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站起来的后果，花钱去赌博是花小钱去买刺激。如果想靠赌搏发财，那就不是理性人的行为，后果是极其危险的。
很多经济活动都涉及到风险，特别是投资。在决策时所作的种种预测，例如对市场的估计，对竞争对手的估计等都可能失算，人们希望能避免风险，于是想起了保险。可是世界各国的保险公司没有任何一家能承保市场风险的。原因何在呢？设想如果有某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办中场风险，它应收取多少保险费呢？按照保险业的一般原理。保险公司应该先调查投资失败的概率，然后乘以万一失败遭受的经济损失，加上经营成本及利润，就可得出保险费。可是一旦享受了保险赔偿，投保的企业就会漫不经心地从事经营或投资，结果早先调查得出的失败概率就不适用了。这一分析说明，保险只能对付客观上具有稳定概率的事件，而不能对付失败概率主要由主观努力决定的事件。
市场风险如果可以投保，结果会使风险所造成的盈亏相抵。因为企业交的保险费将吸干他们的风险利润，这笔钱正好用于赔偿遭受风险损失的企业。保险的结果将使风云多变的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人们也不再有兴趣去从事经营了。
但是以上的分析有一个例外，即美国法律要求银行对存户的存款保险。万一银行因管理不善而破产，存户的存款不致遭受损失。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闲之一就是银行出存户听信谣言纷纷去银行挤兑，挤跨了几家大的银行，造成金融混乱。存款保了险，存户就不会去挤兑了。可是，任何措施都是有利又有弊。前两年，美国大批储蓄贷款所因投机亏损和经营漏洞而倒闭。国家为了给存户的存款保值，不得不拿出近千亿美元来作保险赔偿，结果不但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厂保险费（相当于减少了存款利息），而且那些经营不善的人逃脱厂市场的惩罚。这一政策究竟得失如何，又在美国国内引起一场争论。
价格扭曲如何导致资源浪费——看北京出租车行业
1990年前后北京出现了定价较低的出租车，它用小面包车，所以北京人叫它“面的”。”它可以坐5个人，每公里收费1元，超过10公里每公里1．5元。当时，北京人莫不称赞说“面的”大大方便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可是时至今日，“面的”成了北京人抱怨的对象，顾客经常被拒载，服务态度大不如前。出租车管理部门虽然订出了严格管理办法，可是不见其效果，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服务态度问题，但实际上是价格问题。
1993年至1995年的3年来北京的物价上涨了至少40％以上，可是出租车定价未变，司机们的收入无形中降低了将近一半，现在“面的”司机如果不拒载，有活就拉，每天上作8小时，一个月下来的收入仅够支付成本开销。司机是靠着挑活，一天十上12小时才能挣上大约2000元一月。这样的收入水平算是很高的，但如果自己要按市场价格租房子住，没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这样的收入和吃大锅饭的人相比优越性并不大。他们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每天名义上工作8个小时，实际上只不过五六个小时，没有被解雇的危险，每个月能拿上500元也可以活得蛮舒服。所以现在不像两年以前有许多国营单位的司机辞职干出租车，倒是不少司机又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只有那些配偶一方有大锅饭优越性，住着低价房租的司机还能安心干下去。
“面的”拒载的主要原因是在红灯前停车不计费，近两年来北京交通条件在恶化，在市区内堵车是每刻都存在的事实。所以名义上“面的”比之夏利出租车（每公里1．4元）的每公里定价只差1/3，可是实际上同一行程夏利车比“面的”高出将近一倍。过去“面的”不拒载，夏利车的生意全被面的抢走。现在“面的”在城区拒载，夏利车夺回了一部分市场。我们在城区看到的大部分是夏利出租车。至于每公里2元的豪华出租车，市场被“面的”和夏利挤占，情况就更惨了。他们只能靠在宾馆和机场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争来拉一趟活，别人靠努力工作赚钱，他们靠耐心等待赚钱。这样的价格结构不是鼓励人多干活，而是多等待。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出现了一批专靠等待赚钱的行业，票贩靠排队买票再转手倒卖（更有人行贿走后门，或干脆伪造车票），医院里也有靠占号得到收入过日子的。计划经济的时代更是样样离不开排队，买一样东西排队所用的时间超过了生产这东西的时间。
红灯前停车应不应该由乘客付费是有争论的。多数乘客认为等待是因为别的车辆大多，堵了我的路，并不是我本身的过错，可是别的车子却认为是你开车上路堵了他的路。所以红灯停车无疑应该由顾客付费。现在的“面的”计价办法成了由出租车司机付费（由于等待误了里程的损失），显然不合理。所以要解决“面的”司机拒载的办法是停车时要乘客付费。严格他讲，乘客不但应为停车付费，而且应该为北京几十座立交桥的建筑付费，为二环、三环线的建筑付费。因为这些立交和环线基本上是为汽车上路而修的，行人和自行车都不能直接利用。目前这笔经费是由北京的纳税人（甚至可能还有外地纳税人）承担，当然不尽合理。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上，乘客要付的里程费也许要加倍，其中一部分由出租车司机以税的方式上交北京市政府。这样可以减轻北京纳税人的负担。拿出租车收费标准作一国际比较，北京的收费标准极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将相关的市政设施费用计入其中。坐小汽车的人都是高收入阶层，用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去补贴坐小车的人，更有害于公平。何况北京小车中外国人用车的比例较高，确实没有理由叫北京纳税人去补贴外国坐车人，如果小车通过纳税负担公路和立交的修建费，坐车的成本将大大上升，坐车的人将减少，道路也不会这样挤了。
豪华车收费高于市场均衡价，所以收费标准应该降下来。如果降低收费标准将使行业亏损，那就应该减少豪华出租车的数量，可是现在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处并没有采取这两项办法，而是用不公平竞争的办法限制“面的”进入市场。譬如规定“面的”不许进入宾馆拉客，不许从首都机场拉客等等，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出租车的空驶里程。我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公布近两年。可是政府的规定自己就违了法。而且这种违法行为是发生在首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难怪群众对法律的实施缺乏信心。
限制公平竞争当然是“面的”司机抱怨的。其实拒载也是“面的”司机不得已的，因为拒载同样增加了他的空驶距离，只不过和不拒载相比损失小一点罢了。由于价格扭曲造成空驶增加是我们看得见的损失，还有不能直接见到的损失。由于“面的”拒载，顾客浪费了找车的时间，由于起价是10公里，有些短短距离的顾客感到吃了亏，就不愿雇车用。乘客减少了方便，司机减少了市场。由于超过了10公里每公里计价增加50％，司机不愿跑正好10公里的活计，增加了拒载的考虑，对于乘客而言，如果走的距离很远，不如中途下车换车，增加了不便，浪费了时间。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北京出租车行业由于定价扭曲造成了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浪费。北京一年出租车的营业额大约是50亿元。假定浪费是营业额的2％，每年的浪费就是一个亿；如果浪费是营业额的10％，每年就是5个亿。
怎么办？道理很简单，取消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计价办法。豪华车降价或减少车数，降低“面的”起价里程，停车要计费，在大市区内行驶一律不加50％的返空加价，增加出租车的纳税并由乘客承但（但此政策必须公平地对一切上路的汽车实施）。
1995年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一编 微观经济（二）
第一编 微观经济（二）
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
通常的回答是说：减少顾客受骗的机会。但经济学家却看到远为复杂的缘由，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经济效率最高的定价原则是“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这里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商品有两种互小相关彼此独立的价格。一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它随某一具体的消费者而定。同样一件商品，不同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兴趣不同，会出不同的价。这被称之为需求价。二是生产者为了不致赔本而按成本定的价，称为生产价。生产价对于不同的生产者也是不同的，管理得好的企业成本较低，反之则成本较高。
显然，生产者希望多赚钱，因此索价决不会是生产价，而是瞄准着消费水平高的用户，猜测他可以出得起的最高价来索价。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听到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极其离谱的价格，都不是生产价，而是大款们的需求价。生产者为了尽量增大利润，在价格谈判时总是隐瞒自己的生产价，而将生产价作为底线，同时试探对人的需求价。如果需求价高于生产价，生产者将获得纯利润。反之，如果需求价低于生产价买卖将无法成交。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价格必须向社会传递商品真实价值的信息，即社会为生产此种商品至少要消耗多少资源，消费者根据这一信息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消费它。所以价格必须按全社会的边际生产成本来确定，即全社会为了多生产这件产品要耗用多少用价值表示的资源。然而上述生产者隐瞒成本索取需求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微观经济学中使社会效益最佳的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因此才有明码标价的要求。
明码标价是否能使生产者按成本定价呢？不一定，因为生产者仍可能标一个超出自己成本的价格。然而当存在生产者竞争的情况下，采用明码标价制度，生产者就不敢将价格定得太高。他必须了解竞争者标多少价。为了招来顾客，他会把价格定得比竞争者定的价略低，当然不能低于生产成本。但竞争者也会奉行同样的策略。因此彼此竞争的结果将是使定价下降到成本线上。
如此说来，通过竞争的作用，明码标价的结果是使生产者按成本出售产品，利润为零。生产者还会有积极性去生产商品吗？还有的。因为各个生产者的成本不同，通过竞争市场价可能降低到另一位生产者的成本线上，对于经营得更好的生产者而言仍有利润可得。因此明码标价将促进生产者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退一步来说，价格等于成本时生产者也不吃亏，他的一切开销，包括他本人应得的工资性报酬都可以从价格中得到回报。但他必须谨慎，努力降低成本，以免市场价降到了别的经营得好的生产者的成本线上。那时他只好关门歇业。此时竞争揭示出他并没有从事此项生产的优势，他必须另外寻求对他有优势的谋生之道。
明码标价的另一个优点是节省了交易费用。通过买卖双方的价格谈判，如果需求一方对市场了解得很清楚，也可以将价格杀到边际成本上。但这要求需求方到各个没有明码标价的市场上去收集价格信息，其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谈判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也是有成本的。从这一点我们将理解，超级市场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这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近于欺诈的商业行为上但是不道德的，而且大大地恶化了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推崇这种做法，而应该全力抵制它。可惜首都几家报纸竞相标榜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这一点看，目前商业道德的混乱，经济理论的混乱，确实堪忧！
对农业的忱虑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数字一向用来证明我国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就在这一成就的背后，同时隐藏着危险。如果我们被成绩所陶醉，对它的负面作用缺乏认识，终有一天会吃大亏。
这两个百分比所揭示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我国粮食饲料油料作物的人均消耗量大大低于发达同家。要使我国人民在膳食方面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耕地有限的因素立刻会成为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主要障碍。有的同志说，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以粮食为主，西方人以肉食为主，而肉食要消耗大量饲料，所以中国人均粮食消耗的低水平是合理的，可是要知道中国人并不是天性不喜欢吃肉，而是没有钱买肉吃，大多数农村人口至今仍只有过年过节才吃肉。第二是，我国耕地的土地利用强度非常之大。休耕在美国和欧洲是普遍实施的一种耕作制度，更不用说在地广人稀的加拿人和澳大利业。可是在我国，休耕已不人听说，相反，倒是竭尽全力地提高复种指数。我国农地上单位向积化肥的用量已超过了包括美同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造成土地结构的恶化和环境污染。这两个后果对保护地力，维持稳定的农业产量是极为不利的。尤其令人们忧的是我国农业土地制度迄今没能找主小平既能鼓励农民爱护地力又不致因农村贫富分化而造成大量无地农民的两全政策。
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不仅要大量施用化肥，还必须大量投入劳动，我国农业人口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大量投入劳动并无多大困难。可是劳动生产率则非常之低，农村的贫困与这一点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我们常说农村有上亿的过剩劳动力，是因为农业劳动有巨大的季节性。在一年中大部分农闲季节劳动力是过剩的，但是在农忙季节劳动力就不够用，所以许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要在农忙时回家帮忙。由于土地的限制，农业的劳动生产力低，农民报酬不可能提高，因而在我国有“无工不富”的说法。在江惭滞富裕地区，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