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明确地告诉部属我想要什么，如果他们没听清楚，那么可以来问我。如果我说了两三遍后他们还是没搞懂，那肯定是我的表达有问题，而不是他们的理解有问题。我不会认为他们是聋子或很愚蠢。最糟糕的情况是部下为掩盖他们的无知糊里糊涂地忙起来，最终把事搞砸。我对他们说，‘如果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还没有理解我想要什么，那么转过身再问我一遍。’我告诉他们只要是他们完成任务所必须的东西，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如果在法兰克福没有，我会去美国陆军欧洲总部找。如果欧洲总部也没有，我会去华盛顿。你们别管我怎么弄，反正我会一直支持你们。’”
第一部分第2章 提出最好的而不是最受欢迎的意见（1）
说“不”比说“好”更受欢迎
比顺从权威更重要的是坚持原则
做一个真正会说“不”的人
让持“不同政见”者畅所欲言
不要暗示上司很愚蠢
说“不”比说“好”更受欢迎
一个组织里为什么需要有人说“不”？答案是：为了在决策形成之前能有人提出疑问。但一切疑问必须在产生决策之前。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的领导者与失败的领导者之间的区别。如果在形成决策之前没人提出疑问，但决策形成之后问题出来了，这就叫糟糕的决策，这种决策可能会以灾难结束。
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马歇尔将军坚持一个做法，在审阅某个报告时，对该报告负责的军官要到场。他要确保所有在场的军官都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不管他们的直接上司是否在场。这是为了杜绝“好好先生”的祸害。
为了把事情做好，人们必须全力以赴，而不是左顾右盼推诿扯皮。因此，马歇尔将军极其厌恶“好好先生”，认为他们会把事情搞糟。他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也不会使用这种人。一个人如果在第一次打交道时就对马歇尔将军的意见表示赞同，他多多少少都会用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个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个惯例，在师长们率部出发参战前，都要先到总部听取情报介绍，其中一个内容是与马歇尔将军谈话。一位师长写道：“我以为马歇尔将军会对战备提出要求和建议，相反，马歇尔将军一直在批评那种弄虚作假的指挥官，指责他们只报告他们以为他想听的，而不是报告事情的真相。在与马歇尔将军的交谈中，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论真实情况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作为一名军人，一定要有向上司报告真实情况的道德和勇气，绝不能只讲好听的。”
作为指挥官，马歇尔不允许手下有“好好先生”，他希望部属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这首先是因为他本人不是“好好先生”，拒绝当唯唯诺诺的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马歇尔在欧洲战场的最初岗位是任第1师师长威廉•；西伯特将军的参谋。
在几个师同时进行训练时，潘兴将军经常到部队视察。1917年7月，在几乎没有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潘兴将军通知他将陪同法国总统莱蒙德•；普安卡雷视察美军第1师。实际上，潘兴将军的命令在当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到达第1师，因而正在方圆30英里的范围内分散进行训练的第1师部队不得不连夜赶往法国乌德库特接受检阅。马歇尔上尉负责安排这次视察，但因接到命令过晚，他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才确定下检阅场地。在夜里，他没看清场地，结果把检阅地点选在了半山腰上。由于部队经常在此训练，这里地面翻浆，泥浆没过脚面。由于第1师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新兵，只接受过5个月的训练，因而不可避免地，这次检阅结果很糟。
马歇尔回忆说“潘兴将军训斥了所有人”，声称这个师没有表现出任何受过训练的迹象，一直在浪费时间，根本无法执行作战命令。马歇尔认为，潘兴将军的这些看法是极不公正的，特别是“潘兴将军当着这么多军官的面斥责西伯特师长”。潘兴将军就部队训练情况质问西伯特师长，而这些事情一直由马歇尔负责，西伯特将军两周前才上任，根本不了解情况。潘兴将军草率地解除了西伯特的职务，让他离开。此时，马歇尔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的传记作者弗里斯特•；波格写道：
马歇尔对这个明显的不公正行为感到震惊。他抛开了在这种场合一个低级军官所应有的谨慎。马歇尔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做出辩解。他开始对着潘兴讲话，潘兴则根本没兴趣听，耸耸肩膀转身走了。没料到马歇尔竟“丧心病狂”地伸出手拉住了潘兴的胳膊。
“潘兴将军，”他说，“有些事得向你报告一下，由于我在这儿的时间最长，因此我认为我应该向你报告。”
潘兴停下来：“你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恼火的上尉到底说了些什么弗里斯特•；波格没有留下记录，马歇尔本人也忘了。当时在场的一个人说，马歇尔看上去很生气，讲得飞快，“用大量的事实”把潘兴将军说得哑口无言。马歇尔自己回忆说，他当时好像“着了魔”一样，站在旁边的军官们都吓得“目瞪口呆”。当他说完后，潘兴将军很平静。他离开时对马歇尔说：“你要对这些麻烦负责。”
明白已经把“绳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马歇尔也就彻底放开了，他回答说：“是，长官。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些麻烦，我也希望尽快解决这些麻烦。”
潘兴将军走了，马歇尔的火气也消了。西伯特将军感到很内疚，认为马歇尔替他搅了这趟浑水。马歇尔的几位朋友都认为他完蛋了，“会被马上解职”。马歇尔自己却并不后悔，他对那些表示同情的人说：“大不了我不再当参谋，到野战部队去，我肯定能干得更好。”
幸运的是，马歇尔没有遭到惩罚。相反，潘兴将军再到第1师来视察时，常要求马歇尔陪同，询问马歇尔一些情况。几个月下来，潘兴将军对马歇尔的喜爱和尊重与日俱增。马歇尔后来发现，潘兴将军乐意倾听诚实的批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把自己的利益与公务搅合在一起。“跟他交谈的感觉就像在与一位外国人交谈。他从不辩解和反驳，我还没发现其他哪个指挥官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这是潘兴将军的一个伟大之处。”因此，马歇尔不仅没被惩罚，反而在一年之内晋升为上校，最后在战争结束前调任为潘兴将军的作战参谋。一战结束后，潘兴将军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他身边干了4年，任助理和副官。而在正常情况下，助理的任期只有两年。
当马歇尔将军任陆军参谋长马林•；克雷格将军的副参谋长时，曾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1938年11月14日，罗斯福总统召集内阁成员和军事顾问开会，在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提出生产1万架战斗机的计划。刚开始马歇尔将军以为这些飞机是为美国军队制造的，后来才搞明白这些飞机是为英国和法国生产的，用来帮助英、法对德国作战。出席会议的军方人员对这个计划都不以为然，但让马歇尔将军吃惊的是没有人站出来对罗斯福总统的计划表示异议。罗斯福总统征求大家的意见，问到马歇尔将军：“乔治，你有不同看法吗？”
马歇尔将军看着罗斯福总统的眼睛说：“对不起，总统先生，我根本不同意你的计划。”
出席会议的一位人士回忆说：“罗斯福总统的脸上立即出现惊讶的神情。他想问为什么，但又忍住了。会议闹得不欢而散……后来大家都过来跟马歇尔将军握手。”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特地对马歇尔说：“认识你还是很高兴的。”像其他人一样，摩根索也认为马歇尔将军由于直言不讳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在华盛顿的日子结束了。
第一部分第2章 提出最好的而不是最受欢迎的意见（2）
不过，事情并不像大家所想像的那样。1939年，罗斯福总统决定挑选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并破格晋升为四星上将。马歇尔接受了这项任命，但同时表示他不当“好好先生”。马歇尔回忆说：“总统在书房里告诉我这个决定。这次谈话很有意思。我告诉他希望得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而我想说的东西往往并不那么令人愉快。我问他‘行吗’，他说‘行’。我说，‘你答应得很痛快，但真这样做的时候可不会那么令人愉快。’”
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因马歇尔将军的坦白直言而解除他的职务，他心里清楚国家面临着难以置信的巨大挑战，他受不了有个凡事只会说“对，对对”的参谋长。
比顺从权威更重要的是坚持原则
追随他人总是比走在前面容易，迎合权威总是比坚持己见更方便，但这样一来，正确的声音就被埋没了。领导人出于自己的使命感，出于对整个组织的利益负责，必须克服“人性的弱点”，保持特立独行，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原则。
在克林顿第一次当选总统后，鲍威尔将军与他之间首先出现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军队中的同性恋者。“这可能是我整个军事生涯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鲍威尔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完全不同。
还在竞选活动期间，克林顿曾许诺取消在军队服役期间不准搞同性恋的禁令。而鲍威尔认为：“将同性恋者吸收进军队里对军队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是有害的，而且会造成很大的不便。比如，如果有些男女异性恋者由于不同的性取向而决意不想非常接近同性恋者，那么就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提供不同的住宿地方，然后在同性恋者中又得按性别分别安排？”
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即将入主白宫前，鲍威尔曾和他交流过意见。他说：“……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您听。取消禁令对您来说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将给武装部队造成文化冲击。各军种参谋长和各总部司令都不希望取消，大多数军人也不希望取消，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反对取消禁令。问题的核心是隐私权。但在军营和舰艇上那种相互关系密切的生活条件下，隐私如何能行得通呢？”克林顿回答说：“但是我想找到一种办法制止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鲍威尔提议克林顿把这个问题往后推一段时间。
入主白宫后不久，克林顿召集国防部和军队代表讨论同性恋的问题。与会的军界代表包括国防部长阿斯平、各军种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和鲍威尔，在他们对面坐着的还有副总统阿尔•；戈尔、白宫办公厅新主任麦克•；麦克拉蒂、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尼、白宫发言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和总统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在简要介绍了五角大楼当前关心的问题、部队状况、军队水平和国防预算后，会议的主题就落在讨论武装部队中的同性恋问题上了。
“总统先生，”在讨论过程中鲍威尔发言说，“我们知道，在军队里服役的男女同性恋者很有能力，表现得很体面，但是他们的身份未公开。如果允许他们公开那样做，就会引起棘手的隐私权问题。”他建议总统让每个军种参谋长都从自己军种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因为任何新政策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于是各军种参谋长依次发言，每个人都声明不是仅仅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关心的是保持军队的士气和维护军队的良好秩序。他们都曾征求本军种各方面——野战指挥官、军士长、士兵、军人配偶和随军牧师的意见，大家都坚决反对取消禁令。只有最后发言的空军参谋长托尼•；麦克皮克语调比较缓和，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众口一词地反对总统的建议，从而萌发了对总统的同情。
在听取完大家的意见后，克林顿总统说：“我竞选时做了许诺，我实在很想兑现它。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恋者到部队服役，无论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讨论继续进行，气氛相当紧张。各军种参谋长继续指出，在拥挤的军舰上、在狭窄的军营里和在大家紧挨在一起的其他场合里，让同性恋者与其他军人混在一起，会带来许多实际问题。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鲍威尔提出对当前的政策做一些变通：“我们可以在青年入伍时不再问他们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他说，男女同性恋者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变通，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仍会视之为歧视性政策，而军界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可能说这是投降。
总统决定暂时坚持现行的政策，同时给军方6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他说，在此期间，不要问应募入伍者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说：“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难办。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们解决了。”
在以后的两周内，因为反对总统取消关于同性恋者加入军队的做法，鲍威尔经历了公众对他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
会后第二天，《纽约时报》对鲍威尔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该报的社论指责他“藐视总统，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程度”。该报的专栏作家阿贝•；罗森塔尔撰文说，如果没有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科林•；鲍威尔永远也当不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报纸也对他进行了攻击：《华盛顿邮报》说：“鲍威尔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费城询问报》说：“在所有的人当中，鲍威尔应当是最能理解取消禁令之主张的人”；《亚特兰大宪法报》说：“科林•；鲍威尔比任何人都偏执”。大部分批评意见的主旨是，鲍威尔以前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应该改变，道理很简单：因为换了总统。
然而鲍威尔将军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说：“克林顿征求我的意见，我明知道他不欣赏我的看法，但还是坦诚相告。出于荣誉感我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