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的嘴里无滋无味，恰似他的心没有分量。他的心，老实说，空荡荡的。他事先压根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不过，事先他又怎么能料到呢？不是痛苦，而是痛麻了的感觉。好比战士在战场上被子弹击中，鲜血直流，却感觉不到疼痛，还诧异不已：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看来，他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写书挣了很多稿费。那个孩子说。她重复着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话。他们没有说出的话就是：作为还报，他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灵魂。
现在，他开始尝试那种滋味了。那种滋味如同苦胆。
译后记译后记
赶译完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疲劳之余，一头雾水。时间催得紧，无法及时参看相关资料，库切本人又是学者兼作家，文本复杂精深，让人头脑里不得不积满了问号。作家缘何要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小说的主人公？他出于什么目的要杜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之行？他为什么要单挑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不起眼的继子巴维尔作为小说的线索？他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这是库切以小说的方式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变化吗？还是他要借此表明自己对俄国革命的认识？答案似乎都在文本中，答案又似乎都不在文本中。
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有详尽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也可以作为不错的佐证。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小职员伊萨耶夫的儿子。185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期间，认识了他们一家。他狂热地爱上了女主人。后来，伊萨耶夫因病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娶了伊萨耶夫的寡妇。此时，巴维尔年仅七岁。玛利亚随夫回到彼得堡后不久，于1864年因肺结核死去，巴维尔十六岁。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结婚的时候，巴维尔也只有十九岁。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携妻出国，巴维尔留在彼得堡，靠继父寄来的钱为生，度过了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时光。他甚至还结了婚，妻子是个“漂亮的女人，个子不高，既谦虚又聪明”。
安娜笔下的巴维尔并不讨人喜欢。他好吃懒做，对继父的再婚充满敌意，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世之际，就急急忙忙赶到现场打探遗嘱事宜。相反，《彼得堡的大师》中的巴维尔，却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深意长的悼念对象，父子感情被描述得无与伦比，这显然是库切有目的的改写。（库切的儿子意外亡故于1984年，不知道丧子之痛会不会是库切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因素？）库切在小说中改变了巴维尔的死期，让他死在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正是他的死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德累斯顿召回到彼得堡，让文学大师在调查儿子亡故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蜕变。围绕巴维尔的死，小说中一系列的人物也被串连起来，女房东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房东的女儿马特廖娜、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以及帝国的警察马克西莫夫等等，他们皆因巴维尔的死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来。在变化多端的现实和复杂的心理斗争作用下，小说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构思出了斯塔夫罗金的形象（《群魔》中的主人公），同时，小说也在他痛苦的写作过程中结束。
这一事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女房东的情节、彼得堡的场景描写多少能让人联想到小说《罪与罚》（1866年）。库切如此设计，似乎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做注解。只是，在虚构过程中，他强化了巴维尔的作用，让这个提前死去的儿子成为他心灵蜕变的助燃剂。
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根纳德维奇·涅恰耶夫。历史材料中的涅恰耶夫，生于1847年，曾经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比真实的巴维尔年长一岁。他参加过1869年春天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之后赴瑞士，在日内瓦参见了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69年9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成立了地下组织“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宣扬无神论思想，主张通过冒险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人民惩治会”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制造了“伊万诺夫事件”。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和小说中被杀害的乞丐同名）因为试图退出组织而惨遭杀害。伊万诺夫之死，使这些年轻的阴谋家们逐渐浮出水面。罪行败露后，涅恰耶夫逃到国外，1872年在日内瓦被捕，后被引渡给俄国政府，被判二十年苦刑，死于彼得保罗监狱。
库切在小说中，把巴维尔的死和涅恰耶夫联系起来。《彼得堡的大师》中，有若干章节涉及到涅恰耶夫。事实上，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巴维尔，和涅恰耶夫本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即便是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也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对他极为反感。巴维尔被库切设计成为涅恰耶夫的追随者，使得创作《群魔》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直接交锋的可能。在这里，库切的想象力发挥了作用，他“后现代”地处理了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的关系，为小说的最后一章“斯塔夫罗金”这个文学人物的诞生提供了某种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根据格罗斯曼的记叙，涅恰耶夫的案件的确曾经引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事实上，1869年秋天，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关于莫斯科暗杀事件的报道，已经决定创作一部以俄国父与子两代革命者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就是《群魔》。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亲自勘探过伊万诺夫的死亡现场，亲自旁听了1871年警方对涅恰耶夫的公审。《群魔》发表于1871年，直接取材于“涅恰耶夫案件”。《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就是涅恰耶夫，大学生沙托夫的原型就是伊万诺夫。《彼得堡的大师》把这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巴维尔身上，在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巴维尔和涅恰耶夫、和警察、和女房东、和女房东的女儿有了种种关联，最后，他不断地和巴维尔的影子对白，在忏悔的过程中开始了写作。如此看来，如果我们把《彼得堡的大师》看成是库切故事化地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过程，似乎也不为过。只是，如此单一的解读好像太轻看了库切，他的小说一向含义丰富，本应经得起多种看法。
库切本人是文学教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十分熟悉。他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半真半假，半遮半掩，更能调动起读者对小说中诸多扑朔迷离的事件的兴趣。显然，这是个和读者较量知识的故事，好比一个解密的过程，越解越觉得不可思议，越解越觉得陷入到一个更深的秘密当中。如果读者碰巧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碰巧对他的作品、他的生平不够了解，那么，读懂这部小说就是个困难的过程，至于再读出库切形式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特性的模仿，那恐怕就要去搬弄巴赫金的理论了。在这里，我们只能这么揣测，库切如此谋划，就是要向读者展示书房斗室里深不可测的想象世界。
最后说说译文。王永年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翻译家。他的译笔干净舒缓，有贵族般的优雅。倘若不是出版时间所限，他本可以从容译完文稿。跟在王先生的译文后面，实在让我惴惴不安。续译急躁紧促，好似腾不过气来的游泳新手，较之王先生的译文真是有云泥之别。时间紧张固然是理由，汉语功底浅薄才是让我辈气短的真正原因。好在，紧赶慢赶赶完了，其他的事，留待读者评说。
匡咏梅
2004年3月14日
译后记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
库切的兴趣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是非清晰却又显示为冲突频仍的情形，如同玛格丽特那幅著名油画中那个男人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他最早的小说《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厌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描写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物，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与此同时他个人生活却糟糕透顶。此人的奇思异想与一份十八世纪布尔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报告并列而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满活力，是富于蛮荒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
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国家的心脏》中，出现了另一种注重心理描述的风格。一个与父亲一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她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那一系列事情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惟有从她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等待野蛮人》是一部继承了约瑟夫·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书中描述了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打开了恐怖之门。游戏式的寓言小说《福》把文学与生活的不兼容性和不可分离的特质编织在一起———那女人渴望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在生活中却只是藉藉无名的小人物。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延续了笛福、卡夫卡和贝克特的文学传统，库切遗世独立的作家形象在这里变得更为醒目。小说描写了一个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他逃离了日益严峻的动乱和将要降临的战事，却陷入了无所欲求的冷漠，并呈现对权力逻辑的否定状态。
《彼得堡的大师》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的一种释义。如果一个人（库切想象中的人物）对现实世界产生绝望之感，他面对的诱惑就会成为毫无道德约束的恐怖主义之源。在此，作者与邪恶的对抗带有恶魔信仰的色彩，这一点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再次出现。
在小说《耻》中，库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名誉扫地的大学教授的挣扎———在南非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当白人至上的传统土崩瓦解之后，他竭力维护自己和女儿的尊严。小说的主题是作者一直关注的中心问题：人是否能回避历史？
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主要围绕着父亲的人格屈辱以及由此引起的儿子的心理分裂。但小说同时展现了南非老派乡村生活的奇妙场景，以及布尔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在续篇《青春》中，作者冷酷地剖析自己，刻画了一个以古怪的方式祈望获得他人认同的年轻人。
库切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这里没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创作手法。然而，他以众多作品呈示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文敏 译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他和他的人（1）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新伙伴吧。我非常喜欢他，为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能干的人，我在每件事情上都给他指点，教他怎么做，特别是教他说英语———当我说话时他能听得懂，他真是个最聪明的学生。
———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波士顿，漂亮的小城，坐落在林肯郡的海边，他的人写道。全英格兰最高的教堂的尖顶耸立在那儿，领航员用它来导航。波士顿周围是一片泽国，到处是麻鳽———那不祥的鸟儿发出沉郁的呻吟和鸣叫，声音响得两英里开外都能听见，像是放枪。
不过这泽国也是其他各种鸟类的家园，普通野鸭、绿头鸭、短颈野鸭和赤颈鸭。为了去逮野鸭，泽国里的人们（沼地人）驯养出一种鸭子，他们称之诱饵鸭，或是囮鸭。
泽国就是大片的湿地，欧洲到处都是这样大片的湿地，全世界都有这类湿地，但在别的地方不叫泽国，这个名称只有在英格兰才用，没有传到外面去。
这些林肯郡的囮鸭，他的那个人写道，是在诱饵鸭塘里经人驯养而长成的。等到捕获季节它们就被放到外面去，放到荷兰、德国去。在荷兰和德国，它们碰到了自己的同类，目睹荷兰、德国那些鸭子的生活是何等不易，人家的河流在冬天的寒风中被冻住了，大地被积雪覆盖。它们总算用明白通晓的语言叫那些荷兰、德国同类脑瓜子开了一点窍，叫它们知道，在英格兰（它们就来自那个地方），生活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的鸭子生活在食物丰盛的海岸边；潮水自由地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