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在游行队伍中，有人敲着竹板，用快板书的形式，朗诵着这首打油诗。
第3节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华国锋坐上了继承人的宝座。他身兼三个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三项重要职务。与此同时，所有的报刊都大张旗鼓地树立华国锋的权威：１０月３１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１１月９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１１月２日，《人民日报》再次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这三篇宏文都是以《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名义发出的，暗示着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华国锋。显然，这是叶剑英元帅的良苦用心。
有崇拜权威传统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这里得到了一种稳定感。他们觉得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真空，终于得到了填补。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觉得，权力过分集中于一身，矛盾也会集中于一身。如果这“一身”缺乏必要的实力、能力、资历和魅力，他将在矛盾的焦点倍受煎熬，最终可能失去权力。知识界对这种“大树特树”华国锋的权威的作法也有看法。
华国锋全盘继承毛泽东华国锋为了证明自己继承人地位的合法性，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专为他写的“三条最高指示”：“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介绍说，这三条指示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写的。那是在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时候。客人走了以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全国形势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毛泽东就在华国锋的笔记本上写了上述三句话。把“着急”写成了“招急”。华国锋在公布的时候，为了显示“真迹”，错别字也没有改。“你办事，我放心”成了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也成了华国锋的政治护身符。为了充分显示华国锋合法继承者的地位，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华国锋主持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主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华国锋书写的胖乎乎的颜体字“毛主席纪念堂”，挂在纪念堂最显着的位置；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自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一卷《毛泽东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以后言论。华国锋掌握了毛泽东言论的解释权；华国锋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地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被人们景仰；华国锋的题字一时风行全国，象过去毛泽东的题字风行全国一样。不过在毛泽东那种狂荡不羁的字迹面前，华国锋的字更显得过分拘谨和呆板。两个人不同的字迹正象两个人不同的风格；一首歌曲也风行起来：“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使人想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过，这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
叶剑英元帅称颂华国锋“有能力领导我们党胜利地进入２１世纪，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过去沿用了三十多年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现在改为“英明领袖华国锋”。华国锋坐上了毛泽东坐过的宝座，汪东兴立即为华国锋盖了一栋９０００多平方米的豪华住宅，后来又住进了官园，面积在１万平方米以上。此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强行推倒了勤政殿，花了６９０万元为自己建５３８７平方米的私宅。每平方米造价１２８０元，相当于一般住宅造价的１０倍。
对华国锋的神化也开始出现。某省城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走前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主席的画像。华主席的画像已用飞机从北京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各单位领导人站在迎像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像放在框里，崇敬地抱着率队伍回来。一时间，满城都是迎像队伍。（吴江：《１９７９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追记》，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华国锋完全取代了毛泽东过去的地位，填补了毛泽东逝世后领袖位置的空缺。
但是，在接近权力顶峰的最高层，对华国锋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增加了。
华国锋接班以后，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他宣布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使乱了多年的社会走向安定；开始注重经济建设，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办法。例如广东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华国锋执政时就开了头。进行了企业整顿，建立了规章制度，企业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铁路堵塞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教育、科学、文化也开始走上正轨。在当时，这些都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华国锋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
华国锋继位后提出“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一样。
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对于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务实派就没有夺权吗？难道务实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所要执行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想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
当时的报刊宣传使人感到是牵强附会的。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２日）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任务。会议贯彻华国锋提出的方针，只批“四人帮”的极右，不提批“左”。１１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指导性的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指出“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所抓的“纲”，一开始就受到抵制。１９７７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天安门广场又摆满了花圈。
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申讨“四人帮”，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平反。当时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下贴出了巨幅标语：“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咧？”这条幽默的标语，巧妙地接过华国锋“要深入批邓”的口号，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过往行人无不会心地发笑。
对“四人帮”的批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１９７７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即１９７４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社给中央写报告，请示能否批判。２月４日，中央的批复是：“这两篇文章是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平反冤假错案受到限制。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发表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中央斥为“反毛主席”，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扣压，不准发行。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是胡耀邦支持下发表的），首次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一个多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上万封，表示支持。但是，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从史上看，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对前任的作法改弦更张。如果前任遗留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继承者又完全沿袭前任的思想路线，他就会有负众望。毛泽东晚年遗留的问题够多的了，华国锋完全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不仅没能解决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反而错上加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一些大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９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４月１６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被关押了几年，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被枪毙。那时，全国被杀害的青年思想犯有7０多人。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清查战役。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各单位都成立专案组，内查外调，批判斗争，把普通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站队”错误无限上纲，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坚守一个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是在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正式提出来的。这篇社论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早在１９７７年１月，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就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学好文件抓好纲》发表后，耿飚找几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讨论，他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这篇文章中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化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一步；“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死死钉在毛泽东为他设置的十字架上，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当时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解决。１９７７年１月８日和２５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要写篇社论，要求把天安门事件和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言外之意，要求解决这两个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到２２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还是提出了这两个令华国锋棘手的问题。老资格的政治家陈云在这次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207页）陈云提出“中央有些同志”让邓小平重新工作，主要是指一批党国元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历史需要他。从利益上考虑，只要邓小平出来工作，支持他的这批元老们也会出来工作。陈云这个发言是在会前他和王震、胡耀邦三人商量的结果。
华国锋没有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连他们的发言也不在会议简报上登出。他在这次会上的长篇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阶斗争为纲”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到天安门事件，他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再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对批邓问题，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