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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改革不能让一些人更穷
“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改革，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其他的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原则。”2006年在沈阳某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如是说。
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进程
郎咸平表示，上述观点并非由他首倡，首先是在26年前，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在社会主义氛围下，人们共同认可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因为先富要带动后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郎咸平进一步指出，值得关注的是，在《微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也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公平。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冲击‘原始资本主义’，从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中国借尸还魂，因为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地方，很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可以无所不为。”郎咸平说：“总有人批评我是反改革的，我说你们错了，我从来不反对改革。但是我反对学术界以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的错误改革思维。我强烈呼吁，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改革的进程，而其原则就是回归邓小平、马克思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当然允许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严刑峻法的必要性
“回过头来看我们26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我看来，一些关键的领域体制改革却存在着致命隐患，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领域形成尖锐矛盾。”郎咸平指出， 医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起病，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人们上不起学。“股改我不想多说，但是我始终认为，股改的目的如果仅仅是全流通，而不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不是为了上好的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创造更高的价值，那么，股改追求的结果已经错的，怎么改还很重要吗？”郎咸平对记者说。
进入2006年，各地国退民进步伐加快，例如辽宁省将有千余家企业进行改制，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表示，今年将加快国有企业重组进程。对此，郎教授的观点如何呢？“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改革，都是在引进一些西方肤浅的简单的概念，然后加上自己的幻想，去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在国企改革领域也不例外。”郎咸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和邓小平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要起点公平，要让一些人富裕，但是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但是对于这样的思维，我们没有引进，没有坚持。那么放到国企改革中，就是把效率、市场化等概念引进了，但是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我们并没有引进，尤其是，我们并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约束体系就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严刑峻法究竟有多重要？郎咸平表示，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 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了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作为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而政府则要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还必须确保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通过公司的真实信息，社会大众可以了解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水准。所以在美国，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
“世通可做反面教材，它所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于是，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儿，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郎咸平说。
正面的典型如韦尔奇创造了通用的奇迹，没有人敢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但是他退休后，领了退休金走人，企业是谁的？是那些拥有通用股权的投资者们，并没有变成韦尔奇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受到信托责任约束的职业经理人，在美国一整套的严刑峻法的约束下，他必须以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为前提，做好公司是他的责任，而合约到期后离任也是非常正常的程序。
国企改革应是行政干预的退出
郎咸平对记者说，中国的国企改革中流行着一个奇怪的“冰棍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如果不赶紧卖掉，就会化成水，那么趁现在赶紧卖了吧。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是不需要对企业负责的，做不好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体制不好。做不好怎么办呢，分析原因，做不好是因为企业不是他的，所以他没有积极性，那么干脆就把企业变成他的吧。这不是很荒谬吗？因为企业不是自己的，就不负责任，就做不好，只有变成自己的，才能做好，这样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还能信任吗？可我们的现实就是，在没有严刑峻法的保证下，交给了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
郎咸平表示，这种错误思维的蔓延，毁掉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到最后，会不会大家都认为，只要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那么民营企业，是老板的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于是员工就会没有积极性，会不给你干活，民营企业还能笑多久？”
郎咸平说，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地方的国企，因为没有效率，于是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又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对于人们质疑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郎咸平说：“国有企业效率可能低下，但是民营企业就一定是高效率的吗？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越做越像国有企业，原来的国有企业效率是2，民营企业是3，确实比国企高，但是国际的效率是100，我们不是要国际化了吗？这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郎咸平的核心建议是什么呢？“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行政干预的退出，而绝对不是国有股的退出，韩国日本大的财团，如三星、LG、现代汽车、索尼等都是有着政府的支持，是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否则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成功。”郎咸平说：“政府退出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转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培养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
郎咸平最后对记者表示：“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改革成本由全民负担，利益却少数人独享
12月4日5日，由《当代经理人》杂志主办的会议主题为“和谐成长——全球化时代的赢战略”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新浪财经频道独家直播此次会议。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主题演讲实录：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一要讲的讲题是和谐成长
那么未来中国20年的积极政策走向，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那么这20几年的，无疑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经济社会，那么经济总量来讲，或者以GDP的总量来讲呢，都是雄居世界榜首，但是这一切表面现象的背后，才是值得我们更加关切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单纯的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那么我们就谈经济本身，里面掺杂的水分就不谈了，此外，我们的企业里边有多少是由污染造成的，这一切所展现出来的持续成长所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就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的不和谐。所以今年11月3号，孙先生在北京提出一个新思维，那就是国际和谐化以及国内和谐化。我个人认为国内和谐化，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而且我认为是应该当成未来经济指导方针的重要理论根据。什么叫做国内和谐化？请问在座各位我们2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内各个经济团体之间更加和谐了吗？我们社会更加稳定了吗？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不是太肯定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改革的思维上，需要做一个重新定位，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美的超级强权国家继续进步的原动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体、每一个经济实体都需要改革，这点是不需要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