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贡献”。
他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总结为四种组合：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价值。第二种是君子，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只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会获得价值。第一种是圣人贤能。第三种是坏人，是小人，干的事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还破坏社会的价值，第四类是傻子，干的事既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对个人没有价值。我们的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事，主要是第二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
张维迎把涉及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归为三大类：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他认为商业环境是比原来更好了，不好的一面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很多技术是模仿过来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整合，跨国公司就开始跟我们竞争了”。政治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因为“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氛围，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做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整个中国改革，甚至到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他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10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地提高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作贡献，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在你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使社会在你的舆论中得到价值。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想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的良知、责任心，包括你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越要谨慎，邓小平说话很少，因为他的影响很大，稍微说一些话可能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这个是他不愿意的，所以他尽量少说话。所以学者也要尽量说话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您的演讲是在回应郎咸平吗？为什么您没有点名？”记者向刚走下演讲台的张维迎问道。
“这还需要点名吗？”他坦率地回答。
“也许我会被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非常满意了。”作为公开回应郎咸平的第一位著名学者，张维迎演讲前就预料会招来大量网民的反对。有心人随后浏览了网易和新浪等网站，发现支持郎咸平的网友占绝大多数。网络之外，沉默的经济学界已经爆发了论战。有意思的是，张维迎几乎和郎咸平同时向对方发招，在3个小时之内。
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1）
张文魁
抱怨归抱怨，但是当记者们一再解释以后，杨帆“觉得应该出面支持”。原因之一就是“据许多记者反映，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态度实在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者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等等”，杨帆说，“这就引起了我的愤怒”。
杨帆后来的回忆是这样说的：“于是，我与两个年轻人策划，由邵振伟（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的学者）联系郎咸平，他欣然接受，地点安排在搜狐网，因为郎咸平是他们的顾问。正巧那几天《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找我采访，这个消息就在8月24日上了他们网站。 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也受到压力，在27号晚上表示不做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乌有之乡’网站的范景刚联合主办。”“乌有之乡”是一家民间网站，杨帆、韩德强等人的文章经常在上面发表。
“为防止会议当天再出意外，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 如果实在找不到开会地点，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重大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居然还要准备受这样的打压，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等待‘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封杀这个会，但是居然没有，这也是天意，我至今认为这不是失控，而是‘上边’有意放了一下，马上酿成网络上全体人民声讨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强大浪潮， 400多学者参加了辩论。这样的气氛有利于9月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
《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很快就把消息披露出来——
郎咸平可能不会再“孤军奋战”了。国内多名经济学家计划8月28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集体回应郎咸平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案例分析及观点。 郎咸平驻北京的秘书张琳女士说，这次讨论会的主办方是媒体，目前还在积极筹办中。张琳表示，虽然到今天研讨会的地址还没有最终确定，但郎咸平届时会到达北京。杨帆透露，他很早就想与郎咸平进行对话。这次研讨会，他计划与郎咸平做面对面的交流。以杨帆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对国内外经济现象发表与主流声音不同的看法。
记者获悉，有关本次研讨会暂定名为“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草案）”。主要设置的议题包括：1、“和平崛起”视野下的国有经济发展；2、大国战略与国有资产重组；3、资本运营与国企改革；4、企业文化与国企治理；5、国有资产流失的忧思；6、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7、经济安全和国有经济布局。
显然，对于郎咸平观点及其本人的争论，继在网络上获得巨大反响之后，在经济学界也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
——2004年8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2004年8月28日，各路财经记者齐聚北京光华长安大厦，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15层搜狐演播厅人满为患。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主席台背后挂着一串红字条幅——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记者尚未坐稳，门口便传来一阵喧哗，一位学者激动地说：“谁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我从来没有失语！国有资产流失，6年前我就说过了……”回头一看，那个对全场大声疾呼的瘦削身影正是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左大培。下午2点整，郎咸平准时到场。而一些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儿早已恭候多时。他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的张文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
在众人关注的眼光中，郎咸平第一个发言。他首先披露了“我个人参加这个会议以前我要求主办方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需要请中国的各个门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骂我的经济学家。如果只是某一派，我不愿意来这里，当成一个发泄的场所，这并不好。主办单位在我要求之下，邀请了主要的经济学家来到会场，但是很遗憾，今天我所谈论的题目，该参加的人员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参加。”接着他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名单：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
然后，郎咸平称他此来的目的就是“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说：“我演讲的时候是非常有激情的，在今天这个如此严肃的场合，我希望用稳健、四平八稳的腔调只谈理论，我希望一改经济学界喜欢无限上纲、挖墙脚的作风。今天我可以做到一点。”让有些人稍感意外的是，郎咸平直言不讳，“我所谈的话全部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今天与会人士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到场了，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我尊重他们，但是和我的观点完全无关。我只对我个人的观点表示百分之百地负责任。我不希望这个会议到时候变成经济学界左派之争、右派之争，这是错误的”。
“我要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的提出是20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20年之后他们还在谈理念。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话，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意义。”郎咸平的主题演讲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尖锐犀利。
一场弥漫着火药味的争论在郎咸平教授侃侃而谈中拉开了帷幕。郎咸平的发言让许多记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们一边飞快地记录着，一边在想象报道刊登后一定会吸引社会的关注。更让记者感兴趣的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张文魁与郎咸平正面交锋。因为张文魁被视为第一个站出来回应郎咸平的主流经济学家。
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2）
8月19日晚，张文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毫无根据地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允许的”。最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张文魁提出两个问题，后来备受指责。一是他认为“我们的国企改制更需要通过一点‘好处’来取得管理层对改制的配合、来消除改制时的‘内部人抵触’，我把这个叫做‘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流失’了一杯酒，其实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们在这方面为什么就不能学学宋太祖赵匡胤呢”。二是他说“TCL、科龙我都去过，我带我的几位同事一起做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根本不是郎说的那么回事。中国好不容易有几个像样的企业，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家，他们有缺点，你可以发表批评性的评论，但不能通过这些‘爆炸性’的东西来引起轰动啊，这样的行为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根本就离开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了嘛，这根本就是滥用‘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吴敬琏为什么能得到尊敬？因为他讲事实、不编造，不懂的东西不乱说”。
张文魁的观点被认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产权改革的代表观点。因此张文魁和郎咸平的交锋被看做这次研讨会的热点。
郎咸平认为，这次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张文魁承认，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不少阴暗面，但是他强调 旧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新体制带来的弊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且正在被逐步克服，因此，我们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郎咸平反驳说，我记得很多学者最近在骂我，说郎教授你不懂，这是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我纳闷，为什么要出现问题？为什么把老百姓的财产拿来解决问题？
关于国资流失的问题两个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张文魁认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许多国有企业在账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资流失。其实，那几个亿的国资有可能许多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账，所以在改制时国资大量“缩水”是完全正常的。另外，改制时还要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资产都在这个过程被抵扣掉了。郎咸平认为，我们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国资委的，或者是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没有通过老百姓，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地转到资本家的手中，不管通过什么方法，ＭＢＯ也好，什么都好，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
对于ＭＢＯ两个人的观点也针锋相对。郎咸平说国有资产通过ＭＢＯ方法大量流向国企老总手上。国企老总和郎咸平和保姆没什么差别，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这个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我们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张文魁反驳说，西方职业经理人在尽“受托责任”时得到了应得的市场化薪酬，大企业ＣＥＯ几千万美元的年收入是寻常事。而中国国企的高管呢？不能与西方大企业的高管相比，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长期以来的确是计划经济下的薪酬、是平均主义原则下的薪酬。因此，在国企改制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贡献较大的国企高管给予优惠性的购股计划是合理的。
郎咸平反驳说，经营好了我给你分利润这没问题，但是股权给你这是不合理的，股权是国家的、股民的，像韦尔奇一样一年拿一两千万美元，但公司是股民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像通用电器一样，是国家给你的机会，国家给你机会做好是应该的，现在变成国企老总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这是多么荒谬。
第二天的媒体把张文魁先生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