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
新望：序（1）
吴敬琏先生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其实，大大小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1990年前后的“第二次大争论”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及“能否追问财富原罪”、“私产保护可否入宪”、“私营企业主可否入党”等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牟其中、厉有为、李海仓都曾经是各个时期内备受关注的人物。马国川在这本书的开头说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大幕早已拉开，争论从未间断。只能说，“科龙事件”的极端例子把国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从而把改革争论推向了大众，推向了网络，使得这场爆发已久的争论最终“落地”了。
从这个意义上，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叫“第三次大争论”也可以成立。
第三次大争论与第二次、第一次大争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电脑网络的参与。在网络上，任何人的发言权都是平等的，语言也更加感性。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必须看到，有的网络言论（尤其BBS）很像30多年前的大字报：理性让位于情绪，谩骂代替了逻辑，权威们成了造反的对象。
在争论的后期，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语言和一些似曾相识的做派，毫无疑问，有人明显想开倒车。由问题而主义，我们终究还是感觉到了这场争论关乎大是大非，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郎咸平不过是一个“中介”，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力量。
马国川是一个年轻记者，他有年轻人的大胆和敏感，有新闻视角和大众视角，我承认，他这本书写得很热闹、很好看，他也非常勤奋刻苦。我和他所供职的杂志，人手少，本职工作本来就满负荷。他担任主持人的两个时政评论栏目“观象台”和“左看右看”，难度大、要求高，但他能愉快胜任并不时得到专家好评，成为杂志的品牌栏目。而“第三次大争论”毕竟是一个政治题材，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写政治题材就要有政治深度和政治历练，甚至要有担当政治责任的勇气。这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无疑具有挑战性。同时，这也是一个理论题材。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能看出些门道来要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真功夫。我的老师施正一先生是一位老经济学家，他主张，认识和判断经济问题要学会区分假象、表象、现象、真相，能找到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还能从现象上升到抽象。写这本书，把握好理论思维的火候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马国川意识到了这些，并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当我看到他几个月以来加班加点写到脸色发绿的时候，我都不忍心让他继续修改下去了。好在还有更多的专家为他指点把关。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吸收了众多专家意见后的第11稿了。尽管还会有遗憾，但可以相信，全书的客观性不会有大的问题。
这场争论中，我也说过几句话，不成系统。我同意“反思改革”的说法，也认为有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理论就是在争论中得到发展。而且，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时期，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期。有问题就应该讨论，有失误就应当矫正，有正当的利益就应当让人表达，而且，即使有不同偏好也应当允许人们有不同的选择机会。
但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能不能达成共识呢？争论各方的主张能不能达成一种和谐呢？理论落后于实践，但改革开放已近30年，理论思维的猫头鹰也该起飞了。教训也罢，经验也罢，我们总该总结出一些珍贵的结论。我梳理了一下，这场争论所围绕的主要问题有六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改革？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初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这就是改革合法性的来源。大家恐怕都承认现在的体制不完善，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改不行，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这是可以有共识的。
第二，对以往改革的总体评价究竟怎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当然这里也可能夹杂着价值判断。但如果说各人的感受和偏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拿数据说话，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如何？相信会有一个结论。
第三，既往改革中有哪些失误？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误。这可以理解。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改得太快或改得太慢，也可能是政策设计不完善，或是政策出台的时机没有把握好，还有可能是政策在执行中走形变样。对失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需要“由主义而问题”，有争论，但不该有大的争论。
新望：序（2）
第四，继续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一些人认为当前缺乏推动改革的良性动力，或者改革过程已经被“精英们”给败坏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重建规则。或者建立中立和超然的机构，或者打开公民维权的通道，开展社会参与式改革。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共同探讨的问题。
第五，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错了？这些年，指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是科学发展观，一句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在与时俱进，怎么会错了呢？至于一些人说的经济学中“西方的东西太多”，这纯粹是一个高校内部的课程改革问题，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指导思想的高度。
第六，今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大家是不是都认可？其中，对“市场经济”大家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关键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那么能不能照本宣科呢？能不能走回头路呢？
以上问题，有的需要在争论中发展，譬如改革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争论是有益处的。还有些问题尽管仍然可以争论，但争下去实在没有意义了。“第三次大争论”之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与人们对待争论的极端态度有关。有些人对改革怀有神圣感，听见有人反思改革就难以接受；另一些人对改革的指责上纲上线，甚至动辄“清理队伍”；还有的人一会儿把社会矛盾说得很吓人，一会儿又要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的领导，这纯粹就是在“捣糨糊”了。
中国改革：一江春水，潜流暗涌
200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在这些建议中，最受瞩目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多数人支持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但是也有人反对修宪。少部分人对私产入宪存有疑虑，他们觉得很多富人的财产来源有问题、有原罪，如果保护起来，恐怕会有副作用。更激烈地反对修宪者的某些极端言论已经超出了正常争论的范围。比如，他们把修宪呼吁斥之为“最反动”的主张，并声称要发动一个“护法运动”，理由是：“我们已经拥有一部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像中国仍然保有的伟大社会主义宪法的国家，已经近于绝迹。”所以要誓死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他们打出社会公正旗帜，一味高唱大众化的“经济民主”，具有强烈的煽动底层革命的民粹主义倾向。
但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当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有中国首富之称的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在手机中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在2005年元旦后出版的第一期刊物中，刊登了重头文章《2004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年》。文章说，“观察2004年，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试验一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拉美，也迥异于西方；既在摆脱前苏联影响，也要在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做出超越。因此，如同1978年、1992年和1997年，2004年对于决定中国走向，是关键的一年”。
2004年1月26日，由中国改革杂志和中国体改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4年经济社会形势座谈会”。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问大家：“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他的回答是：“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安志文脱口而出的这番话，让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
2004年7月7日，56岁的杨小凯英年早逝。这位华裔经济学家的一生坎坷而传奇：“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入狱整整10年，改革开放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最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位站在全世界华人经济学家金字塔顶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者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体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寄托哀思。两年前，杨小凯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由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激烈的论争。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深入思考，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冲击，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十几年内便能积累数亿元的财富，这在世界资本史上都不多见。”
7月30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病逝。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石破天惊。后来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董辅礽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逝世前三个月，重病中的董辅礽写下了论述修养操行的封笔文章《守身为大》，“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能否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守身为大’。”
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属第一代；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等属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青年经济学者则是第四代。他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第一代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经济；第二代建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数众多，他们参与改革发展的具体设计和运作，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家决策，一些学者已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在国际学界也很有影响，正以研究成果不断校正着中国经济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决策者岗位，实践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