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涛：这个会的确开得不好。我们先写了一个情况向中央报告。我们感到这个新闻很难写，如果要把这个会写得很好，照抄小平、耀邦同志的话，说都拥护，没有问题，那新闻就不真实。如果按照实际来写，就开得不好。我们原先主张不写新闻，王任重同志说要写，结果我们把每个人的讲话写一段交本人看，几乎都是本人重新写的，不是原来的话了。我们不大看重，认为周巍峙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是人大的一个重要议程，程子华、蒋南翔的讲话都放一版，我们主张周的讲话也放一版，文艺座谈会放二版。我请示尚昆同志，他同意把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放二版。我们是这样通知各报的。
耀邦：我记得那天是什么人问过我，座谈会消息放一版还是放二版，我说，放一版二版都可以。
绩伟：我们对中央这次思想战线会议的宣传是重视的。以后，中央一再提醒，不要太集中，太突出，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经济问题上去。
耀邦：这是我的意思，我主张不要太集中太突出。
绩伟：我们当初考虑把这次文艺座谈会放一版下面，没有考虑登头条。后来周巍峙同志的发言同文艺座谈会新闻一起发来，感到不好安排，恰好得到新华社的通知，我们就决定把文艺座谈会放二版。
耀邦：这个问题就这样。仲勋同志的批评是好意。不比就没有什么，几个报纸一比，人家就会说人民日报处理的不好，对人民日报不利。这也算是个失误吧。
关于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我原来想，最好多登一些人的发言。听说小平同志对曹禺、艾青等好些同志的讲话都觉得不错。我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最好由文艺界的同志自己来说话比较好。对于统战的问题，最好由民主人士来说话。舆论界要尽量根据问题的性质，根据不同的问题来组织不同的人来讲话，形成一个正确的社会舆论的整体，不同性质的问题由不同人来说。有些由名作家来说好，有些由劳动模范来说好。比如陈爱武说党风是完全可以搞好，由陈爱武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很多问题，要大家来说，部队的事由部队说，人民团体的事由他们来说，华侨的事情由华侨来说，科技战线的问题，由科技人员来说，由这些人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的正确舆论力量，不是什么事都由国家领导人来说。
几十年来已习惯了，只有国家领导人的话才算数，别人的话无足轻重。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力量在群众中得到的信任程度就比较大。当然，方针政策是党定的，是正确的。但是，党的政策方针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制订出来的，是根据各条战线各方面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各种代表人物的意见，各种领袖人物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同党的意志不谋而合的。我们集中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意见。有的同志以为中央没有定调子，就不敢说，以为说了也不算数，这也是错觉。报纸要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找各种先进人物、各种代表人物、各种领袖人物说话，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也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以为个人的话说了算，少数人的话说了算，大家也只听几个领导人的话，这是一种个人崇拜遗留下来的苦果。有一个时期，电视台报告新闻时，先用红字报告华主席的活动，华主席说了什么。这是特别新闻。然后才报道一般新闻，现在改了。当然，也不是说国家领导人就不要说话，是说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头条新闻。
前些时候，我们宴会的规格也不同，主席的规格比副主席的规格高，我就给打破了。华主席宴会的规格为什么要比邓副主席的规格高呢？为什么要分两等？当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些事情分个三等三级是可以的，甚至分三等六级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分三等九级呢？那就不必要了。主席同部长可以分为两级，但主席和副主席为什么还要分呢？政治局的常委就不要分嘛。
总的讲，新闻工作、广播、报纸是在不断地有所进步，这一点不要忘记。但新闻工作，你们的新闻、言论，我总觉得不够有力，不够那么切合实际，没有抓到人们当前的新问题。比如说，几天以内，或半个月以内的新问题，人们究竟要了解什么问题，要明确什么问题，希望解答什么问题，你们要切中要害地加以反映。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差。当然，要做到这点也比较困难。你们要经常注意，经常考虑，经常琢磨，如何把这一点做好。这一点你们做得不够，我们也做得不够，各个部门都做得不够。工作一定要切中要害，各个部门都要努力。因为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就要加强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干部。前些时我对新华社的《内参清样》很注意，现在注意得差一点，主要是它现在反映的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切中要害。比如在三个月以前，或者六中全会以前，我是比较注意的。而现在呢，当然你们也反映一些重要的问题，使我们了解一些我们没有了解到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比较少，比如十份材料中有五六份都比较一般化。拿工业调整来说，我看有一种精神不振的情况，前七八个月有一股下降风，而且这种风很大。开初，中央也了解不够，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这种精神不振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两次，前年一次，今年又一次。先念同志曾经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失调的帽子争着戴。”好些地方的工业生产统统要降低任务，许多地方有消极情绪，努力生产搞革新的劲头也降低了。而这类情况我就没有从你们的新闻或内部参考得到及时的了解。
又比如，党风问题。这几年政治局的情况变化很大，不是说没有不正之风了，是说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同，现在的中下级不正之风，比上面严重。有的说中央某某同志如何如何，有些是事实，但是好些是谣言；现在有人拿中央来保自己，转移舆论。现在下边干部松松垮垮，歪门邪道，瘫痪散漫，不上班，不工作，相当严重。而这个时期中央干部的问题，当然也有，特别是干部子弟的问题。我在半年以前，就跟组织部商量，请他们准备关于干部子女的问题写一个文件。现在总的说来，干部子女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不好的是少数。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影响很坏，他们什么坏事都做。最近抓了几个走私案件，中间有干部子女，一定要严办。我说过，我们培养的子女，培养得不好就是“田老鼠”，挖我们自己国家的田塍。
对党风问题，我觉得你们的敏锐性不够，说什么“不敢打老虎，只打苍蝇”，实际上我看老虎、苍蝇都要打。苍蝇那么多，为什么不打？你们不要上当，有些人专攻上面，说你不敢打老虎，使你对苍蝇也下不了手。各种人有各种出发点，你们要分析。
最近，我抓周末劳动，要使它形成制度，这是纠正党风的一件大事，舆论界要抓。你们要学会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改变社会风气，光讲大道理不行，要从小道理入手。毛主席曾经批评我们，说我们好些干部不会办事，缺乏办事能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只会讲大道理，不会解决实际问题。大道理要讲，但光讲大道理不行，一定要既会讲大道理，又会讲小道理；既会从大处着眼，也要会从小处着手，特别是要善于找突破口来解决实际问题。好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我觉得知识分子干部确实是相当脱离实际，就是不懂得既能讲大道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既抓大道理，又能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小平同志前一个时期抓××军这个问题，然后在全军开展学习，起了很好作用。最近，开始抓分列式，抓阅兵，这样就把整个军队训练问题就抓起来了。党风要抓几个具体问题，周末卫生运动要搞下去，要抓住不放。
我们对于党内的问题，从开始搞《准则》，这是从大局着眼，以后搞了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的规定，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你们要看到中央这个时期的变化。现在中央同志批条子的少了，请客送礼的少了，调片子的少了。有很多传闻，有些是真的，但有很多是不可信的。你们要看到，现在的中央，和五十年代的中央有所不同。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全国到处给中央领导同志修别墅，现在没有了吧。过去中央同志出动就挂专列，给我挂一节车厢就行了。现在的中央我看比五十年代的中央还要好，你们要看到这点，要鼓舞大家的信心，不要散播悲观消极的情绪。
既要善于讲大道理，又会从具体的小问题做起，这有一个辩证的关系，这一点要处理好。你们没有处理好，我们也没有做好。你们的评论不要泛泛而论，要从实际上升到原则，不要从抽象到抽象，不要老是重复那几句话，重复讲那些空道理。我看现在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工业上是重复建设，另一个就是你们重复讲空道理，老是说一般的话，空话太多了。你们不善于从典型上升到理论，从具体到一般，要从大处着眼，也要从小处着手。你们这样做不够。比如，现在周末劳动，你们应当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克服机关松松垮垮的现象》。
整顿党风的关键是要看有没有魄力。中央这些年在好些方面是有魄力的。比如下决心不搞政治运动，下决心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下决心在农村放宽政策，下决心废除终身制，不搞个人崇拜，这一系列事情，都是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干前人不敢干的事。看准了一些事，就要抓着不放，就要一干就干到底。我们建国三十二年了。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还没有改变过来。有些干部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官都不如。撒切尔夫人每天还自己作早饭。卡特不当总统了，每天干两小时木匠活。西方好些领导人上下班不坐汽车，自己走路。他们把体力劳动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需要。资本主义国家还不那么轻视体力劳动，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有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这个习惯，老一代好些同志没有转变，新一代没有树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写一篇文章，就叫《必须彻底打掉鄙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写篇社论，写七八百字就行。一篇评论，标题要醒目，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政治评论的标题和文艺标题不同，文艺作品的标题，如《沙家浜》，它就是个戏，但政治性评论，就不能这样标题。标题要启发人家去想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打中人家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提出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要打中一个什么思想要害，同文学题目要有所不同。总之，感到你们好些言论不够切合实际。
要切合实际，第一，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接触干部，接触群众，到工厂农村去。要下去，要轮流下去。第二，要开动机器想问题，现在这方面也不够。思想上的懒汉，思想上不艰苦。比如有的同志不论大会小会，都要秘书写稿子，自己不动脑筋，思想上不刻苦，不认真考虑问题，我看两千万干部中，大概要占一半。说他们都是思想懒汉，太重了，但是思想不刻苦，是合适的。你们不要以为搞思想工作的，搞理论工作的，教员，技术人员，思想就一定刻苦，不一定。有一些搞思想工作的人，你们搞新闻、搞理论的人，有些同志的思想也不刻苦。定一同志是一个思想刻苦的人，是有骨头的人。他的一篇言论，每一篇东西，都是经过刻苦思索的。对一篇文章是否经过刻苦思索，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在我们党内，我觉得乔木同志是思想刻苦的，他想问题很深，很认真。但有些同志思想不刻苦，说话写文章，常常信手拈来，这是不好的。
绩伟：思想刻苦，要鼓励大家想问题，还是要解放思想。在党的会议上，内部会议上，应该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要维护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耀邦：这个事情你们放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刚刚恢复、形成起来，难道中央会把它毁于一旦？不会。你们不要怀疑这一点。
（当谈到帮助同志，要善于谈心时）
耀邦：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善于跟人家谈心。谈心要注意方法，有这么三点：第一点，你应该把人家的优点想够，甚至拔高一点也可以；第二，对他的缺点要赤裸裸地提出来，但要加以分析；第三，你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要光说人家不对，你要说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有。
（当谈到切中要害时）
耀邦：切中要害，还要防止假象、假报告，不实事求是。这种现象要提高警惕。有时你们会被社会上的不正确的舆论所欺骗；有时，会被下面的假报告所欺骗。比如关于夏收时期的灾情，有的地区就有些夸大。下面传说领导同志的特殊化，有好些也是不正确的。
（当谈到有人认为现在反自由化就不反对特殊化时）
耀邦：谁说我们只反自由化，不反特殊化官僚化？我们从来没有说不要反对。但是在一定时候，要侧重反一下自由化，是很必要的；侧重反一个时期，但是肯定反自由化不会是以后经常的重点。小平同志认为这次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主动了。不是有人说我们不反自由化吗？现在会开了以后，有些同志还有抵触情绪，认为不应反自由化。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动摇，一动摇，自由化就会更厉害。
（当谈到信心问题时）
耀邦：对我们的事业要有信心。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信心，气不足。这个问题可能在干部中有百分之二三十。比如有的同志对农村的大好形势认识不够，对存在的问题有些夸大。我认为农村的好形势，现在只能说是“方兴未艾”，更好的形势还在后头，要有这个信心。你们反映情况时，一定要实在。对一些困难问题，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夸大。一定要把关，防止夸大困难。凡是向上面多叫困难、不真实、骗上级的，下面就骗你。你们是不是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你骗上面，下面就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