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变成国企老总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这是多么荒谬。
第二天的媒体把张文魁先生此次与会称为“单刀赴会”。当时会场的气氛确实有些火药味。由于观点相左，左大培几次大声打断张文魁的讲话，会场气氛数次被推向高潮。
“他们说我‘左’，我这次就‘左’到底！”左大培显得格外激动，嗓音嘶哑，讲到动情处，竟无语凝噎。
韩德强在发言中认为，厉以宁把私有化视为搞好国有企业的不二法门，最后结果是搞死了国有企业。韩德强甚至断言“中国的改革比俄罗斯的改革好不到哪里去”，“新制度经济学教唆国有企业老总贪污腐败”。
杨帆的发言带有明显的“声援色彩”。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和“话语霸权”，就这次郎咸平遭遇的风波而言，“‘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他采取了联合封杀、贬低人格两种手段”。杨帆说：“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政府垄断，但不承认有私人垄断。他们自己就是私人垄断。经济学界垄断程度很高，一小部分著名经济学家通过主流传媒炒作，各种豪华论坛、年会、联谊会等等，排除异己，就可以掌握话语控制权。不信做实证研究，各种基金评委、企业顾问独立董事、主流刊物评委高度垄断集中，可能不超过30个人。这30个人很容易达成共识。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政府垄断，一方面制造私人垄断，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堕落。真正自由主义者绝对不可以容忍，它败坏的是自由主义名声。”
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郎咸平表示“今天很遗憾，今天讨论是针锋相对，一面倒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坦白讲对我负面的观点我非常希望听到。今天会议是全面性的发邀请函，但真正来的就这么几位。观点又出奇的一致。这不是事先安排，也不是集体行动。大家了解我的习惯，我从来不跟人联系，独来独往。我跟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关系都是不错的。我也经常收到邀请，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打压”。当有人问他“您今天得到在座新左派的呼应，您是否愿意加入新左派的阵营当中去”时， 郎咸平面有不悦：“我只是实证的财务学家，我是从资本主义到这里的实证财务学家。我探讨的数据你可以不同意，但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实证资料在后面支持。我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往这方面想问题，我个人也不希望如此被定位，我只是用数据说话的学者而已”。
有识者指出：这次会议成了争论大爆发的起点，非但没有缩小双方的分歧，而且将分歧撕裂成鲜明对立的阵营，演化成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双方互相攻击的言辞，都升级了。
接过了郎咸平话筒的赵晓没有参加会议，他委托别人在会上宣读了书面发言——《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他认为“郎咸平教授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相对不足。他的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贸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赵晓的书面发言稿中意有所指地说，“当公牛闯入瓷器店，许多人为牛的勇猛而喝彩，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最终是由社会来买单的”。从此有许多人在提到郎咸平都说他“好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1）
左大培
8月28日北京“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结束后不久，网上就出现了一封《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出版的《郎咸平旋风始末》一书中）。公开信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吴邦国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胡锦涛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公开信的末尾，写着公开信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德强（副研究员）。
下面明确地注明日期：2004年8月28日。
在公开信上署名的第一个人左大培今年52岁，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后相继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他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其中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作为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左大培也公开说“自己以‘左’为荣”。8月份以来，左大培的特立独行和“左”使他站在了郎咸平一边。
2004年的夏天，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所谓的“郎咸平事件”了。在经过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之后，《北京晨报》报道左大培发表书面声明《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这篇报道援引左大培的书面声明中的一句关键语：“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
其实，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经济学界搅起风波。1994年，朱镕基搞宏观经济调控，当时有一百名权威经济学家站出来，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宏观调控，包括萧灼基、厉以宁、董辅礽这些老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够热，宏观调控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左大培写了一篇题为《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月的一期上，反对这一批经济学家对于宏观调控的观点。左大培认为“这一百位教授在宏观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使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的……他们之所以在宏观问题上发言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
但是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左大培一直认为是经济学界有意对他“进行集体封杀”。到1994年3月份，围绕着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争论开始升温，《经济学消息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场争鸣的文章。到1994年的4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春季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左大培又和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对通胀问题展开了争论。最后，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这件事情随后才慢慢平复下来。
作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左大培就被人称为“左大棒”和“左琴科夫”。外号“左大棒”，是因为左大培喜欢和人辩论。左大培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早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参加游行、开会、写大字报、辩论。在与对立派的辩论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把一个大学生驳得哑口无言，那时我才15岁。他辩论不过我，气得只好威胁要揍我。还有一次开会，有个女同志要和我辩论，当时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就对她说，你不要和左大培辩，你辩不过他”。左大培宣称他自己就像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某个问题上让自己的思想“爆发”，并给对立面造成灭顶之灾。
左大培从一开始就研究的是最为主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现在左大培在社科院教授的课程依然是：西方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对此，左大培解释说：“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一位笔名叫“苏吴子弟”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排了一个顺序：从左到右排队的话，最左边的是左大培，其次是韩德强，这两位可以说是极左派，再向右是杨帆，郎咸平大约应该位于韩德强和杨帆之间，杨帆算是中间偏左派，秦晖应该算是中间派，所以秦晖的观点为双方所引用，中间偏右是张文魁、吴敬琏，再向右就是林毅夫，其次是张维迎，其次是厉以宁，极右者当属张五常无疑。而他对左大培的印象则是：看新浪网上的左大培的照片，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左大培高扬左派大旗，这也算是一个巧合了。左大培观点鲜明、语言犀利，作为左派的扛旗人物，也算是合适人选，就是占的位置有点太偏左了一点。
《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郎咸平教授的分析客观、公正，反映的问题涉及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和成败，关系到‘三个代表’的郑重承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我们认为，在郎咸平没有注意到的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拍卖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更加严重，更加明目张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批评这股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歪风，强烈批评那些将这股歪风美化成改革的观点，强烈批评鼓励、纵容甚至教唆国有企业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议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他们强烈要求：
1。立即调查郎咸平报告涉及的海尔集团职工持股会的人员组成、性质、资产来源，以及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责任；审计被格林柯尔收购的各国有企业的财务，调查各企业领导层是否有营私舞弊行为；审计TCL董事长李东生任职期间的财务。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2）
2。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对已经发生的管理层收购，必须重新组织资产评估小组，估价被收购企业的资产，补足差价。调查已发生的管理层收购过程，严厉查处收购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禁止任何人以明示或暗示与国资委的联系从事管理层收购的咨询业务。
3。在《人民日报》或其他重要报刊上设立专栏，公开调查结果，接受人民对调查过程的监督和评论。
4。现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人缺乏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能力，实际上把国资委变成了拍卖、赠送国有资产的委员会，应该辞职以谢天下。
5。召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听证会，邀请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进行公开辩论，并将辩论各方的观点刊登在重要报刊上。
6。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他们认为，在少数人的鼓吹下，股份化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思路不是搞好、搞活了国有企业，而是搞糟、搞死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领导人丧失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暗箱操作拍卖给了私人，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亦发生了企业领导人、主管机关和民营资本联手转移、侵吞国有资产的恶性案件。随着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少数精英则成为亿万富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被买断，国家的性质将随之发生质变。少数精英成为亿万富翁，则共产党将成为富人党、私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将严重缩小。
7。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懂得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在他们看来，搞好企业必须既重视企业制度，又重视企业文化。越到企业生产层，制度越重要；越到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管理高层，文化越重要。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必须忠于国家和人民，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而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然而，“股份制万能论”却设想可以有一种制度，使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只考虑自身利益，可以与国家利益博弈。正是这种理论，使国有企业领导人大面积地腐败，使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在55年的新中国历史上，社会经历了只要文化、不要制度的“废除管卡压”的极端，又经历了只要制度、不要文化的“躲避崇高”的新极端，应该回到制度与文化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来了。只要懂得企业管理的“制度和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国有企业将完全有可能保值增值、恢复活力、做大做强。
8。国有企业至今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着绝大部分的公共服务，承担着发展国防和科技的艰巨任务，保障着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之日，就是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消失之日，也将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来临之时。国有企业的衰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他们说，我们希望，也愿意相信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励精图治、春风化雨，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
8月29日，刚刚在北京开过“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郎咸平回到香港，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姜英爽的专访。郎咸平坦言目前“这种出名让人很意外”，“中国这些企业家的道行、把戏我都看得出来，我如果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