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前我在工厂做过8年的工人，还插过队，还失业2年”。1984年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曾担任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杨帆一直以这段经历为骄傲，认为自己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后来他这样对媒体回忆，“我在天津开发区、广州开发区和蛇口工作，搞过民主竞选，搞过实践，是拼过血肉的。我不反对他们立话语霸权，但我在改革开放中是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靠书本，而是靠实践走出来的。我当时是放弃了三个北京户口，全家调进天津塘沽开发区，当经济研究所所长，干了5年，和北大的张炜一起，在塘沽找了间破房子，我们搞民主竞选，章程就是学的西方的上下议院。后来搞引进外资，政府职能转换，那是我们最早搞起来的。我是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当时我要发财可以去深圳，要出国留在北京财贸所，但我一没出国二没发财，留在开发区搞实践。我是做过牺牲的，没有捞到任何好处。血肉是比文字更扎实的，没有拼过血肉，一定长不了，这是我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这么考虑问题，和投机取巧的暴发户不一样”。
在大学期间专攻国际金融的杨帆1989—1993年任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进出口副处长，后在深圳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工作过几个月，对于“两币流通”进行了研究；在天津开发区任研究所所长期间，对于外资企业的考察和工作经验奠定了他的研究的微观基础。90年代他回到北京，在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管理外贸价格，几次调整人民币汇率他都参加了算账。1994年当郎咸平就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的时候，杨帆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1995年跟随经济学家张曙光读在职博士，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每次去外面演讲，杨帆都拿出行李手推车和旅行包，装上满满一旅行包的书。杨帆说，他每次去演讲时都卖书，但他绝不会硬塞给听演讲的人，愿意就买。“我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我讲尊严而不在乎面子”，杨帆就这样拉着车放到演讲现场去卖。他平时都是自己扛着过天桥，自嘲“我是经济学家中间最刻苦的一个。”他自幼就患小儿麻痹症，右臂不能抬起，连累颈椎弯曲疼痛。杨帆嘲笑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吃老本”，自己又非常自信：“平均一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所以，数量超过于光远是全国第一。我最大的特点是非常专，又非常广，会算账又有灵感，敢预测，而且多数准确。应该说，这经验来自实践和易经，而西方数学模型只能总结历史，却难以预测未来”。
在杨帆反问记者的背后是一段公案。就在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剑指顾雏军的数月前，已经调入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商学院教授的杨帆在网易商业频道上发表了名为《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文章。2003年7月25日，这篇文章曾经全文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派经济学通讯》第2期（总第6期）上。在这篇近6000字的文章里，杨帆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国内学术界树立起了话语霸权，他所指称“新自由主义，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最残暴的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他指名道姓地称某些经济学家有“亲美倾向，不同情人民群众”，激烈地批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在高教领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统治，重用“海归”，甚至要打破本土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饭碗。
杨帆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学术界强调规范性，与国际接轨，年轻化，全面引进外国学科，通过破格提拔，培养了一批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且给他们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过放宽对经济学的控制，导致了经济学思维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控制。对传媒的行政控制和传媒自身的商业化炒作相配合，进一步以经济思维控制了社会舆论和思想。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了形成利益集团，也追捧一批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在官方政策鼓励下，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
杨帆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归纳为以下五点：
1。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
2。进一步对国际霸权妥协，以强制办法在国内推行接轨。
3。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
4。反对进行民主改革，主张以强权保障资本自由，把中国推向拉美道路。
5。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鼓吹无政府主义。
杨帆认为，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中国一批被新自由主义排斥的中青年学者”形成了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派”（在杨帆修改后的同一文章中，他又把“非主流经济学派”称为“社会学派”。说该学派类似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 和“制度学派”，与国际经济学的“中左翼”接轨）。他说，“我在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张祥平、刘力群、顾海兵、左大培、温铁军等人。2000年为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垄断和对不同观点的封锁，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意识贬低和妖魔化，我组织了20多次思想讨论会，并整理了14次讨论记录，在网上发表”。在杨帆列举的“非主流经济学派”中，有卢周来、左大培、韩德强、高粱（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之子）、李大光、陆建华、张祥平、荆林波等。
杨帆的抱怨（2）
在《海派经济学通讯》第2期（总第6期）的文章中，杨帆曾这样表述“非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我们人单势孤，没有任何资源可供利用。经济学非主流反对任何话语霸权，反对以规范化扼杀独立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以实践衡量一切，主张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而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是最起码的准则。我们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反对片面模仿西方知识分子的职业化技术化，反对中国经济学家片面为利益集团服务。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续同时承担科学和道德信仰双重职能，成为中国社会良心的代表。我们反对接受西方定义的全球化，没有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允许中国人向国外自由流动，只是资本的自由，没有人的自由。全球化不仅不能够解决中国大多数人基本生存，而且加剧所有社会矛盾。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应制定独立的国家战略。我们认为改革需要中国大多数人民支持，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失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资力量提高中国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体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却只能来自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绝对不可以抛弃国家的信誉，不承担历史责任，在丧失人民支持的时候，转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绝对不可以美国标准强加于中国，即使某项‘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虑保护中国人民和企业的现实利益，防止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势力勾结，趁机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影响政治决策。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人鼓吹强者哲学，与强势集团勾结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为弱势群体讲话，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全体中国人，包括面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资本，包括面对国际霸权的国防事业。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我们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对于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规律，自由化，全球化’为标榜推行全球战略应提高警惕。中国应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起步，带动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提前化解危机因素，以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人把杨帆称做是“新左派”的头儿。但是杨帆不承认，“我不仅不是头儿，而且不是左派。‘新左派’是新自由主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帽子，我才不戴呢。我叫‘非主流’，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但是杨帆不否认自己是“非主流”的领袖。
《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一文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虽然杨帆在接受《商界名家》记者采访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我的资格很老了，大家都知道我。而且其实我很廉价啊，一万六千就能买我的嘴啊。”非赢利学术机构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对此事评论说：“我认为，没有人封杀杨帆。他是自由的，论坛也是自由的。市场就是自由的。比如我的论坛，他可以来参加啊。”
虽然网易商业频道在推出杨帆的文章时，冠以大标题“中国经济学家打起来了——杨帆炮轰张维迎、樊纲”，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打”起来，张维迎、樊纲并没有反击，于是媒体期望中的一场“战争”没有爆发，传媒的报道很快就凉了下去。杨帆抱怨“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那么他会“声援”郎咸平吗？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1）
张维迎
杨帆在抱怨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郎咸平做出了正式的回应——后来张维迎被视为与郎咸平对阵的领军人物，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维迎是与郎咸平、杨帆属于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小郎咸平2岁，小杨帆8岁。与郎咸平出身军官家庭、杨帆出身学者家庭不同，张维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来的孩子”。他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吴堡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吴堡是陕甘宁边区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东大门。作为革命老区，吴堡至今仍然是国定贫困县。在今天吴堡县的政府网站上列举的名人中，最有名的除了以《创业史》著称的柳青外，就是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
按张维迎自己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与郎咸平不同的是，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高中毕业时，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利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动他报名参加，可当时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你可以考文科么！”张维迎托县里的同学邮来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18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
大学毕业后，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他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西部经济学派”，张曙光、魏杰、张维迎、刘世锦、邹东涛、张军扩、张杰、胡怀邦等各个时期的经济学研究领军人物都出自这一学派。何炼成教授就是该学派的旗帜。
1982年，张维迎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学术视野大大提升，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批判对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的时期，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1997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功到自然成——记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这样描述张维迎——
1984年初，他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分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有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张维迎在文章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