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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中国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后，这两种态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和反对的主要原因除了对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的利弊的评估不同，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自20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很多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加入ＷＴＯ的利弊研究。他们一个一个行业地分析损益，一个一个地区的权衡利弊。研究者出版的分析成果汗牛充栋。但还是两种态度：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认为利大于弊，反对者认为弊大于利。
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为此写了一本专着，名曰《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这本书强烈批评“市场浪漫主义”。认为WTO是经济强国拆除经济弱国自我保护屏障的战略工具。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ＷＴＯ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美国企图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让各国把经济主权交给由它操纵的各类全球经济组织，这样，美国将成为各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淘汰各国政府，实现美国赢家通吃的美梦。韩德强警告说：如果听任“市场浪漫主义”，中国经济未及起飞，就可能被击毁在跑道上。作为经济弱国的中国，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的食物。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但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利大于弊。中央政府持利大于弊的看法。中国政府一直是积极争取尽快加入ＷＴＯ的。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参加了数十次多边工作组会议，进行了数百场双边谈判。人们通常把这个漫长的过程以199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３年以前，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既不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又要说明中国是能够履行ＷＴＯ那一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为了向别人说清这个不可能说清的问题，整整花了六年时间。一直到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团1993年才痛痛快快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后主要是在开放的范围、条件、速度等方面不断地讨价还价，无非是利益的博弈。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不是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自己的谈判地位。由于中国的发展程度较低，谈判地位不是很有利的。要完全按国际贸易原则办事，中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一边谈判，一边创造加入ＷＴＯ的条件。进入十年代，中国在开放贸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经过十五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正式成为ＷＴＯ的成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全面接受了世界贸易规则。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将用世界通行的规则来约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此时，十多年的恐惧和期盼变成了现实。
从入世后不久的实践来看，当初的有些恐惧是多余的。例如，加入ＷＴＯ以前，利弊分析者认为，由于中国商品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头几年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入世第二年的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２４。７％，顺差比上一年增长了３４。７％。又如，不少利弊分析者认为，加入ＷＴＯ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可能全军覆没，但是，２００２年中国的汽车产销达３２０万辆，比上一年增长８６万辆。媒体用“火爆”、“井喷”、“春风得意”、“春光满面”来描述这一年的中国汽车业。
这时人们才发现，过去看轻了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过去这种优势被关在国门之内，“养在深闺人未识”。加入ＷＴＯ以后，这个优势才在国际比较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第三章较量――严峻的１９８３年
第1节“缓改革”批《苦恋》
１９８０年，不仅农村经济改革迈开了大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８月３０日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讲话中还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揭露后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接着讲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方方面面，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在这篇讲话的最后，他否定了当时有人重提的“兴无灭资”的口号，认为“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北京，第327－338页）
邓小平这个讲话当时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春天来了”。紧接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是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的，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此时，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各家报刊发表了大量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光明日报》连续三天不惜版面发表严家其、鲍彤、于浩成、张显扬、吴明瑜等人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的敏感和尖锐。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吴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鲍彤《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于浩成《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江春泽《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当家作主》，张显扬《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吴大英《健全法治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证》，高放《要改革，就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胡华《深批左倾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肖灼基《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林韦《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方针坚持下去》。这些文章有着广泛的读者。
面对新的改革形势，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地抵制。他们以波兰事件为藉口，扭转了政治改革的形势。
1980年７月，波兰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国家过去靠财政补贴维持较低的商品价格。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加上西方逼债，波兰政府不得不减少财政补贴，使肉和肉制品价格大幅度提高。结果，引起了战后波兰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在这次工潮中出现了团结工会。它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从而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波兰的政治风云影响到中国。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我的笔记本上有当时传达的他们两人的内部讲话的大意：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
但是，陈云阵线却持相反的看法。198０年９月２４日，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信中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象波兰那样的局势”，“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工会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其它群众组织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胡耀邦没有及时表态。后来胡乔木让中共中央秘书局把这封信印发各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并要求各部门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对波兰事件进行研究、制定对策。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中宣部长王任重说：“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除了波兰事件以外，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也使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的人不安。农村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了雇工现象，出现了私人搞长途贩运。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论。有人指出农村出现了剥削，出现了投机倒把。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面对改革中的这些情况，那些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这种呼声，是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的，是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
波兰事件和国内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使中国的“两个基本点”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从改革开放倾向到四项基本原则。
对陈云来说，当时遇到一个契机，这就是华国锋“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按照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就是“宏观失控，经济混乱”。遇到这种情况，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收”，即“调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是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调整。即调整“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１２月２６日，陈云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共讲了十四个问题。
谈到利用外资时，他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有警惕”。谈到经济形势时，他说：“经济形势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他批评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北京，第２４８－２５１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对他的《党和国家领制度的改革》来了一个大转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对于他三个月以前讲的“党国家领制度的改革”，他作了新的注解：“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但是，大家翘首以待的“完善的条例”一直到他逝世时还没有出来。这是后话。
在这之前，以翁永曦为首的四位青年上书陈云，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陈云很欣赏这个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表示赞同。并提出经济上调整，政治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由于陈云的看重，翁永曦一下子被提拔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副部干部。改革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人，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师的问题端了出来，翁永曦被贬到安徽一个县里。但翁永曦不甘寂寞，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记者把他的看法写成内参，邓小平看到了批示道：怎么这个人又出来了。这一次，翁永曦的品芝麻官也丢了。翁永曦是一位很聪明的年轻人，不幸成了邓、陈较量的“棋子”，听说他后来下海经商，还有成就。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接受了“缓改革”的建议。在经济改革中，坚持计划经济，坚持“指令性计划”，一些坚持“商品经济”看法的经济学家受到批评。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时最突出的事例是对《苦恋》的批判和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叶文福原来是军队里的诗人，他的诗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尖锐地批评了军队里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因而被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