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开始络绎上路了，由东京出发南下横滨，将乘轮船直发上海。秋瑾等在横滨已等了好几天了，却坚决不坐日本人的轮船。去上海还有德国的航班，但德船少，四天一趟，大家就商量分批先行，宁等德船，决不乘坐日轮。同时给东京的同学捎话，请其缓来横滨。
陈天华的灵柩此时也运到了横滨。第一批回国的秋瑾、刘道一、姚宏业、蔡绍南等就护送陈天华之灵先行启程。陈天华的灵柩到上海后，转船沿长江直上湖北，然后入洞庭湖，溯湘江运抵长沙，秋瑾、刘道一全程护送，一直随船到了长沙城的小西门码头。
长沙城各学堂的学生一万多人全部身穿白衣白裤，整队在码头接灵，工商各界及市民也手持白花，倾城而出，前来送葬。灵柩在小西门接受祭奠后，横渡湘江，往岳麓山安葬。送葬队伍乘坐的小船千余艘，也一齐渡江前往。送葬人群涌上岳麓山，白衣与白花汇成一片，远远看来，仿佛一片白雾。哀歌婉转，隔江传来，缓缓飘落长沙城中。
第四十章 争辩声声里，芸花悠忽灿漫
集体归国的浪潮涌起，如火如荼，一批一批的留日学生离日回到了上海。这时忽在东京产生了一个以劝告留学生留日上课为宗旨的组织，叫“维持留学界同志会”，由江庸、汪精卫、许寿棠等人发起，被主张归国的学生称作复课派。归国派于是和复课派大起争论，口诛笔伐，互相拆台攻击。
两派都认为自己有理，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贴海报，搞演讲，各搞各的，若不幸遇到了一起，就发生口角争执，但归国派究竟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常常撕掉复课派的海报，使复课派的宣传难以顺利开展。
但国内却传来消息，说清廷已查明留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因而准备在上海动手，大肆逮捕归国学生。归国派的人如宋教仁胡瑛等立时气势受挫，这时孙文忽从美国写了信来，担心学生中的党人回国惨遭毒手，因而反对归国。宋教仁胡瑛等无奈服从孙文的意见，不再坚持归国。复课派的汪精卫等于是占了上风，便频繁的召集学生集会，呼吁复课。
此刻已回到上海的两千多学生却穷愁冻饿于上海街头，欲哭无泪。商会早先答应出资另办学校，这时候扯皮推诿，资金难以落实，学校办不起来，清廷又视归国的学生为捣乱分子，不予理睬，连普通民众也将学生们看作危险人物，敬而远之。有些客店的老板竟因怕惹麻烦而拒绝学生住店。快要过阴历年了，学生们害怕遭家人斥骂，虽然忍冻受饿，可大家不敢回家。
正是隆冬时候，风寒雨冷，身困心疲，学生们凄苦万状，踯躅于上海滩上。曾极力鼓动学生归国的湖南人姚宏业等奔走各方，筹建新校，秋瑾、蔡元培等人也积极为学校筹措资金，最后终于在北四川路租房办起了一所“中国公学”，但此时有许多学生已重返日本了，公学只招收了三百余名学生入读，开学不到十天，却有五十多名学生退学，并登报对公学大加诋毁，接着公学经费告竭，姚宏业出外募捐，却处处碰壁，无人理睬，姚宏业失望之余，仰天大叫说：“我以死来感动国人吧，但愿我死之后，公学能摆脱困境，我生既于事无补，我死也就不足为惜！”
于是大哭一场，投黄浦江而死。
秋瑾这时得朋友徐自华的帮助，在上海租屋办起了一张“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刘道一在葬了陈天华后，就留在了湖南，欲联系会党人物暴力覆满。
在日本，由于中国留学生的罢课及回国，许多学校萧条了下来，盛极一时的宏文书院也不得不关闭了好几个分校，各学校着急下，纷纷好言劝说中国留学生复课，日文部省也同中国公使馆一起出面调停，对中国学生做出许多让步，表示暂缓执行规则，学生们此刻别无选择，只好逐渐开始复课。
杨度将熊希龄请他写的四个宪政材料分了两个给梁启超写，说：“朝廷动真格的要立宪了，万千之喜呀！”
梁启超也兴奋异常，说：“如此我国就有希望了，我等当大力为之鼓吹。”高兴之下，梁启超就在《清议报》上写文章大肆宣传介绍立宪的好处，批判革命，到了零六年的五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开始连载其最为著名的文章“开明专制论”，说要救中国，必须实行开明的专制，若搞共和制，以中国人的素质程度，必将引起大乱与军阀混战。这篇长文广征博引，反复论证，最后说革命之后的共和制度，只能导致革命之后接着革命，流血之后接着流血，革命不止、流血不止，国无宁日。
学生们此时早已全部复课了。梁启超的文章一出，立刻在学生们中间引起轰动。赞成的反对的自然都有，但此文文笔优美、感情色彩也浓，的确感染了不少学生。
此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已办起来了，由张继任总编辑兼总发行。孙文黄兴也从外面筹款回来了。孙文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民生、民权的主张。
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同盟会中擅长理论的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马君武等人大怒，说：“这是保皇派对我革命派的宣战书，须得立刻予以痛击！”
请之于孙、黄，孙、黄说：“不驳倒梁启超的立论，留学生及海外华人将视革命为洪水猛兽，诸君可将梁启超的观点逐条批驳，以明人心，为革命鼓劲。”
胡汉民、汪精卫等踊跃而起，相聚于《民报社》，相商说：“何物梁启超，傲慢如此，屡屡在《新民丛报》上诽谤革命，我等且先将其观点理出次序，逐条逐款，一一驳倒。”
第二天出版的《民报》专门出了号外，摆出了大论战的阵势，并列出了论战提纲，向《新民丛报》叫阵：
一。 《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 《民报》希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希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三。 《民报》认为政府恶劣，故希望国民革命，推翻政府；《新民丛报》认为国民顽劣，故希望政府实行专制，逐渐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四。 《民报》主张国民以民权立宪，因此鼓吹教育与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却不知如何方付其希望
五。 《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 《民报》认为从颠覆专制而言为政治革命，从驱除异族而言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认为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不能相容
七。 《民报》认为政治革命必须实行；《新民丛报》认为政治革命只需要求八。 《民报》认为革命专注实力，不去要求；《新民丛报》认为要求不遂时，可继之惩警
九。 《新民丛报》认为惩警之法在于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认为不纳租税与暗杀只是革命之一端，革命须有全盘的事业
十。 《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则认为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是
十一。 《民报》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新民丛报》认为革命的结果只会得到专制
十二。 《民报》鉴于世界前途，认为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所以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山东乞丐流民的工具洋洋洒洒，总共列了十二条，宣称将逐条辩驳，以理服人，请留学生与华人凭心公决对错。此后，《民报》上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出来了，以“天赋人权”为武器，说：“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共和制度便植根于国民的这种天性，而专制制度则以一人而临万人之上，凌辱人的平等，剥夺人的自由，所以这种制度必须推翻！”
梁启超见革命党公然向自己叫阵了，怒气冲冲，召集在东京的同门布置与革命党的论战。
众同门说：“党人新结成了同盟会，宋教仁，胡汉民等皆是才子，我们却如何迎战？”
梁启超夷然不惧，说：“革命党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以革命之说而蛊惑人心、祸乱中华，我要与其死战，有他无我，有我无他！”
于是写文章回应革命派，说：“国民长期处于专制之下，只知各营其私，不懂团体利益，哪有资格做共和国的公民，以这样素质的国民而大举革命，只会形成群盗满山，磨牙吮血的乱局，举国无一人能聊其生。”口气咄咄逼人，充满挑战性。
《民报》立刻反击，撰文称：“不革命，不能打倒专制，则国民永远无法提高素质，便要永远受专制的奴役之苦。但革命可以激发、挖掘国民平等、博爱的天性，使国民去专制之苦，享自由之乐，又以宪法规定其权利义务，则国民爱国爱家，共和制度从而安如磐石。”
梁启超马上对此加以嘲笑，撰文称：“革命以暴力为手段，战事一起，血流成河，战争之时为取胜，无所不用其极，平等博爱之说又从何而培养？且内乱一起，迁延时日，曝尸荒野，若引得列强出兵干涉，则国家必亡，是以革命万不可行！”
《民报》针对梁启超的嘲笑，由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分别撰文予以还击，他们列举了中国历朝更替的史事，说历史上颠覆政府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但群雄并起推翻政府之后，却为谁当皇帝而大肆争夺，帝位之争才是导致战乱绵延不绝的原因。《民报》说：“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共和制度，革命家之间不用为帝位而相互争夺，因此内乱不会发生，更不会出现血流成河的惨状而招致列强干涉。”
梁启超在大战革命党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最正规正当的救国办法，便是“请愿立宪”，说和平请愿，敦促朝廷立宪目前可行且容易见效，但是请愿所提条件，必须是朝廷能够接受也能够做到的，不然，就是在向朝廷宣战，那样只会导致上下难以沟通，引起动乱，为革命党的革命提供借口。
《民报》一方的革命党人大怒，马上对梁启超的话加以驳斥，说：“靠请愿便能让极端腐败的朝廷清醒起来？皇帝是靠世袭继位的，即使不辩黍麦，也不失九五之尊，而所谓的大臣，以蝇营狗苟方得以做官，不把廉耻丧尽，怎可以将官做大？所以，今日的政府，乃是人民的公敌，靠他们良心发现，从而满足人民的愿望，那只能是与虎谋皮，痴心妄想！”
双方的论战开始只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展开，可是遂着论辩的深入，海外其他地方的革命派、保皇派报纸也加入了进来，为自己一方的观点辩护助威，而海外凡有华人聚居之处，全都密切关注着双方的辩驳情况，同时心中激荡徘徊，矛盾着，犹豫着，思索着。
双方论战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多了，民族问题、土地问题、政府与国民的关系问题、国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不同观点的辩驳，搅得许多有识之士及留学生们不得不思索、讨论。民族与国家、权利与义务等许多概念开始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此时康有为正在欧洲各国游历，考察各国政治文化制度，探求中国强盛之道。梁启超的许多同门师弟在论战中渐渐气馁，梁启超独撑大局，死不退让，与革命派死战苦战，这样坚持了一段落，逐渐心力俱疲。
革命派一方的胡汉民、汪精卫却是生龙活虎、越战越勇，宋教仁、张继、冯自由，马君武等人的文章也是有理有据，犀利无比，梁启超虽称博学骁勇此刻也渐渐露出颓势，留日的学生此刻明显倾向于革命党一方了，加入同盟会者络绎不绝。胡汉民就宣称说：“梁启超享大名虽久，但我只与汪精卫联手而战，便可使其理屈词穷，败下阵来。”
这时候杨度忽然加入论战，为梁启超助威，形势骤然一变。杨度的学识文章几可与梁启超并肩，前一段便埋头寓所，呕心沥血撰写“金铁主义说”，如今文成，洋洋十四文字，大气磅礴。杨度振衣而起，大笑说道：“我今文成，字字千金，胡汉民汪精卫之辈靠些小聪明，能驳倒我这精深严谨的巨构吗！”于是在自己主编的《中国新报》上连载此文，一时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人中又掀起一股狂澜。
“金铁主义说”宏论滔滔，高屋建瓴，系统地论述中国君主立宪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几乎就可以看作是立宪派的政治纲领，杨度的文才又好，理论又高，从世界大势说到中国的实际，从历史因缘说到国人的思想变化，又以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来分析中国受制于列强的原因，然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最急需的是发展工商各业与军事实力，即所谓金铁，金铁既盛，便可与列强争一日之短长，又从国民素质的现状、从论说满人为中国民族之一等多方面证明革命之不可行、不必行，说以反满为号召的革命必将导致中国五大民族相互排斥，全体瓦解，使得俄罗斯的国旗飘扬于长城之下。
杨度的长文说理透彻，推论严谨，文章一出，保皇派方面人气突然又旺了起来，革命派立感压力骤增，胡汉民、汪精卫、马君武等人忙咬牙写文章还击。杨度的文章传入国内，张之洞、袁世凯见了，极是赏识，呼为“才子”，准备找机会向朝廷推荐。这时候，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却走完了美欧九国，意气洋洋的回国了。
五大臣抵京，将杨度、梁启超写好的考察报告呈给慈禧，报告中自然对各国的立宪情况说得头头是道，对立宪可促使大清自立自强也给于了充分的论证。接着，五大臣中的镇国公载泽向慈禧上密折奏道：立宪有三大好处，一皇图永固，二外患渐轻，三内乱可弥。慈禧于是召各王公大臣与储秀宫会商立宪之士，将北洋大臣袁世凯也特地从天津找来参加会议。
慈禧端坐于宝椅之内，光绪垂首坐于慈禧之侧，众臣跪于宫中地下。先由载泽、端方介绍考察列国的情况。两人就分别叙述在东西洋各国的所见所闻，极言立宪的好处。慈禧听着，不动声色，却叫众臣各抒己见。
庆亲王奕劻这时得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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