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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瑟尔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愈来愈突出读者在审美接受过程中的能动的创造作用。阅读不再是被动的感知，而成为一种积极的创造性活动。读者角色的这一转变无疑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划时代的转折。”
这自然向作者，也向读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文学接受者，读者无疑应当提高自己的审美素养和能力，不再扮演受动接受者的角色，而是成为主动的、独立自主的创造者，才能适应这一新的发展趋势。而作为文学创作者，作家们必须改变文学观念，充分认识并调动读者的能动的创造性，用更加巧妙的手段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其作品才能满足新时代的审美需要，获得好的社会和艺术效果。
文学中的世界图像及其变化
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不同时代的人都曾作出过回答，而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无不试图描绘一幅那个时代的人想象中的世界的清晰图像。从这幅图像的变化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自身生存及其外部环境的认识与思考。
德国著名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指出：“每一种意义，每一种世界图像都处在流动和变异之中，既不能逃脱差异的游戏，也无法抗拒时间的汰变。绝没有一种自在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对世界和存在的解释。”
在启蒙运动以前的文学中，这幅图像包裹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世界和人的命运被一种万能的、陌生的力量统治着，而神便是这种力量的象征和体现。作为凌驾于人之上的最高存在者，神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神还是基督教的上帝）为世界和人的存在的意义与秩序提供了最终的依据和保证，而对神的畏惧和信仰则确保了人们对它们的普遍认同，即主体间的同一性。那时，神性的维度是人观照世界的最高尺度，一切世间的苦难，世界上的不合理，统统被看作神的意志，上帝的安排，而脱离这种苦难，消除不公正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神对人的拯求上。
启蒙运动导致了对神的存在的怀疑与人的价值的发现。随着理性和人性的高扬，神的统治动摇了，具有理性的人的主体取代神，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理性作为普遍适用的原则，为人解释世界和存在提供了新的尺度和依据，正是在它的光芒照耀下，世界变得明晰了，获得了统一性和确定的意义，而人也被赋予了认识一切、澄明一切、支配一切的力量。理性为这个世界制订了一系列形而上的法则，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连续性、同一性、主体性、结构、中心、逻各斯等等，并以此为根据，为世界构建了一种秩序，为人生规定了一种统一的模式。在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学中，人对世界和存在的观照同样失去了神性的尺度，人的尺度却凸现出来，人生被赋予某种明确的目的、价值、道德和理想，而这种目的、价值、道德和理想又构成人的生存的坚实可靠的基础。
然而，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这个被理性之光所照亮的、统一、明晰的世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和摧毁以及带来的人的物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对人的本质的压抑与扭曲，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使人对世界和存在的认识发生了危机：世界破碎了，陷入了混乱；支撑人的生存的整个价值体系动摇了，理性的绝对权威、超时空的普通性和万能力量遭到了严重怀疑。自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口与以来，许多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萨特、加缪、卡夫卡等，对世界和存在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新的解释。在文学艺术中，则出现了一大批被称之为“先锋派”、“现代派”的反传统流派，成为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主流。
现代派文艺所描绘的世界图像与传统文艺有根本的不同，其核心和实质可以概括为“荒诞”：世界和人的存在变得荒诞了。“荒诞”是现代人对世界
和自身生存的语言命名
作为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念，“荒诞”是二十世纪的人对这个世界和自身
生存状况的一种语言命名。
现代语言学认为，人的世界观念是语言构筑的，其世界图像也是由语言
描绘的。德国哲学家迦达默尔称“被理解的存在即语言”，人与世界的关系
以及对世界的经验在语言中得到最终的体现。理解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方式，而语言作为理解的唯一媒介，则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自从人由
自然中分离出来，拥有了语言，便开始了给无名者以名称，给不确定者以确
定，即用语言符号去指称物，使符号成为物的替代 （模仿，想象，再现）。
假如用一个简单的图式来表示，那就是：
物①→符号→物②
在这里，物②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物，而变成了它的符号替代，即转化
为呈现在观念中的抽象物。通过语言的命名，二者发生了关联，获得了同一
性。而没有这种命名，人对自然物的知觉将是杂乱无章、游移不定、模糊不
清的，不具有任何确定性。
可是，客观自然物与符号，进而与符号所指称的物（观念之物）之间的
同一性是谁赋予的，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很显然，在语言命名的背后隐藏
着一个主体，即人的意识，因为，既然是命名，那就必须有一个命名者。换
言之，语言命名是一种主体行为，前提是主体意识的介入。于是，上面的图
式应当扩展为：
物①→主体意识”
↓
符号→物②
从物①到物②经过了两次转换，第一次是客观自然物转换为呈现在意识
中的物的映像，第二次是这个映像转换为语言符号，而这个符号作为客观物
的替代，被人为地赋子了与客观物的同一性。
主体是整个命名活动，即符号指称活动的兆始者和原动力，它不仅授予
了物以确定的性质，设立了自然物与符号以及符号所指称之物（观念物）的
同一性，而且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确立了符号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即建立了一种语言的秩序。这个符号系统作为世界的替代与指称，也使世界
获得了某种确定的意义，有了某种秩序。德国哲学家彼得·舍特勒指出：“语
言并不只是传达意义的被动的媒介，相反，它在不同时代的组织形式——话
语的结构——决定性地参与了意义的构成，而这种意义在各时代的生活中往
①
往是主体的有意识的意向性投射。” 由此可见，客观存在物之间的联系，世
界的统一性，其确定的意义和秩序并非世界和存在本身所固有的，而完全是
人的主观设定，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图像其实是人对存在物乃至整个世界进
行语言命名的结果。
在启蒙运动以前和以后的时代，人对世界和存在的信念并未发生根本动
摇。即使某些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合理性和生活的意义流露出怀疑，那也只是
一些个体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境下对自身具体状况的感受，并非对人类总体
生存状况的认识。而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所描绘的世界图像仍然是明朗、清晰、统一、完整的，依然保留着对一种理想的道德和正面人价值的信仰。
可是，在以“荒诞”为重要主题之一的现代派文学中，人对世界和自身① P·舍特勒《社会历史范式与话语分析》，载《话语理论与文学科学》，法兰克福1988 年，第180 页。
存在的信念却发生了全面危机，世界变得陌生、冷漠、不可理解，人的生存
也陷入了毫无意议、毫无价值的尴尬境地。“荒诞”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人在
理想、信仰、意义和价值丧失后的不知所措和空虚、恐慌的心理状态，表达
了他们对世界和自身生存状况的总体体验和感受。“荒诞”的哲学内涵“荒诞”集中表达了生活在现代西方世界的人的生存危机感，体现了人
的生存理想与生存条件之间的巨大反差、断裂和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人在
与时间和环境的绝望抗争中对自身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意识。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无限的生命一无所有。而生命又是如此短暂和
瞬息即逝，它被抛入一种单向度的时间的深渊飞快地坠落，没有任何东西会
为它停留，为它提供依托。有限的生命意味着死亡，正是死亡迫使生命幻想
超越自身唯一的真实性即有限性而成为无限的。人总是不甘心于自已倏忽即
逝的存在，总是试图抓住什么永恒、确定的东西，渴望拥有至上的意义，绝
对的善与美。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欲望于是产生无法弥合的分裂。“荒诞”涉及的同时也是人与世界即外部生存环境的关系：人的本性决
定了，他总是追求一种理想的生存，向往一个统一、和谐、充满阳光和温暖
的世界。但是，世界永远充满了不合理，不公正，生活注定伴随着忧虑、痛
苦和恐惧，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拥有绝对理想的生存环境，人与环境永远
处在对立之中。“荒诞”既是一种批判和否定意识，又蕴含着一种期待与渴望，它对世
界和存在的否定与批判针对着“当下”，而期待与渴望则或者回溯到过去，或者被推向虚无缥渺的未来。哈贝马斯指出： “现代主义最本质的经验之
一……是始终在对过去的回忆中，特别是对未来的想象和祈祷中解释当下的
①
状况。”过去不论有多少缺陷和痛苦，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美好的。加缪在《西西福斯神话》中写道：“一个能用理性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
病，终归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
便觉得是一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
去家乡的回忆，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
②
真正构成了荒诞感。” 同样，未来在人们的想象中，一定会闪耀出奇异的光
芒，正是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中，时间断裂了，停滞了，“当下”
变成了巨大的空隙，一道分隔过去与未来的黑暗深渊。在人们的心理体验中，“当下”在无限延长，在不断地重复自身，仿佛永远没有尽头。在贝克特的
两幕剧《等待戈多》中，第一幕和第二幕不论是场景还是人物，或是人物的
对话和动作都不过是重复。对于主人公弗拉第米尔和埃斯特拉冈来说，生存
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空虚的恶梦：在对“戈多”的无聊等待中，在这个荒漠的
世界上，生存萎缩成一种浑浑噩噩的动物性存在，甚至连语言也破碎成空洞
的、没有任何意义关联的呓语。这种空洞的破碎的语言是现代人发出的孤独、凄凉的呼喊，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控诉，也是对一种“终极拯求”的祈求。① ①丁·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思维》，法兰克福1988 年，第228 页。
② 加缪《西西福斯神话》，载《文艺理论泽丛》第3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5 年，第313 页。“荒诞”的悖论“荒诞”暗示着一种缺失，即世界和存在的终极意义的不在场。尤奈斯库解释说：“荒诞是指缺乏意义”……人与自己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的根基隔绝之后的不知所措。”阿达莫夫也指出，他的 《自由》“写了那种人脱离熟悉的世界以后的痛苦与恐惧。”
因此，“荒延”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这一概念本身便隐含着一个正面的参照系，一个“世界应是真善美”的预先假设。它反映了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面：在对荒谬现实的否定中包含了对理想人生的向往；在诅咒意义和价值丧失的同时幻想意义和价值的重建；在悲叹主体失落的同时希冀主体的回归；在对当代人毫无希望的生存处境的控诉中寄寓了对一个“此在的彼岸”的梦想。总之，它期待和幻想着一次“最后的拯救”。这种拯求不再是上帝的恩赐，不再是理性的复归，它已经非对象化，非实体化、虚无化了，成了一种朦胧、空洞、难以表达，甚至不可言说的渴望。正因为如此，贝克特将它名之曰“戈多”。“戈多”代表了跌入深渊的人类的最后希望，“戈多”一旦到来，人类便获救了。
人习惯于过一种正常的、有秩序的生活，因为这种正常、秩序井然的生活给了他们安全感，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某种意义和价值，提供了依托。加缪说：“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要求其生存具有一种意义的生物。”正因为这样，他们把反常、无意义和混乱称之为不幸，叫做荒诞。过去，在理性这个万能的上帝的鼓舞 （其实是蒙蔽）下，人们总是幻想建立一个不存在任何缺陷的、光明普照的世界，渴望一个绝对和谐自由、绝对善的完整的主体，期待一种超越一切忧虚、痛苦和恐惧的本真的生存。这固然是人的美好愿望，但却是一个狂妄不实的梦，是对一个包裹在虚无缥渺的灵光中的幻影的企求。世界正是以其自身的破碎和混乱，以它的缺陷证明了它的全部真实性和合理性，人也以他们的不完美不自由证明他们是一个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