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１９７7年１２月１０日，持“凡是派”观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邓胡赵体制”形成的关键一步。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生于湖南浏阳。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３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时负伤，弹片一直留在他身上。１９３７年５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邓小平到抗大讲课，所以说他们之间有师生关系。
邓小平对胡耀邦真正了解应当是１９４９年。这年３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十八兵团入川作战之后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共川北地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这时邓小平主持西南局的工作，他们之间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１９５２年８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同一年，胡耀邦也从四川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取代了冯文彬。胡耀邦调京是邓小平的提议。在五十年代，邓、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
１９６２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在湖南和陕西期间，胡耀邦还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196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学生要学好业务知识。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的讲话，却从其它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际。一些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在陕西工作时，由于胡耀邦力主纠左，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组织人批他，把他整得生病了。叶剑英元帅到西安保了胡耀邦，并且把他回了北京。
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职，１９７５年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这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也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努力恢复科研秩序。他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说出了知识分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作“大毒草”进行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突出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陈云）。
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在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在组织上还是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贴大字报，对郭玉峰的消极行为进行批评，郭玉峰对写大字报的人施加压力。一些老干部把大字报的底稿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报里的一些内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央党校时，他组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组织部长的任上，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５００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３３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得以上升，并不完全靠邓小平的扶持。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华国锋的主张，华国锋兼任校长，实际工作全由胡耀邦主持。叶剑英元帅也是支持胡耀邦的。
天翻地覆大平反文化大革命和过去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１９７２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了主管部门的一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介绍，天津市文革中以各种罪名开除公职遣反回农村老家的有３８０００多人。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誉、住房、子女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全市重大冤假错案３７１起，大搞逼供信迫害致死９４４人。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彻底平反。只有４９１名职工的天津汽油机厂，文革中被抄家的就有１００多名。文革后期对这些职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还有一大堆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冤假错案不仅仅在文革中造成的，文革前的“反右倾”、“反右派”等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沉冤更是不计其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５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
平反冤假错案从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前就开始了。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有４６００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他在１９７８年９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我在这里列举一下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两年间重大案件的平反，就可以看出其决心和声势：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１６日、１９日，上海市分别为金仲华、周信芳、郑君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金仲华是原上海市副市长，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剧艺术家，郑君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
他们都在文革中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迫害致死。
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２５０万人的全省广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以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开平反。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１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剧本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１９７０年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５日，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９０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宣布：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１６日到２０日，浙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６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到２月５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２日到２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的政策。
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被关押多年。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被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是指向帝、修、反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了外事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福成为全军的标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四清”时的错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１９６８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６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１９７９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去受迫害的８００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