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
但是，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８００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５时４５分，公安机关组织２０００多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
２２日到２３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２０多所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工人和干部虽然没有参加，但同情支持学生的人不少。
在这期间，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１２月５日和９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
继上海大规模学潮之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北京在１２月１０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北大到清华“点火”，这次清华却走在北大前面。北京集中进行了两次游行。第一次是２３日，清华１０００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３０００多人。这次游行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制止游行，２６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３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１０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１２月２９日，北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
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１０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１２月３１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１２时开始，下午５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１）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２）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３）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丑恶局面；（４）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学潮南北共震，震动全国，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１０时，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就学生闹事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他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手段。
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１９４页）
邓小平的讲话，使各党委和政府对学潮态度坚决。党委和政府一方面全力以付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
１月１日，北京严寒，干冷干冷。广场实行戒严。为了对付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政府已经组织了３６００名优秀少先队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为了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题队会。下午一点钟，数百名大学生在史博物馆西北角，按照预定的暗号，突然打出了横幅，高喊“修改１０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
仅十几分钟就被警察制止，５２名学生被警察带离现场，进行教育审查。
白天的游行被强行平息以后，学生们抵触情绪很大，在校园内掀起了抗议活动。当晚北大、人大等数千名学生冒着严寒步行向天安门进发。高呼“还我同学”、“自由万岁”等口号。２日凌晨１点３０分，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讲话，告诉学生被扣同学已返回，希望他们返校。团干部、学生骨干，也多方做工作。警察也组成“劝说线”进行阻拦。但是，仍有４００多名学生突破警戒线，于３时３０分游行到天安门。于５点３０分才乘学校租来的车回校。
北京的元旦游行使全国１８个省市，２８个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字报和集会游行，连拉萨也出现了大字报。
胡耀邦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还希望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时我在天津。天津来是不怎么闹事的城市。这一次学潮的规模也不大。但市委书记李瑞环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太软弱。他还回顾１９７９年胡耀邦对“西单墙”态度软弱，他说当年是他建议取缔“西单墙”的。由于李瑞环态度强硬，天津的学潮很快平息下去了。李瑞环的坚决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12月30日邓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虞锡圭写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学潮的经验的稿件，胡启立要向各省转发。李瑞环不同意。他说：“我这把斧头只有我这个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别处去就不行了。”１２月２５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他们高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他们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他批评的“冷处理”是胡耀邦、胡启立提出的对学潮的处理办法。陈丕显在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大讲邓小平还是我党的领袖，表示坚决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邓小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陈丕显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想，是不是有人在否定邓小平实际上的领袖地位？我和张宏文两人采访了这次会议。按照通例，王震在天津的活动得发消息。但他讲的内容一句也不能写进稿子。我们只好根据当时的形势，瞎编了一篇官样文章，送李瑞环审定后发出。稿件的开头两句话是“窗外天寒地冻，室内热气腾腾。”我们嘴里却念着：“窗外天寒地冻，室内杀气腾腾。”５天以后，即１２月３１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胡耀邦１９８５年行之有效的“对话”、“沟通”的方式，在这次解决学潮中没有发挥作用，他对激进分子的“冷处理”更是引起了元老们的不满。胡耀邦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中国会发生什么呢？人们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第五章逆转――胡耀邦下台
１９８６年十二月学潮波及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的。这次学潮中提出的口号直指四项基本原则，直指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结果。学潮，是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民意表达，是要求既搞经济改革也搞政治改革的民意表达。如果说，邓小平在１９８６年大谈政治改革只是一种设想的话，那么，学潮就要求将政治改革赋予实践。学潮也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演示。民主之潮如此汹涌，不仅超过了中国保守力量容忍的限度，也超过了邓小平的容忍限度。邓小平和陈云必然要联手反击，中国的政治形势一定要发生逆转。胡耀邦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被摆上了祭坛。
第1节“生活会”――宫廷政变
胡耀邦对学潮坚持疏导、说服、教育的办法，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元老们对胡耀邦极为不满。
１２月２７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邓小平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让秘书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常务副总理）、胡启立（书记处书记）、李鹏（副总理兼教委主任）、何东昌（主持工作的教委副主任）到他家来。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这几位领导人应召到邓家，邓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９４－196页）了解背景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批评胡耀邦几年来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不力，批评他没有传达邓在六中全会上和陆定一那次争论的核心内容（王震在党校传达了，他还批评胡耀邦不传达），批评今天这种局面正是胡耀邦这种消积极态度造成的。
当时北京关心政治的人们感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前夕的形势似乎来临。
邓小平这次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还提到“反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１９５７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这个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关于波兰的一段话：“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小平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态度一直是很坚决的。为此，必要时可以采取军事管制的手段。
胡耀邦对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毫无思想准备。他深思再三，觉得分歧之大，是以前没有想到的：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算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潮、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方针和自己完全不同。如今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去处置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做的。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连累，他彻夜难眠。他决心顾全大局，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辞职下台，平息一切。1987年1月1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辞职信。
邓小平决定要立即把胡耀邦撤下来，得到几个重要老人的拥护。陈云早就对胡耀邦的一些主张看不顺眼了，他完全同意邓的决定。李先念当时在上海，邓小平打了个电话，李答：你们在北京定吧。
胡耀邦的政治命运，就这样被几位老人定夺了。
撤掉了胡耀邦这个总书记，党中央工作就无人主持了。邓小平又不愿自己走到前台来。于是，他指定赵紫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薄一波（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组成五人小组，由赵紫阳牵头，在十三大召开前，主持中央工作，包括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胡耀邦的总书记是十二大和一中全会选出来的，召开一个“生活会”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是否合法？让他再干几个月，十三大改选下台不是更好吗？但是邓小平一刻也不能等。
１月６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以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１号文件发出。在文件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当前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斗争前列；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重处理。”这个文件发到全党，也就是向全党公布了对胡耀邦的批评。
1月10日，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出面，召集了一个“生活会”。他说，这个会中央常委委托我们五个人主持召开。他没有说明这个会的参加者是什么范围、按什么规矩确定的，不少参加者都是被临时通知到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事前一无所知，他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质问：“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胡耀邦也是被突然通知赴会，毫无精神准备。
根据老人们的意图，１月１０日，胡耀邦作了检查。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