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的。脱离了思想与感情，技巧便是“把戏”。“把戏”是可以互相抄袭
的，因此世上有许多坏剧本，这些剧本的特点，是一般化，平庸，没有真实
的思想感情。观众时常被那些“把戏”闹得眼花缭乱，根本不知作者想说甚
么。技巧脱离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可能有两个结果：一是将“戏”写
成一篇糊涂账，一是将“戏”写成一技毒草。
要从观众中去学习技巧。观众是活的，要研究他们为甚么在这个地方哭，
在那个地方笑；为甚么他们在这个地方鼓掌，在另一个地方又一点声音也没
有。应该从观众的眼睛里，看出甚么叫“紧凑”、“简洁”、“洗练”，甚
么叫“震撼人心”，什么样的文章才是有“光彩”、有“音乐性”、有“节
奏”。同样也必须从演员与导演学习写作技巧。我们的大剧作家，关汉卿、
郭沫若、田汉、夏衍都是从人民喜爱的剧场、舞台、导演、演员们得过益处
的。
当然对于作家来说，马列主义是最主要的。离开了马列主义，一切都谈
不上。问题就在于要把上述这些道理和马列主义联系上。马列主义对我们有
些人还是新东西，要下工夫掌握它。
过去写东西，我们总找那些最尖锐的地方写。对于自己憎恨的人物，就
写那让你恨得要死的地方；对于喜爱的人物，就写那让你爱得要命的地方。
这就要爱憎分明。写的时候要有感情，深深相信笔下的人物是真的，相信他
们的台词是对的，这才敢于放胆地写。因为写东西是做不得假的，它必然要
显露自己的爱憎。但爱憎不是凭空来的，总是和作者的阶级立场有密切关系。
我们爱惜的感情。有时候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
这就联系到作者的马列主义修养了，作者的思想水平要高，要常读马列主义
的经典著作，读消化了，就有把握了。现在，我们有时写起来就很犹豫，有
的作者有依赖的思想，点点滴滴都要领导帮助。这不够好。于是就产生了所
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说法。思想、生活、技巧是
作者动笔的先决条件，不可缺一。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才如遇到源头活水，
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思想、生活、技巧的位置，似乎可以这样摆：有了马
列主义的思想，才看得见生活的全貌，有了正确的充足的生活知识，才能学
会如何适当地表现这些生活的技巧。我们创作绝对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但这
不是说作者可以放弃自己的马列主义思想斗争方面的锻炼与修养。马列主义
思想必须先化为作者的思想感情，才写得出好的作品。技巧不能脱离思想，
犹如花叶不离枝干。
写我们最有兴趣、最关心的东西。我们最有兴趣、最关心的东西，往往
是我们最了解的，大题材完全应该写，但是当我们仅仅从理性上认识到该写
它，而还不够热爱它的时候，就先不要写，先去了解它。周扬同志谈起提高
话剧质量的问题，说：我们提倡写工农兵，但同时我们也主张各种题材都要
写。百花齐放，好坏叫人民来评定。（原意大致如此）我看这是一个真理。
要写我们最有兴趣的最关心的题材，应该包括我们要写工农兵。同时也写配
合任务的时事剧、活报剧。作家热情地写配合任务的戏是对的，虽然不一定
都写得深刻，但在社会主义斗争中起了较大的作用，便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优秀的作家都是勤于作笔记的。在生活里，看到使我们感兴趣的
人。听到有道理、有情味、有性格的语言，马上按原样记下来。晚上再整理
一遍，经过整理，才能看出哪些才是最发光的东西。
提高话剧质量，确实须要我们能够掌握语言，培养对文字的鉴别力，使
自己对文字的感觉敏锐起来，琢磨怎样使文字光彩夺目。文字不是古人说的
陈腐的“词章”，而是指生动、恰切、深刻地表达思想、感情、景物的语言。
高尔基的戏，常常用一两句话就把一个人物勾出来了。关汉卿的《三勘蝴蝶
梦》，第一折里有这样的情节：王氏三兄弟的父亲被恶霸葛彪搞死了，后来，
三兄弟又打死了葛彪。这时候，王母指着葛彪的尸首骂，有这样一段词：“想
当时。你可也不三思。这一还一报从来是。想皇天报应不容私。则道你长街
上装好汉。谁想你血泊里也停尸。正是将军着痛箭，还似射人时？！”这前
几句已经是感情充沛，充分表现出这位母亲的刚强的性格。而后两句，“正
是将军着痛箭，还似射人时？！”就更见笔力，这个不畏强暴的王母的风貌，
便跃然纸上。这是关汉卿的话，却又是王母自己的后。这样的文字有个性，
有劲道，又育高度的概括力量。
生活中原来的语言，不是在用的时候照抄，而须要大大加工提高。我们
有一些剧本里的话，往往就是生活里原来的语言，在舞台上，这些语言就显
得黯然无光，引不起人的兴会。
要读小说，读古典小说，读现代小说。读曹雪芹、施耐庵，读鲁迅、茅
盾、赵树理，读托尔斯泰、高尔基。也读今天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
《苦菜花》等这些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小说。要学习他们安排故事的本领，描
写性格的本领，遣词用字的本领。剧作家不能只读剧本。一切文学艺术都是
相通的，要扩大眼界，丰富我们的修养。
看戏，读书，最忌“浅尝辄止”，浅尝一下，就说这也会了，那也会了，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读书往往不求甚解，急于求知，自以为了然，其
实常常还在胡涂着呢！现在才明白“浅尝辄止”的害处，所以也提一下。
拉杂他说了一些，就到这里为止。
（原载《戏剧报》1959年第
5期）
谈读书
提起学习就想起“不学无术”这句话来。当我碰到一些问题而无法解决
的时候，我真感到“不学无术”的痛苦。“不学”的结果自然就“无术”，
不学习就掌握不了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一条真理。
列宁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不知听人说起多少次了，但是
长期以来，我没有找来读，后来我的孩子给我指出这篇文章在哪里，我找来
读了。读了之后才发现，列宁的名言，“学习，学习，再学习！”原来也出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的确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要学习党的方针政
策，要有文化修养。文化修养的范围是很宽阔的，譬如对书画、音乐，我们
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欣赏能力，而欣赏能力也要学习，才得到的。现在我要讲
的仅是学习中的读书问题。
读书有几种目的。有人读书是为了点缀，装饰门面；有人读书是为了满
足好奇心；有人读书是为了丰富学识，提高修养，从而能够解决工作中的问
题。前面两种目的都是不足为训的。
读书很重要。譬如现在我们提出要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质量，这个质量
的标准不应当是个抽象的标准。凡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他们心目中的艺术
标准都应该是具体的，鲜明的。拿从事戏剧文学的人来说，要提高作品的质
量，提到什么水平呢？这个水平不能是个抽象的东西。如果多读些古今中外
的经典著作，多读些莎士比亚、关汉卿，那么，对于这个水平的高低。也就会
有点具体的感受，对如何提高艺术质量就有一个可以摸得到的标准。如果不
读书，就没有个比较，就不容易知道提高到哪里去。我们常常一方面要提高
质量，一方面又不十分清楚提高到怎样一种境界。就像一个跳高的人，假如
没有前面横着的那条杆子，凭空跳去，缺少一个看得见的努力的目标，就不
容易长进。因此我说要读书。
茅盾同志曾说他读书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的。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
要。我过去读了一点书，但是大而化之，也没有系统，“好读书，不求甚解”。
这不好。
那么，应该读些什么书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必要的，毛主
席的著作更要反复地研读。此外，我觉得应该读通史。包括西洋通史、中国
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等。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的
基本特征是什么，用很概括的几句话说，我就说不出来。这方面的知识，我
感到欠缺极了。碰到问题来了，只得赶忙去翻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
这样，好像瞎子摸路，走一步，是一步。我很想改变这种状态。其次，要读
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我知道我很难做到像有些同志那样渊博，但是我希望
这些同志能帮助我们拟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来。言必引经据典，咬文
嚼字，是浅陋的：但是经典著作一本不读，或者读得很少，也是不好的。当
提出要批判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作品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正好，我一
本都没有读过。”这怎么成呢？只要我们学着批判地读，这些书至少也要挑
选地浏览一下。否则岂不因噎废食吗？还有，对于当前我国文艺作品（解放
以来，出现许多应该读的作品）和现代的外国文学著作也要经常留心，多读
一些。每次和朋友们谈到当代世界文学的时候，我便觉得腹内空空，简直讲
不出什么东西来，真是惭愧极了。
想读书而又懒惰，这常是使我“腹内空空”的主要原因。郑振锋同志在
世时，生活非常有规律，每晚九时前入睡，第二天清早五点就起来读书，做
学问。一般人起床的时候，他已经用功好一会儿了。多少年来如一日，真是
了不起。我们应当学习这种勤奋的精神。
我们读书，除了“懒”，第二应克服的毛病便是“乱”。“乱”就是没
有条理，没有重点。我们读书往往东抓一本，西抓一本，不知从何读起。这
样读法，事倍功半。读书要订一个阅读的计划。
还有一个恶习心须克服的，那就是：不读书，还要强不知以为知。这真
是糟糕之至！读一点书，知道了一点，就夸夸其谈，不懂装懂，这是很坏的。
在失眠的时候，我想起从小以来，从背诵“诗云”“子曰”以来，强不知以
为知的事情我是做过不少的，回想起来，背上火辣辣的，如同针刺一佯。我
往往是无知或少知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别无他途，只有想办法使自己知，
或多知。
有些同志参加革命斗争很早，他们没有读书的机会；但是我是有读书机
会的，我念过大学，进过研究院。而在我可以读书的同时，无数革命同志在
流血战斗。为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他们没有充分读书的时间。因此，如果
说有些老革命同志读的书不够多，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我们这些有的是读
书机会的人，读书不够多，就更应该觉得惭愧了。我们要赶上去。当然，读
书不够多的老同志也要在今天补足这方面的欠缺。
今天，党号召我们要学习政策，学习生活，学习艺术规律，学习中不可
少的一部分是读书。许多同志真忙，真辛苦，但不能因此而放松养成随时读
书的好习惯。“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力足以举百
钧而不足以举一羽”，便说不过去，这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了。我
们很多党的负责同志，学识渊博，博览群书，难道这些日夜辛勤的负责同志
们不比我们更忙得多吗？我曾经和故去的黄敬问志，在一次不重要的集会上
遇见，那时他才调到机械工业部做领导工作。我看他一心一意地作笔记，几
乎手不停挥。休息时，我才发现他是在演习高级数学习题，会开完的时候，
练习簿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好几页方程式了。这件事很教育我。我才知道
对这样一位老同志，没有一个问题在他是困难的；为了党的工作，没有一件
事他不是踏踏实实，从头准备的。
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程度开列个最低限度的书单，有计划地读书。艺
术质量提高的标准要具体，就要读书。我感到在基层做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
们读书的机会太少，他们需要读书；直接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更要多读些书。
这才能帮助我们提高欣赏能力，扩大我们的眼界，增强我们的创造力量。
（原载《戏剧报》1961年第
17、18期）
杂谈文艺工作
很久就有和内蒙古文艺界同志们见面的愿望了，昨天阎部长让我来和大
家谈谈，这正是个好机会。但不知道该谈谈什么，我姑且把自己感到的问题
和大家谈谈，请同志们指教。学习写过一点东西的人就像走过了一小段路，
我先谈谈我这一小段路是怎样走的。今天谈过去，就像站在山顶上俯望爬上
来的小径，有些清楚了，而当时却迷迷茫茫仿佛在云雾里。
文艺工作者一辈子需要解决的事，就是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在这个
问题上，有时候看见了自己的缺点，有时看见了自己的长处；有时候也遇到
困难，感到苦恼。“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我们自青年时代就看不起，所
以还不是个问题。
谈起为政治服务，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二、如
何为政治服务？我们小时候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读线装书，受封
建教育，启蒙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叫我们尊敬统治者，让我
们服从统治阶级。我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特别感到这个问题的复杂。在那漆
黑一团的环境中，有些不甘于鬼混的人很苦恼，有的委委屈屈地过了一生，
有的则振作起来，斗争过来了。除了封建教育外，我们还受了当时以为是很
进步的资产阶级教育，对“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很崇拜。
那时，阶级教育是没有的。所以我头脑里有两个东西很长时间是模糊的，直
到解放后才搞清楚。这就是“自由”和“国家”的概念，当时总觉的这两个
东西是神圣的，永不变的，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源泉。
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个性”不得自由；在“外国人”（实际他
是今天孩子们都明白的“帝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