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曾经猖撅一时的林彪、“四人帮”一小撮跳梁小丑，都先后被押上历史
的审判台，受到人民的惩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我们的文艺队伍，
经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经受同“四人帮”这场殊死的斗争，锻炼得更
加坚强、更富有战斗力了。这证明我们北京市的文艺队伍，是一支很好的队
伍，是一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和敬爱的周总理长期关怀、培植下成长起来的
革命文艺队伍。林彪、“四人帮”企图摧垮我们这支久经锻炼的革命文艺队
伍，完全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我们这个会议，要开成一个战斗的、有鼓舞性的团结的会议；既要联系
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也要商议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大计。希望各位代表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
胆各抒己见，为向伟大祖国三十周年献礼，为迅速改变首都文艺舞台的面貌，
共同出谋献策。会议要开得生动活泼，要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同志们！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残酷摧残文艺事业，使北京市文艺战线成为“重
灾区”，这是一件坏事。但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打好揭批“四人
帮”的第三战役，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广大文艺工作
者的革命积极性，就将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使北京的文艺工作更加繁荣，更
加充满革命的朝气。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一次新的伟大长征，要把我们
伟大祖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是北京
市文艺战线在这个长征途上的新的转折点。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迎接社会主
义文艺建设的高潮而共同努力！
祝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
（原载《北京文艺》1978年第
10期）
几点随想
读了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
话》，心情很不平静。那个讲话我是亲耳聆听了的。第二年，周总理又在另
一个会上对戏剧界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那次，陈毅同志也作了一个激
动人心的讲话，他整整讲了一下午。陈毅同志是受了周总理的委托来讲的，
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经受了考验
的，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应当为他们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
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我记得周总理指出：“现在‘自专道路’
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他说：“一个人只要在社
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
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周总理还谈了许多，谈得那样恳切，我们听了不仅是感动，而且是振奋，
因为党给我们一个新的估计，一个正确的估计，解放后我们努力改造，十三
年的时间，应该说有了一点成绩。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在
是抬不起头来，出不出气来。这个帽子压得我门不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
写作，深怕弄得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家多么希
望广州会议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我们可以鼓起干劲，为党和社会主义
大写特写，作为光荣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写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阴风，把广州会议说成是
“黑会”，从此大家又耷拉脑袋，不大敢写东西了。经过“文化大革命”，
经过粉碎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之后，我们回顾这一段长
长的苦难的历史，明白了许多东西。现在我们感到自己身上又有了一股生气，
不仅是文艺界，举国上下都有一致的愿望，要鼓起干劲，严肃地、热情地为
四个现代化献出我们的一生。
重温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一和六二年的讲话，我深深感到周总理
早已指出了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所存在的问题和应走的道路，可惜他的意见长
期不曾得到执行。
周总理提出的问题很多，其中我觉得特别需要想一想的，是文艺作品的
审查问题。
据说文艺作品的审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剧本的演出，其他形式作
品的发表，由各基层组织负责审查。因而许多作品比较容易和群众、读者见
面了。这样，群众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发表意见，表明哪些作品是
他们所喜爱的，哪些是不赞成的。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一番斗争才
获得的好局面，无疑，对繁荣文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
周总理说：“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
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
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
由领导回答；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
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这一段话说得多么全面，多么叫人心服呵！
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按照总理的话去办。我深深感到，审查的手续要简化一
些，尺度要宽一些，取舍要慎重一些。
我们搞社会主义文艺，框框千万不可太多。自然，大框框，正如周总理
所指出，总是要有的，那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改造人的
灵魂。这是多么伟大的框框，多么辽阔的天地，多么宽广的海洋！这里可以
供作者们飞翔遨游，尽情地发挥全部的才能。根据这个原则，周总理对领导
者说，领导文艺，“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
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来。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
都说成是修正主义。”周总理强调“一定要区分清楚”，这确实十分重要。
衡量什么是毒草，什么是修正主义，早有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在。但是对
于具体的作品，这把尺子常常不那么容易掌握。我觉得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
宁可交给群众去评判。群众比我们高明，比我们更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其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编辑问题。编辑是作品和读者见面的介绍人，是作品问世的第一
个关口，因此编辑是党的文艺方针的具体执行者。编辑的工作是繁重的，千
万本稿件从他们眼下经过，得一字一字地读，而且需要怀着善意的、同情的
态度来读，从沙里淘出金子来。当然有时也必须剔掉毒草和无法加工的沙石。
编辑的责任不仅仅是修改字句和辞藻，更主要的是发现才能，有时是不成熟
的才能；不仅发现，而且需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提出具体而又不妨碍作品
的特色的好主意。（不高明的编辑把一个作品帮得无所适从，终于帮死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好的编辑是了不起的无名英雄，他善于发现人才，发
现好的苗子，他应该是作家的知音者。梁朝的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
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这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
常有”是同样的意思。我们的文艺是多么需要伯乐呀！这样的好编辑如果出
现几十个，那不但有助于大量创作人才的涌现。甚至于能影响一代的文风。
这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是多么大的贡献啊！因此我主张要把编辑这样的无名英
雄介绍给读者群众，使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受到大家的认识，受到尊重，也使
编辑们更感觉自己责任的重大。
再一个问题便是我们需要杰出的批评家，需要高水平的文艺批评来指导
我们的文艺。好的编辑和好的批评家相结合，那么作家们就如鱼得水了。
作品问世以后，需要鼓励，指出其优点；也需要中肯的批评，指出其缺
点。不仅指出，而且要有说服力，使作者心服口服地跟着他所指出的方向前
进，同时也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批评家的作用不是领导者能代替的。
我们目前还不大善于培养好的批评家，这种情况应该引起重视。我也希
望批评家们更解放思想，敢于说话，敢于推荐新的作家、作品。
文艺批评也要民主。人家不赞成你的意见，要允许批评“批评”，要欢
迎不同的意见，要鼓励更多的人来参加评论。批评中也要“百家争鸣”，争
鸣才能生产繁荣的、高水平的文艺批评，繁荣的、高水平的文艺批评才能促
进繁荣的、高水平的文艺创作。
写批评文章不要概念化，评论本身也应该是优美的文章。作家的作品要
有感染力，批评家的文章也应该有感染力。以上是我作为一个作者对批评家
们的期望。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是非常深刻的，它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它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我现在只能就一两点谈谈我的体会，今后我还将不断地学习它，并以之指导
我自己的写作。
（原载《剧本》1979年
2月号）
多写、多写、再多写
——与青年电影剧作者的谈话
前两天我跟一个华侨医生谈话，他正在病中，对我说：“我一生在祖国
住了很久，回想一生中缺点不少，弱点也不少，但是经验优点也不少。现在
想把过去失掉的时间补回来，用我今天的经验、教训，重活一遍，但是身体
不行了，老了，我要是三十岁多好啊！”我对他说：“我不要求现在是三十
岁，只求现在是五十岁，那该很好！”
各位同志都是三十岁左右，这是最好的年华。
我后悔这一生写得太少，应该多写、多写、再多写。
一般中外能称得起是个作家的，都写得很多。一问人家写过多少作品，
都回答写过几十部或者更多。我的朋友，一位作家同志在日本访问时，遇见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小说家，他问这位作家写过多少部小说，这位日本朋友说：
“说起来惭愧，只有一百多部。”
当然，有的作家只写了一两部，便是能传后世的作品。曹雪芹仅写了一
部《红楼梦》，那是多么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毕竟不是曹雪芹，像曹雪
芹这样的天才大约多少世纪才有一个的。
多写，质量就会慢慢提高。除非是那种多写是为了混饭吃的人，什么都
写，头脑没有“质量”这个观念。
我回头想想自己这一生写得太少、太少，而且方面太窄，只写话剧。
我另一种后悔就是，我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太少、太少，和知识分子在一
起太多，和旧社会的“牛鬼蛇神”在一起太多。
我这次住在医院里，散步时看见许多花草都说不出名字来。有一些住院
的老革命（有一位是北京市委书记贾庭三同志），他们却能说出来。而且还
告诉我，哪一种草是他们在战争年代吃过的，哪种树叶在荒年时怎样泡制一
下是最好吃的。他们谈起他们一生种种经历，兴高采烈。这些老革命们对我
说：“你呀，你呀！你今天才算到人民群众中来了！”
同志们请记住，要多学多问，不懂，千万别装懂。
这一生我领会出一两个道理：言不由衷的话，不要写。做到这一点并不
容易，“四人帮”横行时，有人就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在文艺作品里写言
不由衷的话，自己都不信，怎么能感动读者呢？不熟悉的生活，不要去写。
这个道理，毋须解释，是再明显不过的。熟悉的生活，但是在你没有从中找
出你相信的道理来，并且是真正想通了的时候，也不要去写。
我说这些，仿佛是给你们讲了许多清规戒律，但这些确实是我过去努力
想做到的。
有的同志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我说我不写。第一，我没什么可回忆
的；第二，一个人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往往是接近人生旅途的终点。我现在
还想创作，还不甘心开始写回忆录。我愿随诸公之后还写点东西。
整个中国有理想，整个党有理想，整个人民有理想，我相信大家能写出
好作品，对得起我们的人民、党和中国。
（本文是作者在
1979年
6月
7日老作家、艺术家与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应届毕业生会见会上的
讲话。）
（原载《电影艺术》1979年第
4期）
思想要解放创作得繁荣
我们伟大的党要大有作为，我们伟大的人民要大有作为，我们广大文艺
工作者也要大有作为，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事业繁荣起来，这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然，要真正大有作为，也非容易的事情，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我想，
最大的困难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包括领导、创作人员和整个的文艺队伍。
我们中国有九亿人口，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尤其我们这一代，
又受到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为什么现在出一些好的，像样子的东西竟那么难，
让人民望眼欲穿地等待？是我们笨吗？是我们无能吗？我是不相信的。我认
为是因为我们的手还被绢索捆着，头脑上还带着紧箍咒。说穿了，还是心有
余悸。虽然“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但是恶梦还缠在头脑里。写作的时候，
常常有顾虑，怕领导通不过，怕受到批评指责，有时甚至会感到不知所措。
有一些创作人员是有勇气的，有锐气的，但是又可能碰上心有余悸的领导。
我想，创作要繁荣，就要“放”！搞创作的同志思想要解放，当领导的
同志更要思想解放。看文艺创作无非是两条标准：一条政治标准，不反党反
社会主义；一条艺术标准，艺术性比较强。我们不要限制得太严，不要规定
得太多，不要把题材的比例搞得那么死。要多想想人民群众，要想方设法使
人民群众满意，这才是我们应当用心来做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群众是最讲情理的，是最好的评论家。一个戏，一个作品，
好与坏，群众心里最有数，他们欢迎不欢迎就是对我们的批评或赞扬。我们
应当重视这些广大的评论家，重视他们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