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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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赋2-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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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兵说:“太累了,走不动了。”于是乱哄哄怀抱长枪,坐于路畔歇息。 黄兴急忙回身拉他们起身,苦口婆心劝慰,好不容易将所有的人都劝了起来,大家却直立不动,黄兴便推他们前行,这样又走了半里路远近,众兵纷纷逃散,越阡渡陌,一霎时跑得只剩下了黄兴一人。

    黄兴仰天长叹,心苦声酸,叹声呜咽,叹罢一个人呆呆的站了半天,终于咬咬牙,又回镇子里找王和顺商量。王和顺一个劲摇头,说:“兵少饷无,难啊!”

    黄兴怒极,心想:“我手头无一兵一卒,他们便无人听我指挥。”大怒下抬脚离开河口,渡红河到了安南老街,欲折而西行,将随自己转战了几个月的那二百多志士带来河口参战。

    哪知刚到老街,法国巡捕便抓住了他,说:“好啊,又是一个日本探子。”

    黄兴被带到巡捕房审问时,大叫冤枉。巡捕说:“看你体貌特征,肯定练过柔道,你还想抵赖,不肯承认是日本人吗?”

    黄兴大怒起身,吼道:“我是中国革命党人黄兴!” 巡捕大惊,他们都听过黄兴的大名,今见抓了他进来,不知该如何处置,便忙发电请示安南总督,总督命将黄兴礼送出境,巡捕们于是带了黄兴到海防,问明黄兴愿去新加坡,就代他买了去新加坡的船票,然后强行送他上了轮船。

    黄兴新加坡上岸,面见孙文后极言会党游勇不可用,说:“若要革命成功,非训练革命武装不可,会党游勇不识大体,靠他们决然难成大事。”孙文却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思想行事自不如正式军队,然清军的官佐多顽固持重,难以说其反正,会党却极容易发难起事。”

    黄兴摇头叹息不已。孙文说:“黄兄啊,诸役虽败,然影响不小,一切的失败,都是将来成功的种子,请勿气馁。”

    这时有会员从日本来,称同盟会总部形同虚设,无人理事,会中人各行其是,情况堪忧。

    孙文冷笑,掉头不顾。黄兴却心急火燎,怕同盟会就此一蹶不振,欲到日本整顿会务,禀明孙文后,即刻乘了去日本的客轮,从横滨上岸,赶往东京。

    黄兴走后不久,大队清兵逼近了河口,黄明堂手下的众降兵见清兵势大,内心惶惶,有些人就又带枪投降了清兵。黄明堂苦战多日不支,率领六百余人退入了安南境内。法国兵将黄明堂的人马全部缴了械,欲遣送出境。问他们:“愿去哪里?”

    众人听说孙文在新加坡,便一致要求去新加坡。法方即派人随客轮送他们到了新加坡,众人上了岸,吵吵嚷嚷闹着向孙文讨饭吃。六百余人的生活住宿不是个小问题,此刻孙文身无分文,急得要死。当地的同盟会员竭尽所能,筹措了两千元交给孙文,但不长时间,两千元便用去了一半,这样坐吃山空可怎么办呢?

    恰好此刻汪精卫从东印度筹款回来了,带回了一万五千元。孙文凝眉细想,最后命会员陈楚南以此笔资金,创办了一个石料场,取名“中兴石山”,安排河口来的六百余人进去做工,以解决生活问题。

    黄兴风尘仆仆从南洋赶到日本东京,一脚跨进《民报》社的门户,与正欲出门的章太炎打了个照面。章太炎猛然见黄兴来了,上前一把就扯住了他的衣服,大笑呵呵,说:“黄大英雄回来了,好啊,好啊!《民报》快揭不开锅了,你管不管?”

    黄兴拿开章太炎的手,一屁股坐在章太炎的床上,说:“钱都用到起义上了,没有钱了。”

    此时陶成章、汪东都在报社内,就与黄兴相见,互致问候。

    章太炎一旁冷笑道:“你们搞的那些也叫什么起义,小打小闹却劳师动众,枉费钱财人命,岂能成功!”

    黄兴说:“章兄,别说气话了,会中情况如何?” 章太炎一脸戚容,连连摇头说:“不堪提起呀!张继宣传社会主义,让日本人赶到欧洲去了。”

    黄兴一惊:“日本人要抓张继,他跑了?”

    章太炎继续说:“宋教仁穷困潦倒,郁郁不欢,酒醉之后便卧地狂歌;张百祥、焦达锋他们倒是活跃得很,到处联络人,不过他们成立了一个共进会,与本会分道扬镳了;刘师培他们回国了;至于我,唉,百无聊赖,意兴阑珊,一切皆空,就只等机会请高僧剃度,遁入佛门。这几期的《民报》大多赖皇帝帮忙。人心散了,同盟会看来也快倒台了。”

    黄兴“嚯”的站了起来,大声说:“章兄,你也消极过火了。我这次赶来东京,就是要将同盟会的人心重新振作起来,你是会中重要人物,决不可徒呈书生意气!”

    陶成章这时插话说:“黄兄言之有理,如今的问题是如何重振同盟会,我会人员遍布十八个行省,会员众多、人才济济,而总会萎靡不振,难以担负领导革命的重责。”

    章太炎说:“克强重振同盟会,我自然支持。但这件事你必须先找刘揆一,将情况弄清楚了,再谈振兴不迟。”

    黄兴便出了《民报》社,往找刘揆一。

    刘揆一的寓所却大门紧锁,人不知去了哪儿。 黄兴又折而西行,往找宋教仁。

    宋教仁却避而不见,顺小巷疾走,躲到别处去了。 黄兴无法,又去找焦达锋。

    在共进会常聚会的华群社里,焦达锋与张百祥、吴玉章、刘公、居正、孙武等人团团而坐,正在开会,商量以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报国香的名号,将两湖四川的会党人物吸纳上山,然后烧香结盟,同心反满,又商量以十八星旗为国旗,表示十八省男儿的铁血主义,正议得高兴,黄兴敲门入内,众人一愣,面有尴尬之色。

    焦达锋忙起身,引黄兴到了外面,笑着说:“黄兄又来东京了?你要找兄弟我?” 黄兴气哼哼问:“这是你们的共进会吗,为何立异?” 焦达锋笑道:“非敢立异,但同盟会干事慢慢腾腾,我等性急,等不及了,所以才成立共进会,要在长江流域联络力量反满。”

    黄兴怒道:“如此乱立山头,将来革命成功了,大家听谁的,听同盟会的还是听你共进会的?”

    焦达锋不服气,说:“黄兄比我还性急。如今兵未起,事未成,将来的事那可逆料。如他日同盟会兵盛势大,自然是听同盟会的,但若我共进会做了反满的主力,功大望高,那时当然要听共进会的。”

    黄兴默然。焦达锋却又安慰黄兴,说都是为了革命,何分彼此。黄兴摇摇头,叹了口气,觉得无话可说,于是只得走开。

    到了晚上,刘揆一回寓了。黄兴是晚就宿于刘揆一的寓所,问他会中详细情况。刘揆一见到黄兴,如释重负,两人连床,便把会中这一段事情全说给黄兴听。

    宋教仁自孙文宣布纪律,不许他与章太炎干预军事后,情绪低落愤激,又因去东北联系马贼,花费不小,所以困顿非常。偶有刘师培等人召其小饮,则不醉不休,醉后即大骂:“不杀孙文、黄兴两个奸贼,革命断难成功!”

    刘师培深以为然,也骂道:“孙文为大奸大恶,黄兴为助纣为虐的愚氓,有此二人,同盟会只好分崩离析。”

    后日本人为夺我东北“间岛”,大肆制造舆论,宋教仁因去过东北,对间岛的位置确知,又在东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其中大量引用日方、韩方的资料,证明“间岛”为中国领土。后来,日本派伊藤博文赴北京谈判间岛问题,宋教仁便欲将书稿寄回国内,以助中方谈判。日方却派人劝说宋教仁,说:“满清是你们的敌人,何故以书相助仇敌?不如将此稿高价卖给日本政府,如何?”

    宋教仁坚决拒绝,将书稿寄给了当时兼任外交部尚书的袁世凯。袁世凯对此书极是赞许,忙给宋教仁汇来了润笔千元,又发电请其归国参与谈判,许诺可荐其在朝为官。

    宋教仁苦笑说:“我系通缉有案的人,有国难归,袁公的好意只能心领了。” 宋教仁得了袁世凯给的一千元,除还旧欠,还有剩余,便请经常来往的朋友喝酒。朋友之中有人对其收受袁世凯的钱款不满,又听说袁欲荐他做官,便讽刺说:“闻听宋兄写书被袁世凯欣赏,又给钱、又荐你回国做官,他日我等回国革命,若被你拿获,还盼你用刑时手下留情。”

    宋教仁怒道:“我写书乃是为了中国的一块土,岂是用此书来谋求做官,但此意又向谁去诉说!”因而大哭,将剩余的钱款全部散给贫困的学生。

    宋教仁散完了钱,又穷得叮当响了,便找到章太炎,要求为《民报》打工。 章太炎说:“《民报》没钱,打工也是义务的,不给报酬。” 骨干会员们都比较穷困,给同盟会的会费自然就不好好交了,总部的活动因缺经费而无法开展。刘师培本来挺有钱的,但拖家带口来日本这么长时间,他与何震两人又大手大脚,不善理财,带来的钱就慢慢花光了。刘师培因找章太炎借钱,章太炎无钱,又找刘揆一转借,刘揆一也没有钱可借,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嘟嘟囔囔。

    《民报》的经费也是越来越紧张了,以致章太炎常常向人诉苦。一日见到了刘揆一,又大诉其苦。刘揆一悄声说:“如今倒有一大笔款子,却不知该不该要。”

    章太炎立刻睁大了眼睛,急问:“那儿的钱,快说给我?” 原来却是满清的肃亲王善耆派人来给同盟会送钱,而被派之人竟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任会中外交部长的程家柽。

    程家柽,南京人,学识渊博,风度绝佳,擅长与人交结,而思想空明超脱,不拘泥于死板教条。日本政府颁布“限制留日学生规则”之时,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来函聘请他为该校教授。程家柽告别同志与朋友,将往赴任。

    会内的同志担忧其安全,说:“北京为满清巢穴,你身为革命党,处其肘腋之下,一朝身份暴露,则死无葬身之地矣!”

    程家柽说:“革命有三策,游说实力派人物革命为上策,我今受聘,正好在北京游说王公达官反满。虎穴虽险,对我来说却是游刃有余。”于是飘然归国,赴京师大学堂任教,又以学者身份和朝中权贵交往,颇受器重。肃亲王善耆在亲贵之中算是比较开明的人物,与程家柽言谈融洽,遂常相往来,有党人被抓入狱时,程家柽就托善耆周旋求情,重罪轻判。

    徐锡麟杀恩铭一案之后,朝中亲贵人人惊惧,想到革命党已经打入了官场,那么,谁知那一天胥吏属官就会突然向自己动手。善耆想程家柽在日本留过学,又常为党人求情,一定和革命党大有瓜葛,便托他向革命党赠送三万元现金,以示友善。陆军部尚书铁良曾遭遇过暗杀,虽侥幸没死没伤,但至今思之,尚自心寒,于是也悄悄托程家柽向革命党斡旋,称愿拿出一万元赠送党人,只求党人不要暗杀自己。

    程家柽受了两家之托,即来日本东京,找到代理庶务刘揆一,说明了来意。刘揆一却犯了难,不知该不该收满清王公大员的钱,就问程家柽:“善耆的三万元赠款可有附加条件?”

    程家柽说:“没有,只是向革命党表示善意。” 刘揆一又问:“铁良的一万元可有条件?”

    程家柽笑道:“铁良对我说:”革命党闹革命,他能理解,但能否只搞政治革命,不搞种族革命?即使非搞种族革命,那么可否不用暗杀的手段?即使非搞暗杀不可,满清权贵可杀之人甚多,又何必非要杀我铁良一人?‘“

    刘揆一大笑起来,笑罢方说:“程兄,此事甚大,前一段因总理收了日本人的赠款而引起了一场绝大风坡,故此事我不敢独自决定。待我邀请会中执事们商量一下。你耐心等待几天,访访古旧,到处玩一玩,等我的消息。”

    程家柽应诺。

    刘揆一当下就召集在东京的会中干事等重要人物开会,章太炎也在坐,商量要不要钱的问题。满清亲贵给革命党送钱,这事听来颇觉新鲜好笑,大家笑了一回,这才探讨该不该要的问题。有人说:“白送我们的钱,如何不要,会中正缺钱,不要便是白痴!”有的说:“这是满清权贵的钱,我等即使穷困至死,也决不收仇敌的钱。钱固然重要,革命的气节却更重要!”

    章太炎说:“善耆与铁良不过是用钱来买命,我等革命也不一定就非要他二人的命,只要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将此钱用于正当用途,想来应无大碍。”但他的话立刻遭到反驳。开了几次会议,事情却决定不下来,但消息渐渐在同盟会人中流传了开来。

    刘师培此刻正缺钱用,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不已,手舞足蹈,大笑说:“我要时来运转了。” 何震问:“人家是给同盟会送钱,你发的什么疯?” 刘师培说:“善耆铁良怕了革命党,花钱买平安。他们若把钱送了给我,我可为他们一举除掉后患,让他们永久平安。”

    原来刘师培自上次倒孙不成,就对孙文深恶痛绝起来,如今见同盟会越来越萧条,对心中热了几年的革命也失望透顶,觉得和革命党混在一起胡闹,大大降低了身份。当然,若能当上革命党的领袖,领导这些人风光一番,那也不错,可孙文强横,黄兴又甘心为其羽翼,出死力维护他,自己这个领袖明显是当不成了,便深悔当初投身革命,与朝廷为敌,弄得自己流亡海外,有家难归。如今听说程家柽替善耆铁良与党人斡旋,他不知程家柽的身份,以为他不过是权贵的幕僚,便想与其接触,承诺愿杀掉孙文,为权贵们除掉心头大患,请程家柽把钱全部交给自己。

    何震也是胆大妄为的女人,与刘师培一样不通世务,听刘师培说了想法,就拍手而笑,说:“好。杀掉孙文,你就是英雄了,那时候,风风光光回国,受万千人的敬仰,不比在这儿受洋罪强过百倍?”

    刘师培听妻子赞成自己的主张,立刻勇气百倍、热血涌流,便马上行动,出去寻找程家柽。不过,他却不知何震早就有了厌倦革命,回国投降的想法。

    原来,革命党不断的搞起义、搞暗杀,满清的大员之中脑筋灵活的,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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