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还具有无序性。前面谈到，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因而有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实际上，所谓“两个阵线”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划分，界限不严格，也不清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党内不能搞“小子”不能搞“非组织活动”。所以，我说的“两条阵线”或“两支队伍”，只是政治倾向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结盟，没有公开的派系活动，至于背后串联、沟通及其它活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由于两个阵线不能组成合法的党派，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合法斗争，他们的斗争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进行。邓小平、陈云两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意见不一，他们总是“谈不拢”。邓小平为了摆脱陈云的掣肘，不开常委会
（胡耀邦说：“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陈云想开常委会，是希望有说话的地方（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附录）。不开常委会，陈云有话无处说，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人以种种形式向邓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压力，挑起斗争。由于邓陈两人既不能向公众挑明他们的分歧，进行有程序的合法竞争，让广大群众作出选择；又不能以常委会的形式，通过小范围的民主讨论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从而付诸执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两种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摇摆，某些改革进展困难，贻误了时机；二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十分困难又十分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处在“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两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听取，两方面都不能得罪。两位总书记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斗争缺乏程序是一个原因。这种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斗争，不公开透明，局外人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琢磨。广大群众无法自觉、自主地参与其中。由于不知内情，群众不是缺乏热情，就是他们的政治热情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就邓小平而言，他尽可能避免和陈云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他怕政治斗争影响改革。就陈云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当他看到计划经济大势已去时，并不坚持己见。陈云虽然和邓小平在改革目标上有不同的看法，他只是从旁边施加影响，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实现，但从来没有取代邓小平成为第一把手的企图。
由于邓陈双方都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但却很有力量。
3、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批评“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讨论，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经济改革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是改革进与退的焦点。如搞商品经济还是搞产品经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允许不允许搞私营经济，搞不搞经济特区，都有意识形态防守与突破。
为什么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如此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它千百次地向中国人民承诺，而且写进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它的这一诺言，这是它领导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根基。所以，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突破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性的教义。本来，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战线就应当有这样一种责任：既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诠释，又要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器。但是，由于这两项任务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够找到二者兼容的答案，这一“数学方程式”本身是无解的。既然选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论只能来自西方现成的市场经济理论。众所周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势同水火的。这样，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前一样，依旧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落实这一条，就成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职责。所以，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成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守护神。既然原有的意识形态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那么，这些意识形态的守护神们，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成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从共产党国家的传统来看，意识形态执掌者总是处于日丹诺夫的地位。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排斥。对国内的文化进行严格的控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迫害。（注：日丹诺夫是上世纪３０年代－４０年代苏联共产党意形态主要负责人。他的指导方针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进行批判斗争，不允许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动不动就将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日丹诺夫虽然于１９４８年去世，但他后继有人，影响深远。）有人说康生是中国的日丹诺夫，康生死后，胡乔木、邓力群就继承其地位。日丹诺夫主义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也是极权制度的工具。
由此，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优势和话语优势。当他们抡起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时，改革派知识分子不是纷纷落马，就是望风而逃。然而，从中国改革整个过程来说，中国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对原有价值体系的突破，由于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彷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为卫道者提供了攻击改革者的藉口。卫道者的每一次进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体系的残缺，为又下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原有的价值体系大厦业已崩溃，那些希望保持教义“纯洁”的人，只能处于抱残守缺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首的一群人。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宣传。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让他负责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１９７６年２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胡乔木向“四人帮”上书，揭发邓小平十四条，受到“四人帮”的通报表扬。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宽恕了他，还说胡乔木揭发的基本是事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
会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不过，邓小平只把他当“笔杆子”使用。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二次出山时邓力群曾是邓小平的智囊之一。当时他把邓小平的思想归纳成一篇重要文章：《论三项指示为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篇文章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没有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自己承担起来了。１９７９年他发表过同意搞商品经济的文章，后来经过反复权衡，改变了看法，反而批评商品经济。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里，他们两人都是中央委员，胡木则是政治局委员，
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他们两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追随者。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掌握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裁判权，控制着新闻出版和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他们和党内的元老们息息相通。他们从陈云等党国元老那里得到权力资源，他们也听从陈云等元老们的意见。他们或直接向邓小平“左耳”写报告、送材料，鼓动邓的“左手”打击改革派知识分子，或通过影响元老进而影响邓小平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的过分行为，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邓小平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激进的一翼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专制政治有着深刻的批判，对民主、自由有着急切的渴望。一些希望尽快改变中国面貌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党内民主派是他们的亲近力量。中国的改革为他们提供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的活动又将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他们对企业，对青年，对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派来影响权力中心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的活动有着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危险，有可能消减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作“金箍”，套在他们的大脑上。不同的时期邓小平念出不同的“紧箍咒”：“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及他们的追者们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两支对立的队伍。对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心来说，这两只队伍都是不可少的。权力中心需要保守派扞卫意识形态，从而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权力中心也需要自由派推动改革开放，从而为共产党创造更长远的生命力。只有邓小平能驾驭和利用这两支队伍，他像一位高明的钢琴师，一会儿敲打击左键，一会儿敲击右键。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越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设限时，邓小平就利用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作为打手，打击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执掌者经常提醒邓小平，自由主义者如何违犯“四项基本原则”，鼓动邓小平念“紧箍咒”，并且是执行“紧箍咒”坚定而勇猛的生力军。当意识形态的掌管者的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成为改革开放的的障碍时，邓小平就停止念“紧箍咒”，并且说一些政治宽松的话语来安抚自由派，给自由派较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时，整个社会政治气氛宽松，改革的步伐也随之加快。这样，自由主义者一旦言论过激，就会给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开辟新的活动空间；意识形态的掌管者走过了头，也势必给自由主义者创造宽松的条件。当然，这种为对立面创造条件，是通过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轴实现的。正如上面所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有周期性：宽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打压自由派的斗争，打压自由派会使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十分活跃。意识形态的掌管者活跃过头，就会出现新的宽松，自由派就会活跃起来。钟摆向左偏移的幅度越大，随后向右偏移的幅度也会相应加大。这种摇摆在２０多年的改革中有多次来回。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运用自如地驾驭自由主义者和意识形态执掌者，是因为在这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在邓小平的左侧，虽然以保守力量为主，但保守程度是不同的，保守派的极端才是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及其追随者。在邓小平的右侧，虽然想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激进程度不同，改革派的极端才是自由主义者。从人数来看，两个极端是少数，而中间力量是大多数。由于有了广阔的中间地带，所以，上述周期性的政治斗争不会酿成全面危机。全面危机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两极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的群众，分别向两个极端聚集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对抗。这里的关键是，政治权力中心，能否把两极间的中间群众聚集在中心地带。如果政治权力中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中间地带的广大群众对政治中心十分不满，他们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倾向，向两个极端聚集。这时，政治权力中心除了手中掌握的军队以外，很难调动其它资源来解救社会危机。
这本书记录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其中每一个材料都有根据。为写此书，我采访了很多高层人士。我尽可能从事件的经者、目击者那里得到材料。例如，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不少书籍都有记载，而这本书根据可靠的资料来源，对现有的出版物上的记载进行了大量的匡正。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方面的内容，本书比现有任何出版物中所记载的更为详尽可靠。本书中北京风波的内容都是我当年的现场记录和单位的传达，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遗憾的是，在写这本书时，我听取的基本是邓小平阵线有关人士的意见，另一方的意见听得很少。
１９９５年，我写《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时，我曾通过一条渠道约访邓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听取他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
第一章破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1节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２０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是十分重要的。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中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上逝世。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就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毛泽东的遗产是丰富的：有一定基础的工业体系，较强大的军事实力，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他的遗产也包括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而专制和贫困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２０世纪末的改革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２０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