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期间，钟月林也险些被刷下去。
来这里集训前，钟月林在中央妇女部工作。李维汉把她的名字列入随队行动的名单后问她：“小钟，这次行动可能很苦，你能挺得住吗？”
钟月林当然知道未来的道路充满了危险和荆棘，她也预感到这次重大的行动将影响她一生的命运。她坚定地回答：“再苦，再险，我也跟定了红军。”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训练工作接近尾声时，钟月林却突然得了痢疾。天哪，这可怎么办啊？一旦被人知道，肯定会被淘汰的。没办法，她只得瞒着所有的人，每天仍强打精神参加各种训练。
白天还好办，利用训练间隙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可到了晚上就麻烦了，那么多人挤在一起睡，动作再轻，也难免惊动旁人。她再怎么隐忍、坚持，一晚上也要出去“方便”好几次。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不知哪位快言快语的姐妹悄悄“告发”到中央工作团去了。
团长董必武把她找去谈话了。
“月林，你是不是病了？”董必武问。
钟月林站在那里，心里咚咚地敲小鼓，不敢承认，也没有否认。
“有病可不要隐瞒，那会误了病情的。”
钟月林见实在瞒不过去了，就点点头，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是的，董老，我有些闹肚子。”
董必武点点头，关切地说：“这次行动，一天要走百多里地，还有敌人围追，你有病就不要跟队行动了，留下来也一样干革命嘛。”
只有19岁的钟月林一听说要留下，急得快要哭了：“董老，我死也不留下，我要和部队一起走，这点病我能抗得住！”
“月林，我是怕你途中吃不消，跟不上队伍。”
“哪怕死在路上，我也心甘情愿！”
这位平时文文静静、腼腆得不爱说话的小姑娘，此时却如此倔强。董必武望着她，被她这种倔劲儿深深地打动了。董必武坐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眼前的事，不禁触动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想到了妻子陈碧英。两年前陈碧英与他结为秦晋之好，二人婚后感情甚笃。这次李维汉在拟定随队行动的女同志名单时，已经选上了陈碧英，可是体检时，陈碧英的体重却差一斤，就是这一斤之差，她被刷下来了。陈碧英哭着回到家中，让董必武去找人说说情，董必武拒绝了，他痛苦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让妻子留在了瑞金。
留下来意味着什么董必武心中是清楚的，他爱自己的妻子，妻子也深深地爱着他。这些日子，离别的伤感笼罩在两个人的心头，这个组建不到两年的家庭就要面临着生离死别了，何时才能再次聚首相逢呵！
或许正是这种伤感惆怅的心境使董必武动了恻隐之心，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了。
随后，他叫医务人员给钟月林看了病，留下了药。
钟月林感动得哭了……
钟月林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急切地把药吃了下去，说起来这还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药呢。让她意外的是，这微微有些发苦的药片竟然如此灵验，吃了两次她就完全康复了。
紧张的军事集训结束了，女战士们开始着手准备行装，按照上级的要求，她们每人只能携带15斤东西，其中包括5斤大米，这可难坏了这些女同志。虽然战争年代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可是谁没有几件衣服、被毯和生活用品呢？这些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的女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眼前，可看来看去，哪一件也不舍得丢弃。然而负责检查的人告诉她们，军事行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每个人的行李出发前都要接受检查的。
那就只好狠狠心，精简行装了。她们把挑出来的最心爱又最实用的物品打成简单的包袱，余下的东西全部送给当地的乡亲了。
出发的前一天，30名女同志背着自己的行李，到苏区中央局集中开会。
李维汉大声宣布：“中央红军马上就要撤离中央苏区了，女同志中的大多数将被编入中央工作团，与卫生部一起行动。董必武任团长，徐特立任副团长。”
出发的日子就这样悄然来临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伤感的出征
要离开这方鲜血染红的热土了。
要离开这里生死与共的人民了。
要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亲人了。
……
所有的心蓦然变得沉重起来。
萧瑟的秋风吹打着于都河水，发出呜咽的声鸣。
头戴八角红军帽，身穿灰布军装，身体异常虚弱的毛泽东早在一个月前就同妻子贺子珍和儿子小毛告别了，因为他要提前去于都搞社会调查。分别前，毛泽东把儿子抱在胸前亲了又亲，总也舍不得放下，他有一肚子话要对妻子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学生时代便参加了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井冈山区有名的女游击队员，1928年5月在宁冈毛坪同毛泽东结婚。此时，她见毛泽东欲言又止，就问：“润之，你今天怎么啦？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估计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女同志和孩子都不能随队行动，我怎么能舍得你们呢？”
贺子珍听后心里一沉，但她还是勉强笑着安慰毛泽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走不了，就带着毛毛到奶妈家去住，到时再说。”
毛泽东就这样恋恋不舍地离妻别子，去于都调查去了。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贺子珍被批准随队行动。她又能见着丈夫了。
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贺子珍早上九点才接到通知，让她下午三点就出发。时间显然太仓促了，有多少准备工作要做啊！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开始整理书籍、销毁文件、准备干粮、安置伤员。虽然已是秋天了，可她依然忙得脸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她轻轻擦把脸，用手揉一揉有些酸痛的腰身，开始考虑那件最让她揪心的事情——把儿子小毛托给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
小毛才刚满两岁，是1932年初在长汀的辛耕医院里出生的，长得酷似毛泽东，聪明、懂事，贺子珍和毛泽东都十分喜欢这个孩子。可是，部队又要出发了，带在身边总是不方便的，再说，她的腹中又开始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了。同毛泽东商量后，决定把小毛留下来。
一阵“嗒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贺子珍凭窗望去，只见魁梧健壮的毛泽覃骑一匹青鬃战马，身材娇小的贺怡骑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赶来了。
时间紧迫得不容人寒暄了，贺子珍开门见山地对妹妹和妹夫说：“润之来信了，他在于都等我，小毛不能跟在身边，只好托你们照看了。”
“珍嫂，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小毛的。你见到哥哥时告诉他，请他不要牵挂。”未到而立之年的毛泽覃已是红军独立师师长，他爽快地说。
贺子珍这才拉过在一边玩耍的儿子，说：“小毛，快叫叔叔、婶婶。他们带你坐大马，去好玩的地方。”
“妈妈，你去不去？”小毛天真地问。
“妈妈有点事，很快就会去找你的。”贺子珍强装笑脸哄着儿子。
不谙世事的小毛信以为真，高兴地扑过来，用稚嫩的小脸蹭着贺子珍说：“妈妈，你可要快点回来。”
贺子珍再也不敢看儿子了，她偷偷转过身去，边抹眼泪边对妹妹说：“贺怡，快带小毛走吧。”
要出发了。离别的愁绪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同这30位女同志同时行军的还有共产党的三位元老：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他们的神色也异常忧郁。谢觉哉怎么也不舍得同亲密的老战友何叔衡分开。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先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辗转到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因支持毛泽东而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长征也被排挤在外。谢觉哉从叶坪步行去梅坑看望他，两位老友相对无语，浓重的离情别绪在心头挥之不去。
“我原以为这次可以随队转移的，还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许久，何叔衡有些伤感地说。
谢觉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次摘下眼镜来拭泪。
为了给老友送行，何叔衡把自己养的猪、鸡杀了招待谢觉哉，饭后又把心爱的小钢刀和怀表送给谢觉哉作纪念。
徐特立同瞿秋白也是一对莫逆之交，两人分别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部长和副部长，共事多年。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徐特立，以壮行色。
董必武与妻子陈碧英更是难舍难分，陈碧英跟着队伍走了一程又一程，就是不愿意离开丈夫。董必武的心里刀割般难受，他含着热泪对妻子说：“碧英，快回去，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呵，你一个人还要走那么长的回头路，我不忍心啊！”
陈碧英哽咽着停下脚步，从腰间解下一个小手电，对丈夫说：“晚上走路可要小心啊，这把手电给你照明用吧。”
女红军战士们当时并不知道此次出征就再也回不到瑞金了，更不知道未来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险。她们在一个阳光极其明媚的下午，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四位老人和一些担负重要职务的伤员们出发了。
在新的集结地，她们被分编成班排，行装再一次接受了仔细的检查，每人拿到一支红缨枪。
黄昏时分，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匆匆赶来了。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眼前这支男女混编、老弱伤残的特殊队伍，忍不住咧开嘴笑了。他不无幽默地说：“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啊！”
大家听后，也忍不住笑起来。
接下来，邓发宣布：“我们这支队伍是一个连队，名字就叫中央总卫生部休养连。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来了，应该互相团结，共同前进。”
当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地平线时，雄壮激越的进军号吹响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红军突围远征的日期，原来预定在10月底、11月初，后来因为获悉蒋介石把对中央苏区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所以中央红军突围的时间也提前了。
10月10日晚，红军总部开始转移，10月11日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五号长征行动命令。
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地区出发了。
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在左翼，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紧随其后；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有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两翼的护卫下作甬道式前进，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担负后卫任务。
30名女同志所在的中央纵队由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编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代号“红章纵队”。
浩浩荡荡的中央红军依次出发了。女战士们每人背一床毛毯、一袋干粮、一个挎包，挎包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每个人的腰间还挂着一个叮当作响的搪瓷饭碗，她们紧紧跟随着中央工作团和总卫生部成一路纵队向西行军。
得到消息的根据地的老百姓拿着拥军鞋，捧着熟鸡蛋，抬着茶水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热切地拉着红军指战员的手，送上慰问品，一句句地叮嘱着：“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到苏区来，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啊！”
“我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可不要忘了我们啊！”
……
苍茫的夜色里，红军告别了瑞金城，一步一回头地远去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拉开长征序幕的先遣队
红六军团的西征，悄悄拉开了长征的帷幕，同时，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亘古未有的军事大迁徙就这样开始了。
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围坐在一起。任弼时同志中等身材，30多岁的年纪，留着短胡须，身穿灰色军服，腰间的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小巧别致的手枪，带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颇有几分书生气。他手捧电报，向萧克、王震等传达党中央刚刚发来的一份训令，训令的内容十分重要。任弼时轻声读着：“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手捧训令，任弼时陷入了沉思。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不断加紧了对湘赣苏区的封锁及包围，使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继续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敌人的步步紧逼犹如套在根据地脖子上的绳索在一点点勒紧，用不了多长时间，红军就会因缺氧而窒息。从这一点考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的训令是完全正确的。这份训令还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军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央的电文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区域、行动和组织领导作出了具体安排。任弼时同志和红六军团的部分党政干部随军行动，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
萧克认为这份电报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未加任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