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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指导思想，但加上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定语。这样，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可以放手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和先进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经济提到了首位，阶斗争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邓小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的思想，淡化了意识开态的影响，让人们放手发展经济，实现他提出来经济上“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淡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阶性，私有企业主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处于全面衰退的今天，把“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这些任何政党都可以提出的普适性目标，代替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第四，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领导权，但这个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相信传统的教条，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他们不再唱共产主义的高调，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他们不追求出身纯之以纯，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一起奋斗的人们……他的宗旨，他的作风，他的成份，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1995年广为传的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俗称“左派万言书”）中，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变化：一、党组织的弱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堡垒”，是“铁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像一种骨质酥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得益，而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四、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左派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他们是从他们的视角提出问题。
第五，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贫富差距越为越大。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由3624。1亿元增长到88189。6亿元，增长了23。33倍，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幅度（31。5％）。按汇率换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84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000美元。经过２０多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块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跨世纪前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2004年初完成的调查报告称，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1995年的0。437高出1。7个百分点。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19。8％，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1。9％，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财经》2004年3／4期合刊）这个数据考虑了住房的差别，但没有考虑医疗差别，没有考虑灰色收入，也没有考虑收入最高层的收入。因为最高收入层是很难进入调查样本的。如果考虑这些，吉尼系数可能超过0。5。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它在０到１之间，如果基尼系数为０，则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为１，则表示全社会的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不平等程度偏大。从上面数据看，中国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水平之高，而是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之快。进入新世纪，基尼系数还在继续扩大。
第六，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２０００年）一书中，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作了修订（未出版）。分析方法是，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上，中上，中，中下，下）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2004年全国就业总人数是75200万人，我们可以算是每一个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11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5％，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媒体，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常常被高处的“云雾”所笼罩，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蒙胧的印象，很难得知其真面目。越到顶端越是蒙胧。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50万）、中高层干部（约50万）、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约800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10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约1500万人）总共大约258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3。4％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3、中等阶层。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字，专业技术人员（工业、农业、卫生行业）大约1800万人、高中专任教师193。3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85。84万人，县以上独立核算研究机构及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25。2万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律师、会计等共约1200万人、党政机关公务员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1000万人、小型私有企业主300万人，个体工商业者2350万人，其它处于中等地位的约有1000万人，以上总计9254万人，占全国从业者总数75200万人的12。3％。
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农村稳定劳动力阶层。主要是指在农村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2004年为30596万人，扣除管理人员剩下约3亿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12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城市稳定劳动阶层。据统计局最新数字，2002年采掘业558万人，制造业8307万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90万人，建筑业3893万人，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98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2084万人，总共15230万人）。2002年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从业人员4969万人，其中没有自己的经营点、专为人打工的约有3500万人。在中下阶层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730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4。8％。
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
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部分人约135000万人。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2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25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9000多万人。（统计局数字，2004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668元，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世界银行估算中国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6人亿人。中国农业大学调查结论，绝对贫困人口为1。4亿左右。我取9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7。9％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10个等级（最高为10，最低为1），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我能得到的社会家的调查数据），将不同的职业的财富、权力、声望纳入不同的等级。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查数据和实际判断，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中的权数：财富为0。36，权力0。38，声望0。26。例如，高官员的财富等为7，权力等为10，声望等为9，加权综合后为8。66。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7，权力等级为6，声望等级为10加权综合后为7。40。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数据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加权综合数据7。5以上的为上等阶层，6－7。5的为上中阶层，4。5－6的为中等阶层，2－4之间的为中下阶层，2以下为下等阶层。（见下表）
2004年全国就业人员总数：75200万人。
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社会群体财富等（权数0。36）
权力等级（权数0。38）
声望等（权数0。26）
加权综合等极占从业总人口的比重（％）
所属阶层高官员71098。66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8988。38大公司经理9878。10大型私有企业主10767。821。5％上等阶层高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知识界、文艺界名人）76107。40中高层干部6877。02中型企业经理7576。24中型私有企业主8566。34外资企业白领雇员9466。32国家垄断行业中层企业管理人员7576。243。4％上中等阶层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5575。52一般律师5675。90大中学教师5575。52一般文艺工作者6575。88一般新闻工作者6575。88一般机关干部4675。54一般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4554。64小型私有企业主7455。34个体工商业者6454。9812。3％中等阶层生产第一线操作工人4243。24流动民工3132。24农民2142。1464。8％中下等阶层城市下岗待业人员2121。62农村困难户111117。9％下等阶层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的特点。从社会和谐角度来看，这些特点都是负面的。这些特点是：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17。9％）。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就业人口82。7％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
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跨世纪前后，全国有1亿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流动民工。流动民工在城市工作，却是农民身份。这就把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带进了城市，使中国城市成为“二元城市”。“二元城市”的一元是原有的城市居民，另一元是从农村来城市务工的农民。这两个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不同，就业场所和劳动报酬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思维方式也不同。流动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沿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沿下是很不安全的，更不可能奢谈和谐。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2。3％，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