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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我独善其身40多年了，已经够了！”郎咸平发出由衷的笑声。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人重视，做事情要有舞台，我在做研究，可是我没有舞台”。来到大陆后，“我在2000年默默无闻，我有一次去西安，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企业的副老总搞一个研讨会，我去了，当时没有人认识我，我对他们公司提了很多批评，当时他们很生气，对电视台有关我批评的片子都说，剪掉，理都不理我。可是2004年2月的时候，我去给青岛政府部门上课，又碰到他，他已经成了总裁了，而且我肯定了他这几年的做法，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我。这几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他自诩，“现在我已经做了‘教父’了”。
郎咸平不满地说：“现在骂我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批判我不懂国情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他自认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可能不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非常努力，我一直在学习。我还经常给学生讲课，讲中共党史呢。欧洲没有持股会，我是在美国受教育长大的孩子，美国也没有持股会，可是我知道海尔有持股会。我还知道中国还能调整会计科目呢。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国内地长大的人才了解中国呢？其实也未必啊！还有句话叫旁观者清呢。”
他说他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一种倒退，一些人在利用“国退民进”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在他眼里，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他告诫人们，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也没有那么神奇。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的，是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留在市场，国有股留在市场，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
郎咸平认为：“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3）
他坚定地说：“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郎咸平承认，行内人士基本上是反对他的人多，“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地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与郎咸平面对面交锋的张文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2001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公司金融和国企改革。在郎咸平接受《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专访的三天后，张文魁接受了《国际金融报》的采访，张文魁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与郎咸平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他认为郎在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效率很高等方面的观点“其逻辑是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逻辑的，数据是零碎的。而且，郎教授的这些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譬如，郎咸平认为国企效率高，同时又认为国企搞得好是因为国家政策和贷款的‘无限支持’；郎主张‘大政府主义’，也主张政府要继续扶持国企，又说政府要退出市场。郎教授说他要以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为己任，又说要以保护国资为己任，殊不知这两者在很大程度是矛盾的，不知道他以后要偏向哪一边。其实，对于中国国企效率、国企改革问题，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研究机构、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等，都有许多的研究成果，数据非常充实，逻辑非常严密，翻阅历年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物就知道了。郎教授可能过分注重公司财务方面的文献阅读，而这方面的文献阅读量可能很不够。”
张文魁否认经过争论他与郎咸平“达成了基本共识，只有一些技术性细节方面的分歧”的说法，而是认为，“经过那次正面交锋，我更加觉得我与他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回忆说：“在作总结性回应时，我当着郎教授和所有与会者的面说：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他说，许多人都以为郎教授只是抨击国资流失、反对国企改革中对国资的侵吞，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在张文魁看来，要害在于“郎咸平要停止国企产权改革。以郎教授停止产权改革的办法来防止产权改革的阴暗面，其实会使民众受到的损害更大”。
张文魁强调，对于改革带来的痛苦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无论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于阴暗面，不能以停止改革的方法来克服，而是要以规范改革、配套改革的方法来克服。
回应媒体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1）
吴敬琏
在上海浦东新区，有一座由世界顶尖的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等学府校园。整个建筑以庭院风光为特色，融艺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这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其优美的校园在全球商学院中堪称最美丽、最具特色的校园之一，它也是中国唯一由世界顶尖的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等学府校园。该学院是一所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非赢利性中外合作高等学府。学院成立于1994年11月，作为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先驱，学院最早在中国大陆开设全英语教学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Executive Education）。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课程及学位获得了国际工商教育权威认证系统EQUIS的认证，并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正式认可。自2001年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连续跻身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100强排名，亚洲前3名，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所获得世界排名的商学院。学院双方的办学单位包括拥有百年历史的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上海交通大学拥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该校的校友。上海交大与国内企业界有着广泛而又悠久的联系。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是欧洲管理发展信息、国际网络与国际合作的论坛，同时也是欧洲管理教育与管理发展领域最大的专业协会。其400多个成员遍及40个国家，包括欧洲各主要商学院与管理中心，以及许多领先的公司与咨询机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成功是见证中国与欧盟全面合作的里程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教育领域的标志性示范窗口。2003年10月13日《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提出要“办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培养更多高级管理人才”。
国内许多企业家以能够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荣，因为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就包括因坚持市场经济而被人送雅号“吴市场”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自学院创办以来，吴教授一直担任中欧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从1996年起就一直执教于中欧。吴教授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公布“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上赫然在列的吴敬琏，此时正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职教授，在深圳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吴敬琏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意料之中的“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引来了吴敬琏的长篇回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同）：如何看待“郎顾之争”？
吴敬琏：最近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我不太理解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就曾经提到过德隆的问题，最近又提出了科龙的问题，他说科龙在整个转制过程中，出现了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无法作出回答，也无法判断郎咸平教授的意见究竟对不对。而科龙的顾先生已经在香港的法院提出诉讼，我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门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记者：郎咸平教授还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
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我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中纪委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上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其中就提出，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三种情况：一是寻租，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二是利用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监管的不严格等等，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变动、产权结构变动过程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
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记者：那你认为国企转制中的腐败情况有多严重？如何看待参与转制改革的民营企业？
吴敬琏：刚才还有人说，这是郎咸平教授跟企业界发生的争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难道整个企业界都是盗窃公共财产的吗？恐怕不能这样说，有些人就喜欢把个人行为变成集团行为。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
记者：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的表现？
吴敬琏：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经济学家整体失语》。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啊，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研究来独立地作出结论。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集体，所以也没有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啊。经济学家没有这个责任，说所有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来开个会，表决作出集体意见。如果这样就没意思了，就好像投票似的，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还是要有分析，要引导人们去分析。
当然，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是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公民，都应该发表意见。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还说拷问经济学家的良知，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
回应媒体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2）
记者：郎咸平教授昨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前他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
吴敬琏：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邀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郎咸平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不会这样，也许是我们的传媒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吸引眼球一些吧。
记者：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吴敬琏：郎咸平不是这个公司的雇员，他不会与公司的利益出现冲突啊。学者按照他独立的研究发表意见，他不会服从哪个公司的利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但是公司他也有权起诉，如果他认为你是诽谤的话。
有学者评论认为，吴敬琏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颇有长者之风。
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无数股民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因为无数股民本身就是网民，因此在网民中吴敬琏享有盛誉。吴敬琏曾经这样叙述中国股市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2月30日，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嘉宾，在回答主持人和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