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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所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
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些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有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对异化论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第二12－414页）
邓小平对二中全会报告起草者邓力群、龚育之、郑惠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最后他们写成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稿。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其中大部分篇幅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
”、“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已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说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的自身活动，不断产生异已的力量。……这实际是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9－42页）
邓小平话音刚落，邓力群就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对王若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邓力群自述――十二年春秋》全文录入了这个发言。
邓小平的坚决态度，使得各方面都加紧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部署：１０月１５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拥护邓小平的上述讲话。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会上认真讨论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要求各纪委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１０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很少发表评论的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同一天，文化部长朱穆之在一个会上发言讲到，将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１１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学家邢贲思同记者的谈话，指出理论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前列。他说，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精神污染相当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污染面广，包括理论、文艺、新闻、教育、政法等方面，都有精神污染；一是某个领域污染程度相当深，像“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论，理论上很玄，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方面。
１１月３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提出，各团组织，要动员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地积极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前列。
１１月５日，周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他所发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据说这是被迫的。
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闭幕。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对农村精神污染现象不能低估。
１１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
１１月２０日，文化部长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防止精神污染。当前主要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这一切紧锣密鼓的宣传。使人们感到，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各省，也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我当时出席天津市委的一个报告会，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再旺作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我习惯开会带一本书，以便在会前的等待中打发时间。这天我带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写的《第三条道路》。没想到，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一系列有精神污染的书，其中就有《第三条道路》。此外，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一大批书都列为禁书。在工厂里，清除精神污染就针对青年工人的头发和服装了。有的厂党委书记上班前拿一把剪刀站在工厂门前，凡有穿喇叭裤腿来上班的不让进，或者干脆拿剪刀把裤腿剪开。有些对外开放的单位和“三资”企业，也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出现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据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期间，派人对基层的反精神污染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发现了反精神污染的扩大化现象。这种扩大化危及到改革和开放。他们把清除精神污染中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怕影响改革开放，才点头车。
这时，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开始向后撤退。１１月２８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和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说：“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１１月３０日，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总政党委扩大会上说：一、清除精神污染态度要坚决；二、要严格掌据清理的范围和界限；三、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四、要严格区分矛盾的性质。
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清除精神污染，划清政策界限》的评论中指出，“我们要在经济战线继续进行改革，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或正在探讨的问题，更不能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
１２月７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时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其实，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
１２月１３日－２２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宣布：“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中不提反对精神污染。”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的领导人谈话。他说：“清除精神污染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接着，他讲了8条具体意见：不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对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着不能封闭。电影、戏剧、曲艺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滥砍；等等。在这次谈话６天以后的１２月２０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上说：上次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中出了漏洞：一个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香港，１９９７年，第３３８页）
从此以后，报纸上就很少出现“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这场来势很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作为这次斗争的文字结果之一，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要求各高等院校把这篇文章作为政治课教材，组织学生学习。胡乔木这篇文章是专为批判周扬而作的。为了这篇文章，他动用了8个单位的人力，集中了一批“秀才”，帮他起草。“时三个月，四易其稿”。这篇文章在《红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以后，又发单行本，１９８４年１月出版，印数达2000万册。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接受他的这篇文章，很快被人淡忘。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又给他的对手施加一点抚慰。１月２６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以春节的问候：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中的“你”大概是指“异化论”，胡木也承认这个理论的锋利，但必须放在“剑匣”里收藏。“我的好友”是指周扬。可是，周扬是看不到“雨后的阳光”的。他曾在1983年11月５日，以向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对“异化”问题作了检查，这个检查经新华社发通稿，为各家报纸采用。这次检查是违心的，被迫的，是痛苦的。熟悉他的人说，他从此被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重创，郁闷成疾。（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115页）从此一病不起，“伤口会愈合”没有实现，僵卧病床数年而终。
清除精神污染实际只搞了几十天（有人说只搞了２８天），无疾而终。
为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这么快就结束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联合抵制的结果。胡耀帮１９８９年４月５日在自己家里同李锐的一次长谈中说：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这三人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抵制，其它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２８天，停了下来。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２９７页）
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夭折。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占多数）比较高兴。一部分人很不满意，还总结“中途夭折的教训”，并把这笔帐记在胡耀邦身上，到１９８７年１月批判胡耀邦时算总帐。
第3节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胡耀邦始终是一位焦点人物。他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因他而引起的政治争议和政治风波也是突出的。
胡耀邦这个人廉洁奉公，思想开放。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眼中，他是一位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是一位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独立思考，为人直率，敢于直言。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两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立了头功。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干部，就有６０００多人，为改革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在这两件事上他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