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文章，王震连夜训斥《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不要脑袋？！”吴江被一撸到底，调出中央党校，政协委员被撤销，连《哲学研究》的客座编辑也撤销。按王震的意思，不再给吴江分配工作，调出北京，但他的想法没有实现。孙长江从中央党校调到了一所“小的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王震到党校开紧急会议，说是有要事传达。他发表讲话说：“吴、孙、阮三个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正面文章，但他们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先生不好，学生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这三个人以调出党校为宜。”“他们写信批邓力群（吴江说没有此事，可能是邓力群辅导《陈云文选》时学员写的信――本书作者注），可是邓力群还替他们说好话。邓力群是正派人。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还得依靠他们，不能依靠吴江等人。”参加会议的冯文彬向胡耀邦汇报王震这次讲话内容。胡耀邦在电话记录上批道：“对吴、孙、阮等同志的问题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不能个人说了算！”但最后还是王震个人说了算。当然，王震也不是“个人”，他背后还有一批人。他只不过是拿大刀打前锋的周仓。实际上，在这次会上他传达的是陈云的意思。
１９８５年５月，胡耀邦受香港《百姓》记者陆铿的采访时，当陆铿提到胡耀邦和王震是浏阳老乡，胡答：“是的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说：“啊，那是南北呼应。”胡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
第2节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
如果不讲清背景，很多人不知道“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为什么会在中国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情还得从马克思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６５页）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9７２年，第４４１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须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同上书，第３４８页）
这样，“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没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
在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商品经济一直是共产主义的异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商品经济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不能消灭它，但要限制它，一旦条件具备，最终还是要消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否定更加强烈。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圣殿里一个心怀叵测的“异教徒”。不赶走这个“异教徒”，社会主义圣殿就纯洁不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有“产品”（没有“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不能有“商品”。“产品”是计划调拨的，“商品”是按价值交换的。但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商品交换行不通，所以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但不承认“商品经济”。这是因为，前者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后者是一种经济性质。所以，坚持“商品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要不要“商品经济”的争论就成了政治斗争。
１９７９年４月，近４００名经济学家在无锡市举行了半个月的大讨论。讨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问题”。这是一次盛会。中国的第一流经济学家，诸如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等都参加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在半年之内召开了几十次不同规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几乎接触到在以后十几年经济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是一种什么关系；国营企业是不是商品生产者；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建国以来，由于实践上不可能消灭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约束。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第一次大讨论。当时起主导作用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经济受“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支配，价值规律只起辅助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不起调节作用。当时的经济学家还认为，“在过去漫长的史中，价值规律是同私有制相联系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自发地对生产和流通起调节作用，成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杠杆。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虽然‘改土归流’，……但毕竟是‘野性’难除，如果不注意加以限制，它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乃至泛滥成灾。”（关梦觉：《关于当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经济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２期）对客观规律进行“限制”，竟出自知名经济学家的笔下。
６０年代，在讨论管理国民经济要不要运用价值规律时，孙冶方主张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主张经济管理应以利润为中心。不久，这个观点就被斥为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夺取政权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是政治统帅经济，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坚持无产阶政治挂帅，还是实行‘利润挂帅’，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理论上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用价值规律调节、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红旗》杂志１９７０年第２期：《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过去长期违反经济规律所造成的恶果，各方面都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哪些经济规律办事呢？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第二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见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６日《人民日报》，据于光远后来在一次会上说，这篇文章是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个人写的，在发表时胡乔木只署自已一人的名字）。这篇文章当时还算思想解放的代表之作。
其实，在经济运行中，只有“按比例”的规律，并不存在“有计划”的规律。“按比例”的规律，主要是通过价格变动来实现的。“有计划”是人们的主观行为。而人们这种“有计划”的主观行为，阻碍了“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杨继绳：《对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再认识》，载天津《中青年经济论坛》1984年第3期）。强调“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实际就是强调“计划第一”。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不同意把价值规律放在次要地位的说法，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指出国民经济各大部类、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经济学家刘国光等也认为，所谓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利用价值规律来管理经济。
直到１９７８年，还有经济学者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仍然有影响，思想路线不端正的单位，仍然会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倾向，甚至出现自由生产自由种植的现象，这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加制止，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刘炽光、龚益鸣：《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制度问题的讨论》，《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无锡会议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才起作用的界限，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规律也起作用；二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起经济核算作用的界限，认为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也起调节作用。
仅仅承认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还不足以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所以，争论还在继续。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商品经济问题的不同意见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要不要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当时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这种意见当时在政治上占据有利地位，因为这和过去的教科书是一致的。既然是计划经济，那么经济体制也应当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计划经济，就是产品经济。因为只有产品经济才和商品经济是相对应的概念；而计划经济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概念。
然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实践是失败的。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计划经济体制非改不可但是，有些人想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又不愿谈或者怕谈“商品经济”，于是，在改革之初，闹出了一场“曼德尔旋风”的大笑话。商务印书馆于1979年出版了艾尔纳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理论家胡乔木的高度赞扬，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８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夸奖这本书说：“我看到一本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写的这样的书，叫《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独立的观察，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是过去马克思主义经济着作里面很少利用的。……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个那种流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没有坚持到这种程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话，他一定都接受。”胡乔木特别重视该书第十五章到十七章，即研究苏联过渡时期的那三章，将这三章印成大字本分发中央领人参考。还给胡耀邦、赵紫阳写信，将此书推荐给中共中央，建议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指思想。于是，一时间形成了学习此书的高潮。刚刚从经济研究所分出去的工业经济研究所买了80本，人手一册。中央党校更是把此书的重要章节印成大字本，同马列经典着作同等待遇，供领干部研读。
曼德尔是比利时人，时任托派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系托派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经济理论家。西方经济学界把他归入“新左派”经济学家之列，例如，瑞典经济学家阿塞尔。林德贝克（曾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多年）
在《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把曼德尔的这本书列为“新左派”的代表作。
曼德尔在此书中对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及其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例如，他写道：“把一切经济上的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有保持或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危险”；“把社会剩余产品那样地集中在中央机关手里，就一定会造成中央机关成员享受重要的特权”。他还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所出现的工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的现象，以及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高积累的弊病。但是，曼德尔一直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机制。他还把经济激励和按劳分配都视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他主张崇尚通过动员和命令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他声称，如果按照他的办法去做，到二十世纪末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每周工作20－24小时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化。显然，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在学习高潮中，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同吴敬琏私下议论，认为把曼德尔此书奉为经典并用来指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可取的。于是，他们的看法通过马洪同志向上反映。马洪就在经济研究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由赵人伟、吴敬琏和荣敬本三人对曼德尔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评介。赵紫阳派秘书鲍彤参加了这个会。鲍彤一言不发，却认真记录。赵人伟等并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个书评：《简评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十五至十七章》，刊登在《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11期上面。他们的发言和书评引起了改革领人的重视。一场曼德尔热的“学习运动”就偃旗息鼓了。（关于“曼得尔热”取材于赵人伟和本书作者谈话；柳红：《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２００２，第１８５－１８６页；吴江：《十年的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１９９５，香港，第９６－９７页）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２日，陈云在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