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10分钟。由于时间有限，许多经济学家言犹未尽。会上大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十拭教授作了7分钟发言，提了七个经济学的普通问题，难倒了不少北大师生。
他认为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应具备的，所以现在高中和大学里都要教政治经济学。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能否传授有用的经济知识却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他出了七个普通问题，考一考非经济专业而学过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如果大部分问题都答不上，就证明当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大学里的公共课有加以改造的必要。这七个问题都不是冷僻怪题，但看来容易，却真难回答。七个问题激起了北大校园内一阵不平静的思考。
下面就是茅于拭教授所出的七个题目：
1．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么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来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2．投机活动是否创造财富？
这里我们将投机活动定义为一些人既不生产又不消费，买进只是为了卖出，并从买卖差值中赚钱的活动。这包括房地产、股票、期货的投机，也包括囤积居奇，制造价格差别从中渔利的行为。
如果投机活动不创造财富，那么投机赚的钱只是一种变相欺骗，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口袋里，那就和赌博没多少区别。世界各国政府多半禁止赌博，却极少禁止投机。
如果投机钱确实创造了财富，那么这一部分钱应该计人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请问，投机分子为谁服了务？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
3．据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等价交换，意思大概是说买卖双方谁也挣不了谁的钱，同时谁也不会吃亏。可是做买卖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为了赚钱。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任何一笔双方积极参与的公平交易，都同时为双方带来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做买卖永远都能赚钱，蚀本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同意，任一方赔钱的交易是做不成的。
如果承认了交换能赚钱，试问这新增的价值从何而来？
假定一头羊与一柄斧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都是一头羊一柄斧，仅仅是变换了他们的所有者。从劳动创造价值来看，交换能创利更不能自圆其说。
你是相信交换能创造价值，还是坚信交换不能创造价值，你的理由何在？另一种说法的错误何在？
4．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交换比例。货币之所以有价，是因为它有购买力，因此货币交换的比例显然应该等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这种论断大量地流行于当今肤浅的教科书里，但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比取决于买什么东西。例如，用美元买汽车，其购买力约为人民币的20倍，但用美元买旅游鞋，两块美元也顶不上一块钱人民币。实际上，正因为买各种商品时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价不同，才有国际贸易发生。用美元买汽车便宜，而用人民币买旅游鞋便宜，所以才有中国出口旅游鞋进门汽车。
对上述问题比较接近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供需情况，当用人民币买美元供不应求时，美元汇价上升，反之则下跌。然而这一答案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并未从经济理论上加以说明。譬如这样的汇率和购买力比较有什么关系？这种汇率有什么特点？它是有利于两国，还是不利于两国，或有利于其中的某一国？
5．“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每当国民经济出毛病时，我们总可发现是某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事先把比例掌握好，就不致发生比例失调的毛病，因而才有“有计划，按比例”的说法。市场经济则是靠着成千上万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它无疑带有盲目性。当然价格确能调节余缺，因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从而消费增加，生产减少；供不应求时则相反。然而这种余缺调剂能否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却没有任何保证，是什么理由，我们竞放弃了这个基本规律，改换为市场的盲目调节呢？
6．钱能不能度量价值？什么条件下它能？什么条件下不能？
我们知道，凡是不能交换的东西，都不能用钱度量其价值。健康是有价值的，然而不能交换。一个人生了病，不论他愿意出多少钱给别人，也不论别人有多愿意用自己的健康去交换钱，事实上也无法做到。除了健康，还有友谊、爱情、创造欲望和好奇欲望的满足等等，也都不能用钱交换。
那么，凡是能交换的东西是否都能用钱来度量其价值呢？工厂产品的价格高于它原料的价格，其差价是否精确地表明了工厂创造的价值？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工厂内部的生产状况完全照旧，它创造的财富是否也相应地变动？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是否证明他也创造了价值？
7．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
我们知道，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一般而言，产品的成本是企业已知的，所以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什么决定了利润。
利润的变化很大，有时可能是负的，这就是企业亏损；有时可能超过了成本，使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企业没有不希望多赚钱的，那么是什么限制了利润呢？
合理利润又是多少？如果你是一名物价检查员，你将如何去执行任务？利润率达到什么水平可以称之为暴利？如果你认为利润率达到50％以上就可以算暴利，你如何去说服坚持10％作标准的人？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答卷平均能评多少分，没有人统计。但从北大校院内沸沸扬扬的议论来看，大家开始反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是否有助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业？这种教学究竟给学生多少有用的知识？大学教学本来应该领先于现实的发展，可是这一门课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北大的。但几十年来北大师生一直是我国学术和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会在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上率先行动。
1994年6月2日
充满辩证法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最容易使人陷入误区的一门学问。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常常对经济问题发表坚定的主张；学过了经济学，懂得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主张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系列前提条件；一些成了经济学大师的人发表意见时无例外地十分慎重，他们之中许多人自己也承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认识的深入，也不断在改变，这使得他们更不敢发表一边倒的见解。当然，经济学的理论是牢靠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但在将他们应用到经济政策上时，结论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外古今，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结果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政策实在是不胜枚举，最普遍的错误就是对竞争性的产品用行政手段管制价格，这一类的错误不但过去已经犯过几千几万遍，而且现在还在犯着，中国百姓忽然在1994年大吃注水猪肉，有人说是奸商的新花样。可是商之为“奸”己有千年历史，中国人吃肉也有同样的历史，何以1994年忽然出现了猪肉注水？答案原来在限价上。看来限价不取消，注水肉就难以绝迹。猪肉问题只是目前许多限价引起的例子之一，今后类似的问题还会发生几千几万次。人虽是万物之灵，可在价格问题上却远不那么灵。当然，有的人看问题比我更深更远。他们说限价不起好作用大家不是不知道，但限价立刻给一部分手里有权的人带来巨大利益，所以总有人乐此不疲。
除了价格问题，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说，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应提高工资标准。照一般常识判断，显然提高工资可以改善生活。可是从宏观来看，一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取决于总生产量，而不取决于货币工资。只有有利于提高生产的工资水平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略低一些的工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保证工薪阶层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所以结论并非那么显而易见。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避免政策错误的诀窍之一是从反面去想问题。如果某种产品出口不利，那么进口应该有利；物价上涨如果于人民不利，那么降价应该有利；增加消费如果于整个经济有利，那么增加储蓄应该不利。如果正反两个方向都是不利的，那么我们现在必定碰巧处在一个丝毫移动不得的最优点上，80年代中期煤价上调，以纠正煤价过低的毛病。但以后据说因煤价上升而引起物价全面上升，煤价相对于其他价格反而比以前更低了，如果此说不错，那么纠正煤价过低的办法是应该进一步降低煤价，使物价全面下降，而且降得比煤价更多。这显然与常识相悖。
目前中央特别关心农业问题。世界各国对农业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农业产量具有极大的弹性。如果投入要素增加的话，产量的潜力可以大大地被发掘。或者说，如果通过价格调整或剩余价值分配规则的改变而能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产是十拿九稳的，什么是正确的农业政策？这可以从反面去想问题：什么政策能最有效地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答案会包括：限制农产品的价格，收购产品打白条，禁止农产品的自由流通，禁止农产品市场的形成，由一家垄断（往往是国家）欺行霸市，为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设置障碍，开出各种难于兑现的空头支票，把农民困在土地上不许出租多余的耕地，也不许选择别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吸引农民去从事农业生产，强迫农民入股入社或者不许他们各种形式的自愿组合。当然，还可以有不少别的稀奇古怪的打击农民积极性的办法。担心农业出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打击农民积极性上。中国农民是尊重市场的，他们甚至认为市场比人权还优先，所以才有拐骗妇女卖给农民做妻子的事。公安部门去解救时还得不到同情，农民抵制说人家花钱买的有什么错。照此看来由于市场造成的使农民吃亏的事，农民基本上是认帐的，农民在市场上吃了亏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适合市场的需要，但由于政策而使农民吃了亏，一肚子的怨气就会发泄在用掺杂使假来对付实施政策的人，或减少农业投入，逃避使他吃亏的政策。
在一个纯粹自给自足的社会里，像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上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只有技术问题而没有经济问题。他有最优分配自己时间的问题，最优利用土地以极大地满足他的消费的问题等等。但这一切最优化问题都是工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它们可以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来解决。但当有一群人通过互相交易来生产和消费时，单纯的数学规划就不够用了，必须加上对策论，这就是经济学里充满辩证法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用工程的方法思考经济问题。用这种思想方法去制定政策则是危险的。
1995年1月2日
经济学中均衡与非均衡之争
均衡的概念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与最优状态相联系。当供需达到均衡时所产生的价格信号是使一切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信号。在把经济学应用到政策研究时，恢复均衡往往成为政策目标。信息沟通和理顺产权就是有助于实现均衡的一些措施。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它变化中是否存在负反馈机制。关于这一点，理论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受过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对此已不存在任何怀疑。
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我们发现市场永远在波动之中。股市、汇率、商品价格每分钟都在变动，均衡实在是一座永远达不到的空中楼阁。主流经济学对此的回答是：波动是外生变量引起的，例如人口在增加，新技术在出现，人的偏好在变化。而且尽管环境不断地破坏均衡，经济的变化仍是朝恢复均衡的方向发展。所以均衡概念仍是可以成立的，它仍然能很好地解释我们这个变动中的世界。
对于这样的回答，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意。如果均衡永远是未来的事，为什么我们不研究现实呢？凯恩斯说过。从长期来看，我们都要死去。他这句话正是反对一些人老是强调长期均衡而忽略了现在。这个现在并不是过了一小时即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是每时每刻的现实。把目光转移到现实，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非均衡世界，它由不同的规律控制着。在这个领域里一个著名的流派即混沌经济学，它认为现实是在一组非均衡约束下的自组织过程。此时非均衡成为事物的本质属性，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