废的水泥梁。伊万花了好长时间用凿子把它们凿得一般齐，铺到地窖上，变成了牢固的天棚，后来又在上面铺了一层几乎一米厚的黄土。土层铺成慢坡形，使劲夯实了。顶上又砌了一段带通风活门的铸铁管，免得地窖里的污浊空气排不出去，使蔬菜变坏。
地窖旁边长着爷爷栽的那棵老苹果树。在夏天，浓密的苹果树荫给地窖遮挡着暑气，地窖里边就连酷暑的七月天都是凉爽的。许久以前，伊万已故的父亲在村人帮助下把一块平坦的毛石摆到苹果树下面。他经常坐在石头上修理 具、做木匠活，要不就在树荫下打盹休息。
玛丽娅想：“我就到地窖里去住，地窖是不可能烧坏的……”
她走近了一些，把牌匾靠在苹果树干上。地窖是完好的，就连入口处的木头盖板都没有烧毁。玛丽娅刚伸出手要去掀沉重的盖板，但是狗的举动却把她吓了一跳。老伙计嗅着地面，围着地窖转了一阵，接着又停了下来。它背上的毛扎煞起来，呲着尖牙，威胁似地呼噜着。
第八章
玛丽娅攥住铁叉，掀开地窖盖板，立即往后一跳。一个活着的德国兵倚着矮木桶坐在窖里的泥地上。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玛丽娅一眼便看到，这个德国人脸色苍白，消瘦不堪，脖颈象孩子的一样细瘦，她还注意到她受了伤：灰色的军服敞着衣襟，洗破的衬衫上有一个殷红的血斑。在快得难以捕捉的一刹那，玛丽娅发现德国人怕她，于是她明白了：这个德国人没有武器。
她在入口处弯着腰往下走，默默地盯着德国人。他那由于恐惧而睁大的浅蓝色眼睛也一直紧盯着她不放。他的嘴唇颤抖着，扭曲成一种似笑非笑的可怜相。但他吓呆了，一句话也没有说。看样子他不超过十七岁。一绺粘在汗湿的额头上的淡黄色卷发、无力地伸开的两只瘦削肮脏的手、细长的白晰脖子、双颊和上唇上方那从未刮过的白色汗毛——这几点都表明这个负伤的德国人是个孩子，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是个缺乏经验、被吓呆了的未成年人。
仇恨和强烈的无名怒火冲上玛丽娅心头，她的心脏紧缩起来，一阵恶心涌上喉咙。一片鲜红的雾色遮住了她的眼睛，她在这淡淡的红雾中看见了一群默默无言的村人、挂在杨树枝杈上摇摇晃晃的伊万、菲尼娅那光着的双腿和套在小瓦夏瘦小的脖颈上的黑套索，她也看见了那些身着灰军装、袖子上缀着黑带的法西斯刽子手。而今在这里，在她玛丽娅的地窖中正躺着他们中间的一个，一个半死不活、没有被完全打死的小坏蛋。他穿着同样的灰军装，袖子上也缀着同样的黑带，带子上也有同样弯弯勾勾的看不懂的外国字母在闪着银光……
玛丽娅把腰向入口处弯得更低一些。她紧攥着锋利的铁叉的叉把，攥得手指都发了白。她的声音都变了，喉咙嘶哑地说：“咱们怎么办？你告诉我一句话：我丈夫瓦尼亚和我儿子瓦夏在哪儿？你再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吊死菲尼娅，为什么要杀死萨尼娅？你不说？你装哑巴，装吧！……”
她稍微回转身，将脚伸进入口，在地窖的斜台阶的第一级上站了一会儿……又在第二级上站了一会儿，眼睛紧盯着德国人，手握着铁叉……
“你不说话？”她重复了一遍。“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说不出？是谁把人赶去当奴隶的——你不知道，是谁放火烧村子的，牲畜又是谁开枪打死的——你不知道……你撒谎，下流的东西……你全都知道，对这些事你现在就得还帐……”
她慢慢地走下地窖，在每一级台阶上都停下脚步。每一级台阶（玛丽娅记得：共有九级台阶）都使她越来越接近那件她为了崇高的正义应该做，而且非做不可的事情。在她怒火中烧的意识中，这个崇高的争议就是她自幼所熟知的一句话：“以命抵命……”尽管她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从前听老奶奶说过的这句话，但她觉得正是这句话在庄严地要求：打死杀人凶手……
玛丽娅下到最后一级台阶了，她停了下来，然后，又向前迈了一步。那个德国男孩子动了一动，他想躲开，想缩到墙边，想爬到暗处，爬到水桶后面，但瘫软无力的身体却不听使唤。当玛丽娅在打开的地窖入口露头的那一瞬间，他根据玛丽娅的面部表情就已经感觉到，等待着他的就是死亡。死亡正在向他逼近。他望着她，望着这个身材不高、褐色眼睛、光着一双脚板的十分结实的女人。这个女人穿着被血迹染得不成颜色，难以蔽体的破烂衣服，手中握着铁叉，惩罚的铁叉上那三股叉尖使他的末日一秒钟一秒钟地临近了。
玛丽娅高举铁叉，把脸稍微转向一旁，以免看到自己必须要做的那件可怕的事。就在这一瞬间，她听到一声轻微的、哽哽咽咽的、但她却觉得有如雷鸣一般的喊声：“妈妈！妈——妈——！……”
这微弱的喊声想无数把烧红的利刃刺入玛丽娅的胸膛，穿透了她的心房，“妈妈”这短短两个字使她痛楚难忍，全身颤抖了一下。玛丽娅松开手，铁叉落到地上，她双腿一软，跪倒下来。在失去知觉以前，她在紧跟前看到了一双淡蓝色的、泪水汪汪的孩子气的眼睛……
由于那伤兵湿润的双手触摸，她清醒过来。那人哭得喘不过气来，摸着她的手掌，用玛丽娅听不懂的德国话说着什么。但根据他的面部表情，根据他的手指的动作，她明白这个德国人是在讲他自己的情况：说他没有杀过人，说他妈妈象玛丽娅一样，是个农村妇女，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