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立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他写这封信是很慎重的。然而，他揭露这件事给自己惹了麻烦。不久，陈云的秘书给胡启立打电话：“陈云同志马上要去南方，走之前他要来看望你。”陈云是长辈，那有陈云看望胡启力的道理？所以，胡启立急忙说“还是我去看他老人家。”说完，放下电话就赶到了陈云家里。见面后，闲聊了几句，陈云突然问胡启立：“你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吗？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你知道吗？”胡启立本想一条一条地回答，但转念一想，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还会提别的问题。就直率地对陈云说：“您老人家有什么话就直说。”陈云说：“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以后你不要同他作对。”三年以后，胡启立随赵紫阳下了台，陈云那里送来了陈云同胡启立的这次谈话记录，上面注明“根据录音整理”，让胡启立签字，随后作为文件发给党内。胡启立没有想到他们谈话时背后有录音，庆幸自己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话。
邓力群1987年十三大落选。事隔若干年后的２００６年，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讲了一件令人注意的事：1988年胡耀邦和邓力群两人都到湖南长沙参加刘少奇纪念馆落成典礼。邓力群通过他的秘书刘中海给李汉平打电话，说是首长想看望耀邦。李汉平按耀邦意见回绝了邓力群会面的要求。但邓力群执意要见，再次让秘书打电话。耀邦不好再回绝，只好勉强同意了。两人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送走邓力群后，耀邦脸色很难看。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饭也不吃。李汉平就陪他一起散步。李汉平问耀邦：“你们谈这么长时间，谈了些什么？”胡耀邦面带忧虑地说：“他要我和他们一起倒赵。”李汉平未加思考地说：“那不好吗，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停下了脚步，严肃地说：“李秘书，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曲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决不能’倒’。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李汉平：《胡耀邦和邓力群的最后一次见面》，原准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上发表。
后撤稿）
“民主生活会”使胡耀邦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胡耀邦对他亲近的人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想把我搞臭。“１９号文件”是羞辱（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罗列了胡耀邦“在经济工作方的一些严重错误”，１月２日给邓小平的信和１月１０日、１５日在生活会上《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３０００人来，是外交部的申报：到１９８９年来１万人，常委都圈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３０００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４页）
有许多重大人事问题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同上，第３９页）
胡耀邦还说：（生活会）完全是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道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这七八年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同上，３６页）
将一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地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同上，３８页）
胡耀邦就对他不公正的处理，还对李锐说：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本来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目的结论。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坦然的。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同上，４３页）
胡耀邦为中国改革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改革思想深得人心，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将这样一位总书记不明不白地推下台，造成了不公平的史，会在群众心中留下什么呢？答案是：对胡耀邦的无限同情，对顽固力量的强烈不满。这种同情和不满，会凝聚成一种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将会暴发出来，化成惊天动地的怒吼。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学潮采取了果断措施：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消方励之副校长职务；１月１３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老作家王若望党籍的决定，并于１４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布这一决定；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纪处分”；１月１７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这个决定事后通知方励之，并在他所在的党支部宣布；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是邓小平在１２月３０日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定下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两次谈到要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这次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社科院的张显扬，但没有登报。吴祖光、王若水则是采取“劝退”的方式让他们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对这次学潮的某些鼓动者、组织者，采取了专政手段。
这时学生也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
这样，持续一个多月的、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学潮终于平息了。
第2节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邓小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越失望。第一次是１９８１年批评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第二次是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工作领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满。对思想战线的批评材料不是来自胡耀邦，而是来自乔木、力群。邓一问，他们反映的确有其事。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这使邓胡分歧增大。清除精神污染是小平提出来的，有扩大化现象。搞了２８天不了了之。本来就完了，邓也觉得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这以后胡耀邦多次对这一段评来评去：“提法不科学”“搞了扩大化”。外国记者也从中挑拨。
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说：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得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缺点。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作协四大，在耀邦讲话造成的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发泄了很多怨气。作协选举，所有清除精神污染的积极分子全部落选。一些党内元老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作协四大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协四大是耀邦和启立主持的。耀邦也就成了元老们不满的对象。
１９８５年7月14日，邓小平找石、胡启立谈话，指出胡耀邦和陆铿谈话很不得体，让他们给耀邦的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１９８５年在北戴河，在启立、石给耀邦传话之后，赵紫阳对胡耀邦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要有个交待。”当时胡同意了。但他却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后来赵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胡没有回答赵的问题。
邓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０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访问，谈话两小时，并作录音。
在陆铿的提问下，胡耀邦谈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情况。陆铿回去后写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这篇访问记传到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
１９８６年，杨尚昆从北戴河回来问赵紫阳：“耀邦同陆铿的谈话你看过没有？”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实，由于老人们认为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换下来。１９８６年春天，胡耀邦到赵紫阳家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小平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胡耀邦当时是接受的态度。耀邦还对赵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赵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我们俩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在６０－７０之间），没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让启立来接吧。”胡说：“让启立马上接还不行。”赵说：“能否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来轮流主持，轮流值班。”胡说：“这个意见好。”赵紫阳认为，事实上，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中顾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耀邦换下来，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很天真，只理解为年轻化，没有理解邓这次谈话更深的含义。
１９８７年１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由于陆铿谈话和学潮，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渡变为强迫他辞职。
赵紫阳事后对本书作者说：小平本来对耀邦很好。闹成这样的结局是两人的政见不一致。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
从清除精神污染沿袭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陆铿谈话是导火线。“八六”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小平一直是信任我的。他认为“六四”才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经历耀邦那么长的过程。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信任一年一年的减少，最后完全不信任。
有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邓小平退休。在一次小会上，邓小平自己提出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其他人都挽留，唯独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这个“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们的众矢之的。这大概是陈丕显在天津大讲邓小平是我党领袖的原因。老人们不让邓小平退休，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在他们心目中有地位，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１９８６年《深圳青年报》发了一篇《欢迎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曾引起了北京高层的强烈不满。1986年12月，新华社社长穆青在国内工作会议上还说过这么一段话：“这次中央讲到，学生闹事很值得反思。原来没想到闹得这么大。为什么？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还发了这篇文章的反应消息。……”后来，《深圳青年报》被查封了。
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这只是赵紫阳的个人看法。到底胡耀邦下台与他赞成邓退休有没有关系？１９８６年５月，邓小平同胡耀邦谈十三大人事安排（就是赵紫阳说的那一次：即邓想通过缓和方式把胡换下来的那一次谈话），耀邦说：我已过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要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耀邦由衷地赞成。（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注５，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４５页）在那次“生活会”上，有人说胡耀邦“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为此，胡耀邦多次辩解：“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的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胡耀邦是老人政治的牺牲品。他虽然名义上是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实际上他必须听命于一批老人。这批老人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这批老人中最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还有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这批老人的核心。一些重大事情，只要邓小平、陈云看法一致，就定下来了。李先念的发言权仅次于陈云。其他老人可以和邓、陈交换意见，沟通信息，他们的意志以影响邓小平、陈云的方式来体现。身处第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是名义上的，他们是为这些老人办事的（赵紫阳称自己这个总书记是“大秘书长”）。如果他们使老人们称心如意，他们的位子就可以坐稳。如果老人们不喜欢他们，随时可以换下来。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在改革问题上一个比较保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