谑校啻釉瘸煞止芍挥�30种蓝筹公司的杜钟斯指数改为成分股包容500种股票的标准普尔指数）。
我以为若要在香港股市另设有“期”性的市场，“期权”市场（Put And Call Options）成功机会较大。但概括而言，股票期货与货品期货的性质不同。前者缺乏第4及第5两条件，故对专业发展是无关重要的。
1983年11月30日
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
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平等，所以每个人都应有同等的权力去决定法例。这是支持民主政制最常用的说词。在这一个前提下，香港政府是不够民主的。行政及立法两局的议员都不是公选——香港市民没有同等的权力去决定法例。
最通常反对市民应有“同权定法”的理由，是以市民知识低，恐怕在全民公选中，他们会受不正确报导的影响。因此，为社会利益着想，法例的决定应由少数有知识之士负责。这个见解是不无道理的。但以知识定法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第一个困难，就是若以某些市民不知法例的好坏为由而反对他们立法的权利，那么在实施法例时，应否人人平等？在某个程度上，不知不罪是可以容忍的，而初犯者的处罚也较轻。可惜在近代犯罪经济学的研究中，至今仍未能证实过处罚轻重与知识高低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成年人的处罚较轻，而这些人也没有权投票。这个看来是很自然的处分，却有一个被人忽略了的含义——假若无权投票的人犯法所受的处罚较轻，那么没有投票权是一个有价值的“权利”！因此，姑勿论赞成投票的论调如何，我们不能否认有些投票权利是被强迫接受的。
第二个困难，就是在立法的过程中，知识很难得到适当的运用。以香港为例，多年来在立法局会议的纪录中，有学问或有见识的议员，往往因为不是专家而表现出很明显的无知。一次会议讨论租务管制，另一次是当铺法例，跟着是劳工问题或银行制度。但在议员中，却无一个是样样皆能。虽然立法局有时会参考“专家”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压力团体的杰作，话虽如此，据我个人所知，香港的立法程序要比一些更“民主”的国家——如加拿大——来得理智。
香港行政及立法两局所决定的法例是成文法律（Statutory Law）。在下文我会解释，知识的运用在立定成文法律上是比不成文法律（mon Law）重要。不成文法律是以案件的判决为先例。因为案情件件不同，审案不能单靠旧案的指引，而旧案的判断也不能墨守成规，所以在审案时知识的运用也是重要的。
让我用自己有一点经验的美国反垄断案的审判，来表达知识运用的困难。每一件重大的反垄断案，都涉及一个工商行业。而每一个行业，任何人只要细心研究，都会发现是十分复杂的。有些行业甚至要穷数年的工夫才能稍知大概。若对有关的行业没有相当的理解，判案是无所适从的。在审案过程中，辩方和控方都不惜工本去搜集对己方有利的资料或证据。陪审员的选择，常引起纷争。而陪审员的酬劳只不过是每天35美元，有识之士就往往以家庭生计为由而推却不干。需要有深入知识的案件，法官可能批准取消陪审员，但若某一方认为陪审员的无知较为有利，就会极力争取陪审员的存在。即使过得陪审员这一关，法官的知识又有问题。法官只是法律专家而不见得是工商业专家。每件案的行业各有不同，要法官能适当地运用应有的行业知识去下判断，实在太过苛求。
这些反垄断案的官司，有的拖延缠诉4～5年至20～30年，费用之巨，调查及研究之深，令人难以置信。但因为所牵涉的行业复杂，辩控双方各执对己有利的证据及资料，判案使往往发生错误。对反垄断法律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中，竟然多有认为乱判一通的效果可能较好！
我们不能否认知识对立法的重要。但因为利害上的冲突，适当的知识运用是很难做到的。比起成文法律，不成文法律误用知识对社会的损害较少。这是因为不成文法律有弹性。一个案件的错误判断，并不一定对未来的司法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以反垄断法律的复杂性来表达运用知识的困难。是故意将这困难夸大的。其他不成文法律的基本原则远较反垄断法律清楚，所以一般不成文法律的实施，若有错失，其后同类的案件的审判可加以改正。这是不成文法律之所以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但成文法律就没有这种弹性。法例一通过，官僚制度随之而生。通过法例易，废除法例难。因此，知识的适当运用极其重要。但议员的专长及知识是一个问题，议员之间的利害冲突也是一个障碍。单就以利用知识作决策来衡量，我们仍不能厚非香港政府以“独裁”的方式选任议员。这是因为全民公选的本质，都是以自利为出发点的。在目前香港的立法制度下，若政府的当事人是明智的，能运用知识的机会就较大，因为由公选出来的议员较易受压力团体的支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全民公选可以阻吓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在知识难以适当运用的情况下，不干预是上策。在行政立法上，能尽量避免错失已是超人。用这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去衡量香港历届财政司的政策，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但我认为成文法律的决定应该较有弹性。因为立法易，废除难，两局议员应用较多的时间去重复考虑多种的现有法例。
1983年12月23日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有好几个含义。今天我将分析其中一个最普遍的含义。这就是无论皇亲国戚，或是无名小卒，犯了同样的法例，就要受同样的处罚。社会若乖离了这个准则，法律就有等于无，产权或民权都会失去了保障。
以我个人的观察，在这方面的实施美国最令人佩服。一个市民见警车超速而能成功地将驾驶的警员诉之于法：肯尼迪总统之弟妇因在街上抛弃纸碎而被罚扫街（后来罚款了事）；里根总统之子要领失业救济金——都是法律面前平等的例子。相比之下，香港实在是输了一筹。日前民政司黎敦义的汽车因非法停泊而被抄牌，但却没有像当时在场的其他车辆要被拖走（另一辆名贵车也仅被抄牌），是很明显地违背了“法前平等”的准则。警员不依法行事而不受处罚。对滥用权力是有所鼓励的。
要做到“法前平等”是绝不容易的。除界定权力的费用外，概念上的混淆也是一个障碍。法律面前不平等与不平等法律是两回事，未成年少年犯法受罚较轻，是因为后者而不是因为前者——法律指明成年与未成年应有不平等的处分。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就有3种往往令人混淆的不平等因素。第一是法官或陪审员歧视黑人，产生了法前不平等的判断。第二是在某些地方自立的法例中，间接的含义可被用以歧视黑人。第三是产权的保障是包括歧视的权力的。香港有些餐厅是指定客人要打领带，否则不受招待。在概念上这是跟美国某些地产商不卖物业给黑人相同。虽然看起来在伦理上是有分别，但不欢迎黑人多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有黑人的存在可使邻近的物业跌价。
撇开道德的问题不谈，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的法例是与私有产权的原则有冲突的。这个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的法例，使产权界定发生问题，转而损害了“法前平等”的重要准则。以有名的柏其案为例，我们可见“法前平等”的概念并不简单。
著名的加州大学，因为要满足政府的反歧视法例，在极难取得学位的医学院中分配固定学位给黑人学生。柏其是一个白种人；无可置疑地，他的成绩及其他入学资格都比一般能入该医学院的黑人学生好，却不被取录。柏其于是起诉加州大学。这官司打了5年，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判柏其胜诉。大学当局的辩护理由，是学校不只有权定学生配额，而他们的特别配额是依照反种族歧视法例而设的（这理由没有错）。柏其上诉的理由，是校方因为反种族歧视而使他受到种族歧视（Adverse Discrimination），因此加州大学是犯了反种族歧视的法例（这也是没有错的）。
有关本文的要点，就是我们很难分清楚柏其的遭遇是否因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或是因为不平等的法律，或是两者并存。较为可以肯定的结论，就是因为反歧视法例而产生的权力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下，法律面前平等的概念就起了混淆。
要绝对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能在这方面稍有成就，就已显出其制度的不凡。香港民政司只被抄牌的不平等，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已足以自豪。黎敦义维护香港现有的政制，不遗余力数十年。他被抄牌之后应该是沾沾自喜的，若他的汽车被拖走，他可能更加高兴。正如我们从事教育的，若有学生能有系统地指出我在理论上的错失，我岂有不喜上眉梢之理？
1983年12月30日
香港之谜
有些读者不明白为甚么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会写些有关法律的文章。近20多年来，法律与经济的合并在欧美大行其道。经济学者逐渐意识到法律是一种很重要的局限条件，如果忽略了这些条件，经济学就往往不能解释人类的行为。产权经济学的兴盛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近代的经济学者，十之八九都有涉及法律的研究，而我对法律的重视比一般经济学者大。大致而言，价格原理比货币原理注重法律，而实证研究又要比纯理论注重法律。我的兴趣是价格原理的实证。说实话，我对法律的认识是自修出来的，虽然并非科班出身，有时却可以鱼目混珠。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香港租务管制的文章，于1979年发表后，被美国一本法律刊物的三位编辑选之为该年最佳的法律论文之一。而令大家尴尬的是，他们给我的恭贺信竟然寄到我大学的法律系。
我对法律稍有认识的范围，是限于产权（Property）、合约（Contract）、专利（Patent）及侵犯（Tort）这几方面。这跟我在此以前谈及的民主政制及法律前平等的问题大有分别。我暂时“转行”是因为见猎心喜的缘故。从近日在报章上的多种舆论中，我觉得香港的政制实在有令人费解的地方。一方面，单以投票定决策而言，香港的政制是不够民主的；另一方面，香港市场及言论上的自由，却是驰名于世。
差不多所有从事研究民主政制的学者，都同意民主投票虽然弊端良多，但全民投票公选是自由的一个保障。他们也同意一个明智而仁慈的独裁者（或一小撮执政者）的施政，可能比公选有较自由或较理想的制度。但这“可能”只是在短期间发生——长线而言，独裁决策必定会压制自由。
凯恩斯说得好，长期来说，我们都不免一死。香港的自由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当然，以私产制度为基础的制度，清楚界定产权是自由市场的保障。但为什么在这所谓缺乏民主的政制下。执政者不用权力去削弱私产的结构？
我可以说得较深入一点。在产权法律上，香港产权界定的固定性不及欧美。以重要的地产而言，香港的并不是绝对的私产（Fee Simple Absolute）。香港土地是租用官地，有年期，要补地价，而香港政府收回物业的权力比美加政府的权力大得多。所以香港地产大致上虽然是合乎私产的原则，但在形式上的完整性跟美加的私有地产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距离。其他资源产权界定的形式，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香港人烟稠密，保障产权的费用，也要比美加高。但香港一般市场却要比美加自由。
自由市场只能在私产制度下产生。在形式上，香港的私产是不够美加的完整，但政府的干预在香港比较少。此消彼长，香港的市场便显得较为自由了。香港的租务管制及公屋的供应，跟自由市场是有很大的冲突，而这两个庞大的干预政策都是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因此可见香港政府不仅是在其他的市场活动少有干预，而这不干预政策是能持久不变。
以一个不够民主或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独裁的政制，能历久保持市场及言论自由，是香港之谜。不管香港将来命运如何，这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是学者将来决不会置之不理的论题，有些熟知香港的朋友曾经向我提出好几个答案，但我都认为不满意。我不相信仁慈独裁者的存在，不相信有利而不图的行为，亦不相信一个政制能完善到连独裁者也不能将之破坏。我不否认香港历届财政司都是难得的人选，但他们的存在不会单靠他们的才干。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财政司的职位也是如此。他们的存在是经济压力所促成的。但世上有什么经济压力能促成独裁与自由的并存？
可能我们在基本上是想错了。也许独裁与自由是水火不相容。那么在这个假设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①香港的市场及言论是不自由的；②香港的政制是不独裁的。
若选第一个答案，自由的定义就会大有问题。但政制上的“独裁”或“民主”的定义，一向都是大有问题。可能香港政府的“独裁”只是形式上的事。我们究竟应从那一个角度去衡量“民主”，才可解释形式上的“独裁”能与自由并存？这是香港的真正之谜。
1984年1月10日
债券的副作用
因为财政收支的困难，香港政府准备发行债券。虽然在1975年香港政府曾发行债券，但在市场公开发售，以我所知，以前是没有试过的。尽管发行量不多，香港政府总可算是进入了“赤字财政”（Deficit Financing）的纪元。
我是不赞同赤字财政的；我担心的是两个不利的副作用——
第一、香港政府的收入与支出的连带关系，一向都是有迹可寻：比起其他国家，香港的财政是简而明，不近于乱。有了赤字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连带关系会较为松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