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税收去支付造桥造路，无异于让一般百姓去为高收人家庭义务劳动。上面这些讨论无非是想说明，政府必须对使用汽车的人额外征收道路交通税。征收的具体方法可以在购买汽油时征收，或在买汽车时征收，或在车辆年检时征收，也可以在路上设卡。这要比较何种方法的社会成本更低，税赋更公平合理，偷漏税的机会更少。拿北京的情况而言，粗估每辆汽车每年大约要缴近一万元，才可保证道路的建设、维修和管理。
我曾去过新加坡、香港、马尼拉、汉城。比较这四处的城市交通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个奇特现象。新加坡和香港是城市国家（或地区），弹丸之地汽车又非常之多，想起来堵车现象必定远比马尼拉和汉城为严重。但事实上恰好相反。新加坡和香港虽然也有堵车，但等待很少超过五分钟，而马尼拉和汉城堵车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是家常便饭。所以马尼拉的豪华饭店装备有直升飞机，用来沟通旅馆到机场之间的交通，否则根本无法保证赶飞机不误点。其所以有这一超乎寻常的现象，是因为香港和新加坡对汽车课的税极重。在这两个城市里，新汽车的牌照费大约是汽车本身价格的二至三倍。政府收了如此大的一笔钱用于交通建设和管理，这种政策一方面适当限制了小汽车的数量，一方面改善了道路和交通条件，减少了需求，增加了供应。所以交通状况得以保持较正常的秩序。当然，道路的拥挤不光是买新车的人造成的，每一辆在马路上跑的汽车都应承担同样的责任，所以为了避免拥挤也应对已经上了牌照的汽车征税。附带说一句，北京开始对迁入北京的外地人征收城市容纳费，每人10万元，但只对外地迁人北京的人收容纳费，难道已经在北京的人就不引起城市的容纳费吗？
适当限制小汽车，相应地必须发展公共交通，包括地铁、公共汽车、电车，还可算上出租车。公共交通的建设也是花费巨大的投资。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要求出发，公共交通也不应当由政府补贴，换句话说，不应当由不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去为使用的人支付费用，但从公平的角度看，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多半是一般工薪阶层，收入比较低，用全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他们．也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补贴也应该有个限度。
据我看，目前北京公共交通收费太低，已经低得不合理，大大地脱离了成本。这将极不利于北京的公共交通建设。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
上面的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几个不同的场合提出来过，引起了不少讨论和深层次的反省。下面先将这个问题再复述一遍。
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里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抓住市场经济中的劳动报酬和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区别。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固然不错，但完全没有注意到不同经济制度中劳动报酬是不同的。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的报酬就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与任何别人都不发生关系。别人的劳动好坏，甚至是否存在周围人群，都不影响他的报酬。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报酬是货币，货币的购买力就和别人的劳动效率有关。换言之，市场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多少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所以问题的答案要从经济效率中去寻找。
什么样的社会具有经济的高效率？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可是做起来却远非如此。
先说人尽其才。在自给自足经济中无所谓人尽其才，因为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都要种粮、种棉、造房子等等，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职业，各人的才能秉赋也有极大的差别，市场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专长提供了机会。仅仅由于这一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以极大地提高。所谓职业，就是一个人为其他人服务的途径。由于社会有了分工，形成了职业，每个人向别人提供自己专长的同时，也享受到别人的专长，你可以享受到名厨师烧的菜，听到第一流音乐家的演奏，欣赏尖端运动员的表演等等。所以寻找工作或谋职，是寻求自己最有专长、最有兴趣的工作，并不是放在一架机器里做一颗螺丝钉。
然而如何保证各人能找到最能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就远非易事了。叫医生去种地，叫音乐家去炼钢铁，叫炼钢工人去管大学，社会就要遭难，每个人的收入都会降低。每种职业需要的人数不同，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还会有新的职业出现。人的才能和兴趣是由各人主观决定的，它未必正好满足社会的需要。会唱歌又想当歌星的人远远超过社会可以容纳的歌星人数，所以从宏观上看，要满足每个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市场有一种筛选机制，在一个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内，它会区别出谁是世界级歌星，谁是国家级，谁是地方级，谁是卡拉OK级。上不了级的说明他在这方面与别人相比并无优势，他应该寻求其他机会来为社会服务。一个社会要做到人尽其才，就要有劳务市场，要有人才交流，而且要让一切人支付很少的代价就能方便地利用这些设施。政府应帮助失业人员重新培训；学生在进职业学校或在大学选科时应当得到充分的市场信息和政府的指导；就业和人才情况要有充分的信息交流，尤其是人事部门要帮助人员的优化流动，而不是设置障碍，或自以为是地瞎指挥。
要鼓励人尽其才，就应对施展才能的人给予恰如其分的报酬。一个社会如果经常亏待创造了更多财富的人，就说明这个社会在制度上出了毛病。人出于公心，无私奉献当然值得鼓励，然而作为一种取得报酬的制度，却决不可一味强调觉悟。尤其是，如果创造财富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这部分财富必定被没有创造它的人所瓜分。中国虽然还穷，但有许多地方比最富的国家还阔气。中国街上豪华型小汽车的比例大大超过美国；中国公款吃喝一年几千亿；非但吃喝，连嫖赌都可以报销；中国开会时多半要送礼品，有些名人家里的公文包堆有几尺高。至于贪污贿赂，不义之财更不在话下。这些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可是没有分配到创造它的人手中。却分给了不相干的人，人们的工资所得怎么能不减少？在传统经济学里常说社会要做到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则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分配，这就是“要素市场”。如果能杜绝一切非要素市场的分配，堵塞了漏洞，人们的劳动报酬当然会提高。
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有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能分享别人的成果？这与一个社会如何在其成员之间分配全部产品的制度规则有关。所谓经济制度就是人们分配社会产品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出卖生产要素，从而获得其收入。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二，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产值相加，二是将要素所得相加。这二者应当是一致的。此处暗含的意义就是，创造出来的财富都分配给了创造财富的人。在计划经济中，人们从事生产不是为了出卖所创造的财富。社会也不鼓励人们追求自利，相反鼓励劳动而不计报酬，这当然很高尚。可是没有分配出去的财富却为少数侵占别人利益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手中有权，权可以与钱相交换。这种分配制度不但存在于要素的使用上，也存在于消费品市场。有一部分消费品不是拿钱就可以买到的，还与“此人是谁”有关。过去友谊商店要持外国护照才能进入；特供商店专供持有特供证的人；软席卧铺票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才可购买。在这里也是权在起作用。我国在引进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这些分配规则已逐步地被市场交换所取代。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用钱代权的过程。
再谈谈物尽其用。每种资源都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用途，粮食可以吃，可以做饲料，做工业原料，也可以出口；电力的用途则更广泛，也许可以提出1000种。究竟每种资源如何分配，何者最急需，需要多少量，这都属于“物尽其用”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看，每种资源又有不同的生产方法。发电可以用水力，也可以用火力；火力发电又可以烧煤，烧油或烧气，还可以用核能；用燃煤发电机组，可选用的技术路线又有许多种，在每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必定有一种技术是最节约的。比如在靠近煤矿的地方，煤得来容易，就不必用复杂的技术去节约煤，因为复杂的技术是要花费成本才能得到的。这许多资源配置的问题，外行人看起来似乎不难解决。正好像Ａ小姐和Ｂ小姐谁更美一些一样，每个人都能容易地作出回答。可是经济问题不是主观价值判断，它要经受客观检验。而这个检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只有市场经济制度下这个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客观评价系统。过去人们常说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造成这种浪费的根本原因不是计划人员不努力、不聪明，而是作为一切经济评价基础的价格出现了扭曲。价格完全是价格管理部门的主观产品，尽管他们也力图“使价格符合价值”。可是，什么是“价值”又陷入了无穷尽的争论之中。
市场经济另辟溪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摆脱了一切理论上的争论。直接从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它的方法是让市场去调节价格，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最后使一切商品和服务均处于价格均衡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用钱可以买到任一种商品和服务，而且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于是钱就成为衡量价值的精确度量。因为价值不存在绝对的度量，一物的价值完全是相对于它物而言的。一件甲物可与两件乙物交换，我们就说甲比乙的价值高一倍。当一切物品的价格都经过供需调节而达到均衡状态时，任一种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与另一种商品交换，钱就成为价值的标准。在计划经济中人们怀疑用钱度量价值的客观性，因为许多东西不是单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像黄金、外汇、土地等，还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一商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如果有这许多商品不能通过钱来交换，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被扭曲。
在一个允许价格随商品的稀缺性浮动的经济内，资源会流向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不必由外人去干预。最近北京发生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搬家之争。不少人听说在王府井开了几十年之久的新华书店被迁走，觉得非常惋惜。有的人认为书店被商业挤走是斯文扫地，于是乎动了感情，非要挽留不可。但是在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内，书店应该设在何处？一块土地该派什么用场？市场的竞争自然会作出判断。书店并不是放在繁华区最恰当，一块价格昂贵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用来开书店也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一条街华尔街，银行林立，但并没有书店。解放前的上海外滩也是银行和海关的地盘，到了计划经济年代，外滩这块宝地变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现在引进了市场机制，外滩又要办银行了。资源能用在产出价值最大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能得到发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均衡不但解决了经济评价的客观标准问题，而且提供了激励机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稀缺商品而得利。在一个具备正确评价系统的环境内，每个人的努力都为增加社会财富起了作用，任何浪费的劳动将被市场惩罚，表现为企业的亏损。所以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人类社会引进市场机制的二三百年来，社会的生产力空前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生活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情趣，这是近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即近二三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首先，发展科学技术要聚集一批有专长的人才。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红代专，把大批有巨大科学潜力的人送到工厂、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极其动听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事情决不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只是提供了生产工艺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不能指出哪一种可能对社会有益。只有可以商业化的技术，它能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才有推广的前途。这一筛选过程也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当然，市场环境为发明人提供了巨大物质报酬，成为科学技术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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